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罗志恒
以下观点整理自罗志恒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6年4月）（总第83期）上的发言
一、如何看待一季度的“开门红”
1、一季度经济开门红表现：“双5%”增长与物价回升
一是经济增速实现了接近“双5%”的增长，即实际GDP增长5%，名义GDP增长4.94%，接近5%的水平。
二是物价回升，PPI同比结束了连续41个月为负的状态，GDP平减指数已连续12个季度同比为负，预计在二季度转正。名义GDP同比回升带动了微观主体收入的改善。自2023年二季度以来，名义GDP增长持续低于实际GDP增长，导致居民、企业、政府等微观主体收入，尤其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双5%”的增长为微观主体收入带来了明显改善：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长5%，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长5.3%。
2、一季度开门红是一个政策经济现象：财政货币资源靠前发力，地方政府加强调度保开门红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均呈现出“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受内生动力不足与外部冲击影响而回落、三季度政策托底、四季度回升”的现象。这一现象反映出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经济对政策高度依赖。内生动能不足，有必要通过改革来释放增长潜力；经济运行不能长期依赖短期政策，要激发微观主体的内生动能和积极性。
第二，“开门红”是将有限政策资源靠前发力的结果。微观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将年度投资计划加速落地，在一季度大幅提高开工率。所以近年来年年一季度都是开门红，政策靠前发力意味着其后的力度逐步减弱，于是经济增速也有所下行。要密切关注二季度经济的走势。
基于此，中国经济增速形态可概括为“LU型增长”：L是中长期形态、U是年内节奏。中长期看是L型，新旧动能转换导致经济还在增速换挡，需要在“十五五”期间找到4%-5%的增速区间底部，让L型的一横真正实现而非持续斜坡式下行；同时，从年度内节奏看则是U型，呈现“一季度高、二三季度回落、四季度回升”的波动特征。
3、实现一季度“开门红”的两大支撑力量：政策支持与出口强劲增长
一是政策激励支撑基建投资靠前发力。尽管1-2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增速相对偏低（收入和支出增速分别为0.7%和3.6%），但考虑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支出增速分别为-16%和16%），1-2月两本预算支出之和同比达到了6.6%的较高增速。这主要是今年的专项债靠前发力，一季度新增专项债发行了1.16万亿元，发行进度为26.4%，相较前年、去年同期均有明显提高，进而带动一季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长8.9%。
二是出口市场多元化与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支撑中国出口持续高增长。自加入WTO后，中国的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不断创新高，尽管经历过特朗普1.0至2.0时期，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仍达到15%的水平，这到底是短期还是中长期现象？这背后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出口市场多元化，我们的出口中美国市场份额下降，东盟、拉美、非洲等区域的占比上升。中美贸易近年来逐步向脱钩发展，美国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由2000年的约20%下降至目前的约10%；与此同时，东盟、拉美等经济体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不断上升，非洲上升到了6%。
第二个故事是全球进入到产业链重构阶段，引发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升级，从终端消费品升级为中间品和资本品。由于部分产业链转移至东盟等地，但这些经济体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仍需从中国进口大量零部件和机械设备。加之中国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其他经济体在产业链重构过程中仍须依赖中国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尤其是正处于初步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的非洲，对中国中间品和资本品的依赖度持续上升。于是可以看到，中国出口商品从过去的服装鞋帽等终端消费品，向中间品和资本品升级，十年间中间品出口占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而消费品出口占比明显回落。
4、需要关注供给冲击引发的通胀，可能产生的不对称影响
一季度“开门红”中，物价回升是一个重要体现，GDP平减指数连续12个季度同比为负后即将转正。全球供给冲击对此次物价回升产生了较大影响：3月PPI同比上涨与石油价格上行密切相关，当然也与供需改善有较大关系，如人工智能发展带动算力能源投资增长、财政发力拉动基建投资、反内卷推动市场秩序优化。
既然通胀回升逐步成为现实，而且《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促进物价合理回升”，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目标实现？这需要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通胀？我想我们不是为了通胀而通胀，我们要的是通胀背后的良性经济循环——“通胀回升-企业营收改善-就业改善-收入改善”；我们要的是需求拉动型通胀引导经济走向良性循环，而非供给冲击导致的通胀，抑或是货币超发所导致的恶性通胀，因此需要关注此次通胀回升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非对称影响。
一是上游能源企业直接受益于产品价格上升，营收增长快于成本增长，盈利能力显著增强。中游制造业的情况较为复杂：议价能力较强、拥有品牌溢价的企业能将部分成本向下游转嫁，影响相对可控；而处于充分竞争格局中的中小制造企业，则面临“原材料涨价但产品提价困难”的两难困境，利润率明显承压。下游服务业和终端零售行业，虽然直接原材料中原油占比不高，但运输成本上升和上游涨价的层层传导仍会压缩其利润空间，尤其对毛利率本就偏低的快递物流、大众餐饮等行业冲击更为直接。
二是不同规模企业的处境也不均衡。大型企业通常拥有更强的成本管控能力、更完善的套期保值工具和更大的价格谈判空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油价波动；而中小微企业往往缺乏这些缓冲手段，成本压力更容易变为利润压力。
三是居民方面，油价上涨的影响同样不对称。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中，食品和交通等基本生活支出占比较大，油价上涨引发的运输成本增加和出行费用上升对其实际购买力的冲击更为显著；而高收入群体消费结构中基本生活品占比较低，受到的冲击较小。
