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润泽
开篇回顾
加州圣马力诺的午后，亨廷顿花园的玫瑰园飘着淡淡的花香。茶室露台的白桌布在微风中轻舞，端起骨瓷杯抿一口英式下午茶，指尖触到的不仅是瓷器的温润，更是一种跨越百年的秩序感——不张扬、不刻意，却在每一处细节里透着历经时光沉淀的厚重。
在上篇本专栏文章《从巴菲特到亨廷顿图书馆：美国富人“裸捐”背后的的传承智慧》中，我们追溯了铁匠之子亨利·亨廷顿的传奇人生：从掌控南加州电车命脉的商业巨子，到历经权力洗牌与禁忌之恋的人生转折，最终与伴侣阿拉贝拉携手，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私人庄园与稀世藏品，以信托形式无偿捐献给全人类。百年流转，这座花园没有随家族血脉消散，反而愈发繁盛。它用实践证明：私人财富可以超越家族生命周期，成为穿越周期的公共资产。
刚刚过去的2025年被称为“中国财富传承觉醒元年”（参见《2025中国财富传承“觉醒之年”的未了局》， 聂俊峰）。然而一个直击华人企业家群体的问题浮出水面：中国一众知名企业的传承风险爆露、普通人的遗产纠纷上演了“塌房、塌坟、塌庙、塌婚”的全民大瓜剧情，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传承焦虑为何仍挥之不去？答案，藏在制度设计的细节里，更刻在文化基因的深处。
一、制度激励，决定传承的方向与边界
漫步亨廷顿花园，动线标识的清晰、志愿者服务的规范、会员体系的成熟，都在无声诉说一个事实：公共性从来不是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长期的规则坚守；慈善传承也绝非单次捐赠，而是可持续的系统运营。
美国对高净值人群的税收制度堪称“重税逼捐”：经历一百多年修法，为慈善传承构建了一套可预期的税法框架。亨廷顿夫妇设立的机构作为501（c）（3）公共慈善机构，不仅自身享有明确的税务豁免，捐赠者也能获得清晰的税收扣除优惠——让慈善从“道德选择”变成“财务理性与社会责任的双赢”。在20世纪之前，推动慈善捐赠的主要动力是宗教、社区责任和个人理想，而非税收考量。当时的慈善工具主要包括慈善遗赠和慈善年金（Charitable Gift Annuity）。例如在1831年，画家约翰·特朗布尔曾将自己的画作赠予耶鲁大学，以换取终身年金。1913年联邦所得税制建立、1916年开征遗产税，并在1917年引入慈善捐赠税收抵扣等一系列的法律政策后，税收成为激励慈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促使人们需要更复杂、能同时满足个人、家族及慈善目标的财富规划的信托工具——重税逼捐、倡捐的体制才逐渐清晰起来的。1969年的《税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 of 1969）是慈善先导信托（CLT，Charitable Lead Trust）和慈善余值信托（CRTCharitable Remainder Trust）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该法案旨在防止滥用行为并保护慈善利益，形成了以慈善先导信托（CLT）和慈善余值信托（CRT）为两大核心工具的慈善信托体系。
慈善先导信托（CLT）本质是“慈善先行”。在信托存续期内，收益先按约定分配给慈善机构；期限结束后，剩余的本金才转移给非慈善受益人（如委托人的子女）。Lead一词完美体现了慈善分配的优先顺序。慈善余值信托（CRT）的逻辑是“个人先行，慈善后至”。信托在约定期限内（如委托人生前）先向一个或多个非慈善受益人（通常是委托人的家族）支付收益；最终，在信托终止时，剩余的本金才捐赠给慈善机构。Remainder一词准确描述了慈善机构获得的是支付完个人收益后的剩余部分。这一系列结构化安排既确保信托收益在约定年限内定向用于公益，又能在法律边界内兼顾家族代际利益，消解了“裸捐即完全放弃权益”的顾虑，让慈善传承更具可行性。
在大洋彼岸，中国企业家和高净值人群乃至全社会的公益慈善事业不断深入发展，2016年《慈善法》的实施开启了慈善事业的法治化进程，但税收优惠的落地细则、慈善信托的配套机制仍有待完善。国内私人银行与信托行业大力发展的家族信托业务多以“隔离型”为主，核心目标聚焦于资产保全、债务隔离与合规风控，“使命”往往未被写入信托核心条款。这种“防御性思维”与亨廷顿模式的“使命驱动型思维”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执着于“财富如何守得住”，后者思考“财富如何活得久”。我想中国的企业家们将领悟：传承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工具本身，而是工具背后一套社会可验证、可持续运行的承接体系。
二、文化基因，塑造传承的底层逻辑
走进亨廷顿花园的流芳园，最动人的莫过于中式园林的“留白”：转角处的一汪清水、石缝间的一抹青苔、匾额上的一句箴言，都在诠释着秩序感的真谛——它不是刻意堆砌，而是长期文化浸润的结果。
制度是传承的骨架，文化才是传承的血脉。美国老钱家族的传承哲学，深深植根于新教伦理的“天职观”：财富不是个人享乐的私产，而是上帝托付的“管家之责”，受托人必须通过服务他人来践行使命：
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一书及其一生中实践重塑了财富的意义边界：“剩余财富是一项神圣的信托，其拥有者必须在有生之年将其用于造福社会”。他尖锐地指出财富传承的三大路径，直言“将巨额财富留给子女是最不明智的选择”，因为未经奋斗获得的财富只会滋生懒惰与空虚，最终沦为摧毁后代的枷锁。而那些“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的振聋发聩之语，更彻底颠覆了“财富传代即成功”的传统认知，将慈善从个人美德升华为富人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洛克菲勒家族便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1913年，老约翰·洛克菲勒设立基金会时直言：“每个获得财富的人，都有道义责任为人类福祉做贡献。”六代传承至今，洛克菲勒家族早已超越财富本身的意义，其基金会在医疗、教育、科研领域的投入，深刻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
