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王剑、陆利平、李杨
金融“五篇大文章”既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金融业肩负的使命担当，也驱动着金融机构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实现综合化转型。面对当前社会货币资本积累日趋丰厚、金融需求日益多元的战略机遇，金融机构应超越传统的经营逻辑，回归“实现投融资精准匹配”的金融本源。通过组织重塑、数字技术赋能与绩效体系优化，构建具备高度灵活性与专业深度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步入后期，金融业核心职能正经历从“动员储蓄、规模扩张”向“功能适配、投融资匹配”的深刻演进。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既是宏观政策的重要导向，也是对金融机构在复杂供需环境下综合金融能力的系统性检验。面对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及数字金融领域高度差异化的需求，传统单一牌照、分部门运作的金融模式已难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笔者认为，金融机构应通过组织架构重塑、数字化中台赋能以及考核激励机制的根本性变革，推动经营模式从“以牌照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流程化重构，构建适配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No.1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金融功能重构
工业化后期资本积累的特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催生了对资本的大规模、同质化需求。在该阶段，金融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储蓄动员，即通过银行系统将分散的社会资金汇聚，并投向以土地、房产等实物为抵押的重资产领域。该时期金融运行呈现出典型的“短缺经济”与“简单金融”特征，金融机构依托标准化的存贷款业务即可支撑实体经济规模化扩张的增长需求。随着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我国社会货币资本积累已达到较高水平，但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渠道并未随之完全通畅。在工业化后期，增加资本积累的规模效应已不再是主要关注点，核心矛盾从资本稀缺转化为资本盈余与有效资产供给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同时，融资主体日益多元化的风险收益诉求，与传统金融供给模式之间产生结构性矛盾。
投融资匹配功能的逻辑转向。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金融的任务已从单纯的资金融通转变为精密的投融资匹配。这种转变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投融资两端需求的深度异质化。融资侧，企业已不再仅仅满足于获得信贷资金，而是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包括股权融资、并购整合、风险管理以及产业咨询在内的全方位金融服务。投资侧，随着居民财富管理意识的觉醒与无风险利率中枢下行，社会闲置资金在风险溢价追求、跨期收益平滑与资产安全保障等多维目标之间的权衡需求日益凸显。这要求金融中介必须具备更强大的资产创设能力和更精准的风险定价能力。投融资两端的双重复杂化趋势，要求金融机构突破单一的“信用转换”职能，向能够实现复杂风险收益配置的“金融适配器”职能转变，这也正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产生的深层经济逻辑。
No.2
金融“五篇大文章”蕴含的差异化需求特征
科技金融领域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增长预期与高风险溢价特征。科技企业，尤其是处于研发攻坚期的初创主体，其核心资产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为主，缺乏传统信贷所依赖的硬抵押物、强担保资源。此类主体在成长过程中面临极高的不确定性，其现金流分布往往呈现“前期高投入、后期指数级增长”的非线性特征。传统银行的风险控制原则与科技创新的内在风险属性存在天然错位。因此，科技金融的核心在于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解决方案，不仅涉及债权融资，更迫切需要股权投资、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以及针对创始团队的综合金融服务。这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具备跨越银行与资本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能力，通过多元化的金融工具组合，实现对科技创新风险的合理定价与跨周期风险管理。
