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世锦
当前需求不足的关键并非投资和出口，而是消费。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差约20个百分点，这一差距并非近期出现，而是长期存在，但在近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被逐步暴露。从消费结构来看，商品消费总体上差距不大，短板主要在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发展型消费，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养老等领域；从人群来看，农村居民及近2亿进城农民工的发展型消费不足最为突出，背后与城乡二元结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偏低、收入差距较大等深层因素密切相关。
GDP作为当年全社会增加值的总和，被称为“最终产品”，但实际上并非自然意义上的最终产品，需剔除生产性投资（将再次进入生产过程的投资）。终端需求是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总和，后者主要是与民生相关的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及部分服务业投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房地产和基建高速增长，从国际比较看，实际上存在着某些超前投资的问题。近年来，房地产大幅下跌，基建也在减速，原先被覆盖的消费结构性偏差问题浮现出来，成为终端需求中“卡脖子”的短板。终端需求增长放缓和相对收缩是导致宏观经济减速、产能过剩加剧、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的主要原因。当前经济面临诸多实际问题，包括价格低迷、地方债务负担、城市白领阶层消费降级、产能严重过剩等问题，都是由终端需求不足派生出来的。
扩大消费要把注意力和重点放到解决终端需求中消费比重结构性偏低这个源头性问题上来。把终端需求提到合理水平，经济运行才能有源头活水，诸多派生性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这是解决需求不足的第一性原理。因此，也应该把刺激政策资金重点用在解决源头性问题，好钢用到刀刃上，事半功倍。
“十五五”时期要从原有的增长框架走出来，确立新框架，发展的内外环境、需求供给条件、增长动能都要发生重要乃至转折性的改变。
在消费结构升级方面，一是补齐消费占GDP比重的短板，力争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真正成为消费大国；二是提升消费国际化水平，既消费国内产品和服务，也扩大对国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三是重视发展型消费，明确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型消费既是消费，也是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支撑创新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并非要维持制造业的固定比重，而是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综合指标衡量转型升级成效。随着经济进入创新阶段，基于以往经验的政府产业政策效果会有所下降，培育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变得更为重要。
对外贸易领域，应在增强出口竞争力的同时扩大进口，并推动以人民币支付结算，以此扩大离岸人民币规模，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人民币在国际计价、支付结算、储备中的占比仍低于5%，与实体经济地位严重不符，扩大离岸人民币规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金融结构调整方面，中国社会净资产已达较高规模，2022年达756万亿元，国民收入与社会净资产比例接近发达经济体的1：5—1：6。随着房地产投资价值下降、银行储蓄利率走低，大量居民资产将进入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新的资金来源。未来，资本市场应在资产端培育头部科技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在投资端增加养老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比重，既支撑创新发展，也帮助居民提升财产性收入，进而促进消费。
在收入分配与税收改革方面，基尼系数应努力降至0.4以下，中等收入群体需从目前的4亿人扩大至8亿—10亿人。税收改革应从以生产环节的流转税（如增值税）为主，转向重视收入税和财产税。
宏观政策的核心是解决宏观平衡，无法解决资源分配的深层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政策越松越好”。当前中国宏观杠杆率已超过300%，仅次于日本等少数经济体，宏观政策放松需把握边界，更重要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解决深层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
来源：经济观察网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