犹太文化中，“Tzedakah”（公义）的传统同样深刻。这个常被译为“慈善”的词汇，本质是“正义的义务”——在犹太传统里，捐赠不是美德，而是必须履行的责任。这种文化基因，让仅占美国人口2%的犹太群体，贡献了13%的慈善捐赠。
儒家文化塑造的华人传承逻辑，始终以“家族本位”为核心。《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关系，精准勾勒出传统中国人的价值排序：先守护家族的存续与繁荣，再延伸至社会担当。这并非文化缺陷，而是农业社会的必然——家族曾长期承担经济生产、养老抚幼、社会保障的多重功能，“传宗接代”“家业永续”自然成为财富传承的核心目标。但当财富规模突破家族承载边界，当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家族本位”的传承模式便遭遇结构性困境。威廉姆斯集团的研究数据触目惊心：全球70%的家族财富在第二代缩水，90%在第三代消散，仅有不到3%能实现跨代传承。而那些穿越周期的家族，无一例外都将“家族使命”与“公共价值”绑定，以家族基金会、慈善信托或社会企业的形式，让财富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从流芳园的曲径走向开阔草坪，视野豁然开朗。此刻方能读懂：亨廷顿夫妇的布局，从来不是为了某个“高光时刻”，而是为了“穿越无数次经济周期”。他们的智慧，在于把财富传承的不确定性，拆解成制度的确定性；把个人的情感偏好，转化为机构的运行纪律。
三、华人传承的觉醒，从“守财”到“传世”
把镜头拉回华人世界，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华人企业家开始重新定义“传承”——它不再是单纯的“把钱留给后代”，而是“把治理能力、价值观与社会影响力传给下一代”。这种转向，既有外部环境的推动，也有内部观念的觉醒。从外部看，全球税收监管日益严格，离岸架构的合规成本持续上升，传统“隐匿式”传承路径愈发艰难；从内部看，新一代继承人的财富观念已发生根本转变，他们不再满足于“拥有财富”，更渴望让财富产生“可看见的社会影响力”，追求财富背后的“意义感”。
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中国慈善联合会《2024中国慈善发展报告》显示，近年来华人群体的慈善参与度持续上升，家族基金会数量逐年增加；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202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也指出，超过40%的高净值人群愿意将更多资产配置于公益慈善领域。
华人传承的觉醒，本质是一场从“防守型传承”到“使命型传承”的结构升级。所谓“防守型传承”，核心是“避险”——通过复杂架构实现资产隔离、风险防控；所谓“使命型传承”，核心是“赋能”——让财富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创造公共价值的力量。两者并非对立，而是递进关系。在合规与风险隔离的基础上，赋予财富更宏大的使命，才能真正破解“富不过三代”的困局。因为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守住财富”，而是“传承创造财富的能力与精神”；真正的财富，也从来不是账户上的数字，而是跨越时空的影响力。
结语
再次端起亨廷顿茶室的骨瓷杯，花香与茶香交织。那些看似“轻盈”的美好背后，是一套历经百年检验的制度、治理与文化体系在支撑。此刻方能明白：真正沉重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驾驭财富的智慧；真正珍贵的不是所有权，而是财富带来的社会价值。
当你下次走进亨廷顿花园，或许会有新的感悟：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植物园，而是一所关于财富传承的百年课堂；
那15英亩的流芳园，不是单纯的中式美学展示，而是东西方传承智慧的交融象征；
那些珍本古籍与艺术品，不是冰冷的藏品，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2026年，全球财富传承正站在历史性转折点。传统传承路径面临重重挑战，而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使命驱动型”模式，以及“保险+信托+慈善”的组合架构，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家族的选择。历史早已证明：那些真正穿越时空的家族，从来不是靠“防守”保住财富，而是靠“进攻”——用财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超越金钱本身的价值。
对我们熟悉的企业家朋友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的选择时刻：
是继续困在“家族本位”的传统路径里，用复杂架构追求财富保全，却眼睁睁看着财富在代际传递中缩水消散？还是借鉴亨廷顿模式的智慧，把“传家”升级为“传世”，让财富转化为影响力，让价值观与使命感穿越时空，惠及子孙与社会？
这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务决策，而是关于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
我们积累财富，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们终将离开这个世界，又想留下些什么？
(本文作者介绍：北美时代财富创始人兼CEO、京华世家美国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