二、需要关注的短板与优化方向
1、一季度消费增速虽有回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一季度社零同比增速2.4%，明显低于疫情前水平。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62%，无论与疫情前还是近两年相比均明显偏低，反映出居民预期尚未明显改善。促消费、扩内需既可实现内部供需平衡，也可改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但消费本身不是目的，民生福利改善才是根本。
2、短期以旧换新政策的优化方向
针对消费短板，今年安排了2500亿元的以旧换新资金，短期将继续对提振消费起到积极作用，但未来优化方向值得探讨：第一，有必要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中国居民消费率约为40%，美国为68%，相差28个百分点，中美商品消费率大致相当，差距主要在于服务消费。发展服务业既能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也能解决大量就业问题。耐用消费品消费刺激具有透支效应。第二，资金可用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若将2500亿元用于1.8亿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人群，每人每年可增加1388元（每月约116元），城乡居民养老金可提高至361元，这种优化方式或许能更有效地提振消费。
3、根本方向：加快实施居民增收计划与制度改革
扩大内需更为根本性的方向是加快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供给体系从“供给促进”转向“需求促进”。这需要财税制度和统计制度进行系统性改革。
从财税制度方面看，核心问题在于要激发地方政府从招商引资、供给促进转向需求促进和提振消费。以服务业为例，地方政府对发展服务业存在纠结心态。一场演唱会在南方城市举办，虽然带动了当地人流和餐饮住宿，但门票收入的大头归于经纪公司，其对应的核心GDP和税收均计入经纪公司注册地（如北京、上海或杭州），而演出地仅能获得较少的溢出效应。这种收益的不对等，削弱了地方发展服务消费的积极性。
因此，税收分享制度应逐步向“消费地原则”转变（或增加按消费地分配的权重），将税收与实际消费发生地挂钩，从而真正调动地方政府优化消费环境、发展服务消费的积极性。
从统计制度看，同样需要改革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供给端生产端的指标较为健全完善和系统性，但是需求端高频指标相对有限：月度分析主要依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但社零仅涵盖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不包括教育、医疗、文旅等其他服务消费；季度分析虽有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涵盖范围更广，但发布频率和时效性有限。
值得肯定的是，国家统计局自2023年起已增设“服务零售额”月度累计同比指标，服务业生产指数也持续发布，统计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但仍存在不足：一是服务零售额目前仅公布累计同比，未公布绝对规模和当月同比；二是服务消费内部细分行业（如文旅、医疗、教育、家政等）的月度数据仍较为缺乏。
随着服务消费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持续提升，消费统计体系应加快从“以商品为主”向“商品与服务并重”转型，提升服务消费数据的频率和颗粒度，为宏观决策和市场研判提供更坚实的数据基础。
三、弥补消费短板的路径：两个抓手与一个创新
针对消费短板，泛泛地讲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优化供给的增量意义已经不大了，需要进一步深入下去如何提高居民收入、优化哪些供给、具体的障碍和堵点在哪里，这些研究都要进一步推进。这里简单分享下优化国民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的三个方向：可采取“两个抓手”和“一个创新”的政策路径。
1、两个抓手：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
消费率偏低的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偏低，而企业占比偏高，这里边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源自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低，居民劳动报酬占比也偏低；企业偏高又源自国有企业占比偏高、上市公司分红率偏低。
因此，第一个抓手是国有企业。有必要推动国有企业提高上缴财政的比例，专项用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第二个抓手是上市公司。提高上市公司分红比例，使收入从沉淀于企业的状态转向居民部门，成为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测算显示，若分红率提高10个百分点，居民财产性收入将有明显增加。
2、一个创新：借鉴财政贴息理念和方式，发行国债建立“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
企业增加员工工资的前提是企业要有盈利企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直接增加员工工资面临现实困难。可借鉴财政贴息理念，通过发行国债成立“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选择部分城市开展试点。具体而言，对企业增加员工工资的部分，财政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如涨100元工资，财政补贴10元），以此引导企业提高居民收入。
综上，一季度经济“双5%”增速的开门红，既展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也再次印证了“L/U型增长”的特征，即中长期寻找底部区间、年内节奏呈现U型波动。开门红本质上是一种政策经济现象，反映出经济对政策的高度依赖。要让短期动能转化为长期潜力，关键在于补齐消费短板、重塑增长动力：短期应优化以旧换新政策，中期通过“两个抓手”与“一个创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长期则需通过财税与统计制度改革激发地方发展消费的积极性。归根结底，消费本身不是目的，民生福利改善才是根本。唯有居民“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中国经济才能真正走出一条需求牵引供给的良性循环之路。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本文作者介绍：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注册会计师，高级经济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财政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