绿色金融涉及将环境正外部性有效内化，并进行长周期资金的精细配置。绿色低碳项目通常社会效益显著，但在财务表现上多表现为投资回收期长、初期收益率低、环境风险评估复杂等特点。单一的信贷支持难以覆盖从项目开发、建设、运营到碳资产管理的全生命周期。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绿色金融需求已从基础的绿色信贷延伸至绿色债券、碳金融产品、ESG风险评级以及转型金融方案设计。金融机构应着力解决环境效益的量化难题，通过综合运用绿色贴息、环境保险、资产证券化等工具，将外部效益转化为可量化的金融回报，从而满足绿色主体在不同阶段的多元化融资需求。
养老金融反映了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对跨期财富平滑的迫切需求。养老资金具有规模大、期限长、风险偏好低的特征，核心需求是在长周期内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在当前宏观利率中枢下行、优质长久期资产稀缺的环境下，传统的银行存款或单一理财已难以满足跨期养老支出目标。养老金融需求具有综合性与多元性的特征，涵盖基本养老、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以及个人养老金业务，并延伸到家族信托、医疗保障保险及财富管理服务。这要求金融机构能够实现资产管理业务与保险业务的深度协同，将社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转化为风险可控、收益稳健的标准化养老资产，实现投融资两端在期限与风险上的高度适配。
普惠金融已从扩大可得性转向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近年来，在政策推动下，普惠小微领域融资覆盖面已显著扩大，“融资难”问题得到阶段性缓解，但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对财富管理、经营风险规避及数字化运营的需求日益凸显。同时，这类客群的融资需求通常分散、高频且受行业周期影响，传统信贷服务难以完全覆盖其综合经营需求。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整合金融资源，在保障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长尾客户提供与其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理财组合、保险及数字化支付结算服务，从而在资产端与负债端实现双向赋能。
数字金融在赋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中呈现出深度嵌入产业生态的特征。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对金融服务“场景化”与“无感化”的需求。数字产业主体及其上下游生态不再满足于缺乏场景融合的信贷支持，而是需要金融机构将支付结算、供应链融资、汇率风险管理及资产管理等功能无缝嵌入其自身的数字化业务流程。这种需求已超越了简单的融资范畴，延伸至经营赋能、数据资产评估及产业链协同等领域。金融机构必须具备强大的技术转化能力，通过构建开放银行生态，将金融功能转化为可配置的数字化生产要素，以应对实体经济对跨牌照、跨地域金融服务的需求。
No.3
综合金融服务的实践路径与内在约束
综合金融主要为全能银行、金融控股集团及同业合作三种模式。全能银行模式是综合金融的一种理想形态，以德国等欧洲国家为代表。在此模式下，单一法人主体内部即可直接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租赁等全牌照业务，实现真正的“一站式”服务。由于业务在同一资产负债表内统筹，其协同效率高、内部交易成本低。然而，全能银行模式对监管机构的风险穿透能力要求极高，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下，该模式缺乏直接实施的制度环境，参考价值更多体现在其业务逻辑的一体化上，而非形式上的生搬硬套。
金融控股集团模式是我国大中型金融机构的主要演进方向，主要有两种组织形式：一是在控股集团下设独立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独立法人机构，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和平安集团；二是由大型商业银行为母公司，控股各类非银金融子公司。其核心在于集团层面统一战略与资源调配，实现“一个客户、多个需求、一站式服务”的协同效应。该模式的优势在于资源储备雄厚，能够全方位覆盖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多元需求，但内部协同机制复杂、各法人主体间存在“隔阂”也容易导致资源流转受阻。
同业合作模式则多见于牌照有限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其通过与证券、保险等机构开展业务合作，补齐自身功能短板。例如，城商行与证券公司合作开展投贷联动，或与保险公司合作为小微贷款提供保证保险。该模式灵活性强，能够迅速响应区域市场的个性化需求，但合作稳定性受制于外部契约执行与利益分配机制，在面临复杂、跨期长的金融项目时，往往因协调成本高而无法深入推进。
