意见领袖 | 李庚南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各方面汇集的数据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核算“长假红利”的含金量，检验假日经济的成效，验证消费复苏的步伐、消费增长的韧性。但假期消费的脉冲式增长，显然还难以匹配整体消费改善的程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社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2.4%，创36个月新低，其中3月份仅增长1.7%；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至5.4%的高位，为36个月最高点。这组数据与“五一”假期出游消费数据形成明显的“温差”，不得不引发市场对消费低迷背后深层问题的思考。
毋庸置疑，消费在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压舱石”地位正不断被强化。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实际上成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民生改善的交集。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既带动了生产和投资，也连接着供给和需求，不仅事关就业民生和社会福利，而且对畅通经济循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瓶颈，也是经济持续稳定向好的希望所在，也因此成为近年来宏观决策的基本着力点。相关政策举措聚焦于制约消费增长的突出矛盾，从政策架构体系上体现了体现了对消费背后辩证法的认识在不断深刻。
辩证地看，尽管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且亮点纷呈，GDP、外贸、工业增加值等指标表现均超预期；但在外部环境压力增大背景下，消费需求不足仍然是当前扩内需中面临的主要矛盾，而居民收入增长滞后、收入预期不稳、家庭财富缩水等因素导致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下降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何抓住消费这一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无疑是当前提振经济的核心与关键。我们不能就消费论消费，而应将其置于总供求失衡、居民财富结构变化、收入预期不稳等系统性矛盾中理解。要以辩证的思维从各种现实矛盾中寻求破题思路。
其一：要辩证看待消费市场供强需弱状况。这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2026年消费市场实现平稳开局，已出现若干积极变化，但根本性改善尚待确认，供强需弱仍然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剖析这一矛盾形成的原因，既有总量方面的不匹配，表现为实际需求不足，也有结构方面的供求错位。
从总量看，消费市场已出现回暖但“温度”不均。表现为：一是消费增速持续放缓。社零增速自去年5月以来持续下降。2026年1-3月社零总额累计同比增长2.4%，增速破36个月新低，其中3月份单月社零仅增长1.7%，环比仅微增0.14%；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累计增速由2023年四季度的9%持续降至2.6%，创13个季度最低。这表明消费虽温和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固。二是消费价格持续承压。虽然4月CPI同比上涨1.2%，但1-4月平均仅涨0.9%，且CPI回暖主要受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引致的输入性通胀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影响，核心CP仍处于偏低水平，说明当前消费市场仍处于供强需弱状态。
从结构看，消费升级与降级并存。在总体消费需求萎缩格局下，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今年“五一”消费图谱看，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的并存，而非单一的消费降级。“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其中，县域旅游订单增长 128%，高端旅行产品增长76% ，体验型消费增长 45% ；而人民银行支付业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显然，银联、网联所呈现的消费笔数与消费金额增长的极不匹配性。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实际包含三重深层次逻辑：一是表象之下的“降级”。表现为消费者追求极致性价比，挤出价格泡沫。二是分化之中的“升级”。表现为消费重心转向“体验”与“纵深”，已进入为“情绪溢价”买单的时代。三是线上线下分化。线上消费增长强劲，线下实体商业面临严重的“旺丁不旺财”困境。
其二：要辩证看待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的不足。这是当前供强需弱矛盾的主要方面。
尽管导致供强需弱的因素很多，但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不足显然是主要的约束条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消费能力不足与消费意愿低落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体现的是总量与心理层面的双重问题。能力不足会抑制意愿，而意愿低落会反过来降低对收入改善的敏感度。
一方面，居民消费能力不足是导致消费市场低迷的最直接因素。这种不足主要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分配结构失衡，既有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减少的因素，也有生活成本上升、家庭负担增大的因素。数据显示，问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从2021年末的8.1%降至2026年1季度末的4%，其中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累计增速由2021年末的9.6%降至目前的4.9%；人均可支配财产性净收入累计增速由2021年末的10.2%，降至1.6%。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减缓的态势，无疑与近年来实体经济面临外部冲击、需求不足多重压力叠加导致效益滑坡、经营困难密切相关。企业效益滑坡、经营难以为继势必直接导致降薪、裁员，从整体上弱化居民消费能力；而楼市持续下行带来的居民家庭财富的大幅缩水直接减少了居民家庭可支配的财产性净收入。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为内核的新经济、新业态正在修改社会资本循环的逻辑，从而也在刷新传统的消费能力增长逻辑。以人工智能为内核的新经济业态，其资本循环中的工资性支出即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中的可变成本（V）将因为技术替代劳动而被大大压缩，资本循环形成的剩余价值中更多来自不变资本（C，如算力、数据）的贡献。也就是说，这些新经济形态在贡献GDP的同时，溢出的、本应用于追加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V）在缩减。这势必直接从总量上削减社会资本循环中可用于生活消费的价值。因此，在现有的社会资本分配框架下，AI新经济客观上会系统性降低工资占比，从而内生地抑制总消费能力。
