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付一夫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战略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关键发力方向。
经济大省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和“发动机”，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为代表，其经济总量、产业能级、创新活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均处于全国前列。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国内经济转型进入攻坚期的多重背景下，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绝非简单的责任分配，这不仅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现实需要，更蕴含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次战略考量，其背后蕴含着多重深层逻辑。
一则，经济大省是稳定国民经济的核心阵地。
经济大省凭借庞大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据核心地位，是稳定国民经济大盘的“定海神针”。从数据来看，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大省的GDP之和占全国总量的比重超过六成，其中仅广东和江苏两省的GDP总量就连续多年突破12万亿元，合计占全国GDP的近五分之一。在经济增长面临压力时，经济大省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内需市场，能够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激活消费潜力等举措，有效抵消局部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同时，经济大省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保障重大战略实施、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在就业保障方面，经济大省凭借发达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市场主体，吸纳了全国大量劳动力就业。例如广东的制造业集群、浙江的民营经济产业带，不仅解决了本省就业问题，还吸引了数千万外来务工人员，对稳定全国就业形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总量层面的支撑作用，决定了经济大省在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稳预期中的核心地位，是挑大梁的基础前提。
二则，经济大省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科技创新，而经济大省正是我国创新资源的集聚地和创新成果的产出地，承担着引领全国产业升级的重要使命。从创新投入来看，全国每10元研发经费投入里就有6元来自十个经济大省，广东更是连续9年创新研发投入规模位居全国榜首，江苏、浙江等省份研发投入强度同样显著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在创新平台布局上，全国77个大科学装置超八成分布在经济大省，广东的鹏城实验室、江苏的姑苏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已成为我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核心阵地。
在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方面，经济大省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约1/4；江苏省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超3000亿元，占全国总规模约25%。这些创新成果不仅推动了本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还通过技术扩散、产业转移等方式，带动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产业升级。例如，广东的“强芯工程”推动国内首款100%国产芯片智能汽车下线，其技术成果已辐射到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汽车产业链；江苏的“产业技术研究院+企业联合创新中心”模式，为全国产学研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这种创新引领作用，是经济大省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挑大梁的关键支撑。
三则，经济大省是应对内外挑战的重要支撑。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复杂的内外挑战：外部有逆全球化抬头、全球供应链重构、地缘政治冲突等不确定性因素；内部有经济转型阵痛、结构性矛盾凸显等问题。经济大省凭借多元化的产业结构、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灵活的市场机制，能够有效缓冲内外冲击，为全国经济转型赢得时间和空间。
从产业结构来看，经济大省普遍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体系，既有稳固的传统制造业基础，又有蓬勃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有效对冲单一产业波动的影响。例如，江苏、山东既拥有石化、机械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又在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新兴领域占据优势；广东则形成了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这种多元化结构使得经济大省在面对全球产业链波动时，能够通过产业内部调节实现稳定发展。
而在对外开放层面，经济大省作为我国外贸外资的核心承载地，通过优化外贸结构、拓展新兴市场、吸引高端外资，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市场变化。例如，广东省积极利用广交会等平台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合作，有效对冲了发达经济体市场波动的影响。这种风险缓冲能力，也是经济大省在复杂环境下挑大梁的重要保障。
四则，经济大省是对外开放的有力枢纽。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强大的开放枢纽和流通节点作为支撑。经济大省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成熟的开放环境，成为我国融入全球经济、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核心枢纽。
从外贸规模来看，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六成，其中广东省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是我国与全球经济交流的重要窗口。而在制度型开放层面，经济大省承担着先行先试的重要使命。广东的粤港澳大湾区、上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跨境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探索，为全国扩大制度型开放积累了经验。
不仅如此，经济大省还是国内大循环的核心节点，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能够有效连接东中西部地区，推动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例如，浙江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广东的专业镇产业集群，已成为辐射全国、连接全球的流通枢纽，推动了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发展。这种开放枢纽作用，使得经济大省能够在双循环格局中打通堵点、连接断点，成为挑大梁的重要纽带。
五则，经济大省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动力之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经济大省凭借自身的发展优势，能够通过产业转移、资源共享、结对帮扶等方式，带动周边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近年来，经济大省积极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通过产业园区共建、产业链协同、人才交流等举措，不断提升辐射带动能力。例如，广东省推动106个省产业园区纳入国家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25年前三季度15个主平台新承接产业转移项目700个，有力地带动了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工业发展；江苏省则通过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加强与安徽、浙江等地的产业协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共享，等等。
同时，经济大省在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探索，也为全国提供了经验。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江苏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这种辐射带动作用，使得经济大省能够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挑大梁的成果惠及更多地区和群众。
综上所述，“经济大省挑大梁”在接下来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将愈发重要。而在实践过程中，既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政府精准施策，构建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为经济大省发展赋能增效，具体可以从四方面发力：
一是强化要素保障赋能。加大资源要素倾斜力度，优先保障经济大省重大项目用地需求，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对符合国家战略的新兴产业项目，实行能耗单列管理，破解能源约束难题。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推动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发挥更大作用。
二是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支持经济大省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等领域开展首创性探索，将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在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区域协同等领域，给予经济大省更多政策试点优先权，鼓励其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三是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将“挑大梁”成效纳入地方考核体系，重点考核稳增长、创新突破、开放合作、区域协同等指标。对超额完成目标任务的经济大省，可以给予财政奖励、项目倾斜等激励，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是加强区域协同机制建设。完善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推动经济大省之间加强产业协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资源共享。建立经济大省与欠发达地区的结对帮扶机制，通过产业转移、人才交流、资金支持等方式，带动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上述种种，未来我国区域经济有望形成“大省突进、区域联动、全国协同”的发展格局，而经济大省的核心作用也将迎来更好的发挥，继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推动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本文作者介绍：星图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专注研究消费零售、数字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