综合金融落地面临的主要瓶颈。在服务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实践中，银行一线工作人员面临前所未有的专业挑战，既要作为需求挖掘者，深度理解科技、绿色等领域的需求，又要作为资源整合者，统筹调配集团内部的各类复杂金融工具。这不仅要求银行一线工作人员既要掌握传统信贷逻辑，还需熟悉资本市场、保险精算以及产业技术趋势。目前行业普遍缺乏此类复合型“通才”，导致一线工作人员在挖掘到客户深度需求后，往往因不熟悉非银产品或无法调动跨条线资源，而错失服务良机，使得综合金融方案在交付环节出现断点。
此外，不同规模的机构面临不同的困境。小型金融机构贴近客户、相应灵活，但受资本与牌照限制，难以提供“一站式”闭环服务。大型机构虽牌照齐全，但内部职能部门之间、母子公司之间普遍存在壁垒。不同牌照下的金融机构在风险偏好、考核指标及监管合规要求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现行的分业考核体系下，各单位往往优先追求自身绩效最优，而非客户整体价值最大化。这种利益机制的错位导致内部引流动力不足，各部门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孤岛”与“相互推诿”，使得综合金融优势难以对金融“五篇大文章”形成跨牌照的有效合力。
No.4
综合金融能力的演进方向与重构策略
以客户价值为核心的组织重构，推动从“职能驱动”向“流程驱动”的架构升级。传统的按牌照或产品划分部门的逻辑，已滞后于客户需求的多元化发展。金融机构应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矩阵式结构，将分散的职能部门转化为以特定客群需求为导向的敏捷业务单元。例如，针对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特定场景，组建涵盖信贷、投行、资管、保险等职能的复合型团队，统一考核与激励机制，推动各部门从“利益竞争”转变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协同关系。通过组织重构，将过去“串行式”的服务流程转变为“并行式”的协同关系，确保每一个复杂需求都能获得跨领域、全方位金融资源的实时响应，从制度层面消除“部门墙”对服务效率的影响。
以数字化赋能综合金融服务，依托专业化中台体系实现对业务的全面支撑。夯实数字化底座是构建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的重要前提。金融机构应致力于打破跨法人、跨系统的“数据孤岛”，构建集团层面统一的客户视图，确保能够基于全口径的数据流深入挖掘客户需求，提升服务的精准度与前瞻性。在此基础上，中台应发挥“数字化大脑”的资源整合与方案设计功能。面对科创企业并购、绿色低碳转型或普惠客群资产配置等高度差异化的业务场景，中台应敏捷响应，融合智能算法与专家知识库，跨板块调度信贷、投行、资管等多元化资源，输出模块化的综合金融解决方案。该机制旨在将后台复杂的资源整合逻辑，转化为前台易于理解和执行的操作指令，从而降低对一线工作人员专业能力的过度依赖，推动复杂业务场景下综合金融服务的标准化、高质量交付。
筑牢协同发展的制度基础，优化以价值为导向的考核激励机制。金融机构应摒弃以往基于单一产品或单体法人的短期核算逻辑，转向围绕客户全生命周期价值的综合考核体系。建议在管理会计层面建立跨法人、跨部门的模拟利润分配机制，通过内部转移定价与利息分润协议，鼓励各业务条线主动推动内部获客引流。在金融“五篇大文章”相关领域，可引入“集团贡献度”考核维度，适当降低单笔业务短期提成的考核权重，更加关注客户在集团内的综合渗透率与长线价值贡献。通过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激发一线业务团队主动联动跨板块业务，推动从单一业务获利向综合生态共赢的模式转变，从而在制度层面构建起持续深化金融“五篇大文章”服务实效的长效动力。
生态构建与全口径风险治理，推动综合金融从闭环体系向开放生态延伸。未来综合金融核心能力，不仅体现在金融资源的高效整合，更在于外部非金融资源的调动与赋能。金融机构应通过与科技公司、政府部门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深度对接，构建涵盖非金融服务的综合赋能体系，例如，在普惠金融领域，引入公共信用数据，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在养老金融领域，对接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机构。与此同时，综合金融跨界催生的交叉性、嵌套化风险，对金融治理提出更高要求。金融机构须建立全口径、穿透式的风险治理体系，依托数字化风控平台，实时监控多牌照、不同环节间的风险传导，构建覆盖全业务流程的风险预警机制，有效防范跨条线间的风险共振。在提升投融资适配效率的同时，确保综合金融服务的稳健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来源：中国银行业杂志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CFA持牌人，曾供职于浙商证券、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金融行业分析师，2018年加盟国信证券，任金融业首席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