另一方面，需求端制约消费增长的一个更深层的因素是，居民消费意愿不足。
消费意愿本质上是信心问题。如果说收入（即可变资本V的规模）决定了消费的“天花板”，那么当前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则说明实际消费远未触达这个天花板。这意味着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和心理性障碍。表现为：
一是预防性储蓄过强。在收入预期不稳、就业不确定性增加、社保保障预期不强的背景下，即使当前有支付能力，居民也会选择增加预防性储蓄、主动去杠杆（提前还贷），表现为央行储户调查中“更多储蓄”占比持续高于“更多消费”。这是最核心的“被动不消费”。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我国住户存款余额已攀升至约174万亿元。
二是财富效应萎缩与家庭资产负债表缩表。与庞大的存款相比，居民贷款增长几乎停滞，去杠杆特征鲜明。公开数据显示，一季度住户贷款仅增加296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消费贷）减少1640亿元，居民缩减消费、主动降杠杆；中长期贷款（房贷）虽增加4607亿元，但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降至36.72万亿元，同比增速为 -3.1% 。总体上，居民部门“缩表”倾向明显：“提前还贷”仍在持续，新发放的贷款，部分被大规模的提前还贷抵消了。居民负债更趋审慎，即使是当前购房的刚需群体，也倾向于少用贷款或使用公积金，而非足额使用商业贷款加杠杆。
三是社会流动性减弱与预期转弱。尽管目前名义CPI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毋庸讳言，居民所承受的按揭、房租、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压力依然明显。这些压力势必挤压居民用于其他消费的“自由现金流”。当人们看不到收入持续增长、阶层跃迁的希望时，就必然会从“投资未来”转向“防御当下”，消费结构趋于保守，发展型消费（如教育、大件耐用消费品）被压缩。
其三：辩证地看待消费市场供需错位与错配问题。
在总量供强需弱的背景下，除了供需结构性错位外，还存在质量上的错配。在当前“供强需弱”的背景下，探寻提振消费需要跳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宏观表象，深入到结构和机制层面，需要辩证地看待在供强需弱表象之下的供需错位与错配。这种错配表现为：
一是总量上的“假性过剩”与结构上的“真实短缺”并存。假性过剩，就是低端、同质化、体验差的商品（如普通服装、基础家电）严重过剩，只能降价竞争。真实短缺，就是指高品质、个性化、高情感价值及与闲暇时间匹配的服务（如优质医疗、深度旅游、专业兴趣培训）供给不足。“五一”小长假体验式消费的爆发性增长与人均消费单价贴地式爬行并存的反差，无疑映射出当前消费群体、消费结构与消费模式的变化，反映了总量上“假性过剩”与结构上的“真实短缺”的并存现状。
二是“供给创造需求”的失效与“需求牵引供给”的失灵。一方面，AI、智能家居等技术进步，还未能有效降低或分担消费者的学习成本和隐私担忧，还无法创造有效需求。另一方面，消费者对安全、保障、体验的基础需求，因标准、监管等制度供给不足，无法有效传递给生产端，导致供给与真实民生需求脱节。
三是收入的存量约束与消费结构的增量跃迁之间的矛盾。随着代际更替，Z世代群体的消费正从“买实物”转向“买体验、买服务、买闲暇”，但收入分配仍以工资（V）为主，限制了这种跃迁。同时，高企的预防性储蓄，本质是居民对未来“闲暇与安全”的延迟购买，客观上也是一种被压抑的需求错位。
四是消费的社会基础设施与供给错配。包括闲暇时间不足（加班文化抑制享受型消费）、消费场景缺乏吸引力（服务创新不足）、以及社会保障网不完善导致的“不敢花”。
要破解这种错配以提振消费，核心是推动供给端的“质变”。 关键在于改变“低价低质”的竞争惯性，通过法规、技术和市场机制的合力，推动升级优质供给，把流量转化为“留量”和真正的购买力。当供给能真正响应未被满足的潜在需求时，消费提振就有了内生动能。
总之，我们要以辩证的思维，从体验式消费增长与消费金额低增长的矛盾中，发现新的消费增长点和驱动力。要从供给与需求两端做文章，共同发力。核心是重置供给侧的目标与约束，重塑市场预期，修复需求侧的消费能力与信心。
在供给端，核心是推动从“能生产”到“会创造”。要重新定义“有效供给”，供给不能只服务于资本快速增值，更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要用制度供给降低消费风险，建立信得过的追溯和惩罚体系；要改善分配结构，通过税制优惠，引导企业将更多利润用于缩短工时、提供带薪培训或集体消费基金；同时，还要从社会资本循环角度关注AI发展模式下的分配正义，要从制度上实现AI红利的社会共享。
在需求端，要着力推动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通过政策协同实质性降低居民生活负担，要从“已缩水资产”中释放被冻结的购买力。关键是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尽快企稳回升，阻断居民家庭财富缩水的源头。要夯实社会安全网。通过大幅增加普惠性托育、医疗、养老供给。要进一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在推动稳就业同时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让劳动者看到收入持续增长的路径，而非短期的消费补贴。
需清醒的是，推动供需平衡的关键，不在于让过剩的产能继续生产更便宜的东西，而在于用制度供给来激活被压抑的需求，用创新供给来匹配升级的需求。需要从根本上弄清一个问题：发展经济的核心目标是为资本增值服务，还是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因此，在推动AI发展同时，需要谨慎把握边界，协调好稳定社会结构与促进高科技发展的关系。要关注从社会资本大循环角度，探索AI红利的社会共享机制。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