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 “非均衡经济学”四大理论创新
——论供给粘性、生存成本、公共产品、销售者主权对市场非均衡的影响
摘要：在西方经济学中，研究不完全市场或市场失灵的理论一直存在，但是这些理论大多是用于证明市场“失德”，而非“失能”，并未对市场均衡理论造成实质性的冲击，导致均衡研究或均衡信仰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另外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们虽然也进行了一定的非均衡研究，但他们的理论也仅仅是证明了市场局部的非均衡， 并未从整体上揭示市场非均衡的本质。本文主要阐述本人在非均衡领域提出的四大理论，这四大理论分别是供给粘性理论、生存成本导致工资刚性理论、公共产品市场非均衡理论和销售者主权理论，通过这四大理论，我们可以实现对非均衡经济学的完善与重塑。其中供给粘性理论是本人提出的平衡经济学的一部分，可以从微观上证明市场经济非均衡性的存在，公共产品市场非均衡理论是本人提出的新财税经济学的一部分，可以从宏观上证明市场非均衡性的存在，生存成本导致工资刚性理论是本人提出的生存经济学的一部分，可以证明经济危机时期为何会出现因工资刚性而导致市场难以出清的问题，销售者主权理论可以揭示部分市场的非均衡性，通过这四大理论创新， 我们可以更好地看透市场经济非均衡本质的全貌。
关键词：非均衡经济学 供给粘性 生存成本 公共产品市场非均衡 销售者主权
一、凯恩斯之前的非均衡研究
在非均衡经济学这个概念诞生之前，人类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非均衡研究，客观说非均衡研究的出现是要早于均衡研究的，比如马克思就要比瓦尔拉斯年长二十多岁，而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的本意也是要探索出一条与马克思不同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瓦尔拉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学史上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而且比马克思更早，与萨依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已经提出了消费不足理论，随后马尔萨斯也提出了需求不足理论，这些人都是非均衡研究的先驱，这些早期的非均衡研究主要是存在于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理论当中。
在人们的印象中，在凯恩斯之前，是马歇尔的经济学一统天下，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凯恩斯之前，新古典经济时代同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危机理论的大爆发，这一时期比较有名的有瑞典学派的累积过程理论、奥地利学派的迂回生产危机理论、英国霍特里的纯货币经济危机理论、罗伯逊的生产力波动引起经济周期理论等，只是这些危机理论还没等被综合到主流教材中，就已经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些经济危机理论很多是凯恩斯经济学革命的前奏和思想来源。凯恩斯经济学有三大思想来源，分别就是瑞典学派、马尔萨斯和霍特里，其中瑞典学派的累积过程理论就通过利率与投资关系的阐述揭示了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性，是凯恩斯早期经济学著作的思想来源，而马尔萨斯提出的则是“需求不足”的经济思想则直接成为了凯恩斯《通论》一书的思想来源， 英国经济学家霍特里最早阐述的货币需求三种动机理论也被凯恩斯吸收，成为了凯恩斯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
另外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瓦格纳也是宏观经济非均衡理论的先驱，瓦格纳最先发现了政府支出与财政税收之间的缺口问题，经济学中将之称为“瓦格纳规则”，笔者在新财税经济学中也将他的这一发现命名为“瓦格纳缺口”。这些都是早期宏观经济不均衡研究的重要成果，马歇尔经济学当时确实是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但马歇尔的领袖地位更多是基于英国这个国家的强大和剑桥大学的权威地位，但单从他的思想本身来说，其深刻程度远远没有以上这些学者显得深刻，而且马歇尔更像是落后于那个时代的人。二战之后，这些早期的宏观经济非均衡理论也只能在一些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专著中找到，在萨缪尔森及后人主编的主流经济学教材中仍然罕有踪影，因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最终从风头上盖过了这些理论。另外这些经济危机理论也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他们都是从宏观角度，主要从货币、心理、技术、生产等角度解释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性，因此与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的，微观的市场均衡理论难以形成正面冲撞，这种情形最终造成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分野，在微观经济学中，均衡成为了主流，在宏观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周期成了主流。
在经济学界，一些二流经济学家总是将一般均衡理论与自由放任结合起来，但这完全违背提出者的初衷，洛桑学派当时提出一般均衡理论其实是为了证明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是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瓦尔拉斯本人一直自称科学社会主义者， 他认为完全依赖市场的竞争会不充分，所以需要政府干预才可以保障充分竞争，瓦尔拉斯提倡土地和铁路的国有，主张对银行、证券进行严格的监管与限制，这与后来人的认识完全不同，但是后来的经济学教材只讲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不提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和完整理论主张，导致整个经济学界都对一般均衡理论出现了误解，甚至出现了将一般均衡引向自由放任的严重错误，马歇尔本人也反对自由放任，甚至提出那些盲目排斥政府作用的学者不应该被称为经济学家。
二、凯恩斯学派对非均衡研究的贡献
在现代经济学中，从微观上研究市场非均衡是从凯恩斯开始的，凯恩斯的《通论中》最早提出了工资刚性，价格刚性的问题，但凯恩斯本人并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理论证明，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费希尔、曼昆、耶论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凯恩斯的刚性概念改为粘性，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进行论证，比如费希尔 1977 年发表了《长期
合同、理性预期和最佳货币供应规则》一文，索洛 1979 年发表了《工资粘性的另一种源泉》，曼昆 1985 年发表了《小的菜单成本与大的经济周期》的论文，这些人以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为主，他们分别对名义黏性和实际黏性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 解释名义黏性的理论有“菜单成本论”、“长期劳动合同论”等，解释实际黏性的有“隐含合同论”、“效率工资论”等。这些既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也对非均衡经济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凯恩斯本人也有一个往往为常人所忽略的关于市场非均衡的观点，在《通论》中，凯恩斯将宏观经济均衡与非均衡的临界点定在了“充分就业”，笔者将其称为“凯恩斯拐点”，在充分就业之前市场供给大于需求，充分就业之后，就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但充分就业只是个抽象概念，后来菲尔普斯和弗里德曼又提出“自然失业率” 的概念，其实就是凯恩斯的充分就业临界点，这也是凯恩斯本人对宏观经济均衡问题的另一个贡献，“凯恩斯拐点”问题如果得到足够重视的话，也就不会出现后来所谓的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攻击，弗里德曼虽然指出了萨缪尔森、索洛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局限性，但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与完善了“凯恩斯拐点”，而这本来就是《通论》中已有的内容。
在经济学中还有一个被称为“非均衡学派”的分支，也是以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为主，一般认为非均衡理论是唐·帕廷金于 1956 年出版《货币、利息和价格》一书首开先河，非自愿失业是一种非均衡现象，第一个明确反对均衡理论的是罗伯特·克洛尔，他在 1960 和 1965 年分别发表《凯恩斯和古典学派：一种动态见解》和《凯恩斯主义反革命：一种理论评价》两篇论文，提出凯恩斯理论的本质是非均衡理论，凯恩斯开创了非均衡分析。巴罗和格罗斯曼两人将局部非均衡分析扩展到包含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宏观经济非均衡，进行系统分析，构造了第一个非均衡宏观模型，成为该理论的基础，着重分别分析了总体超额供给和总体超额需求状态。这个时期已经形成了非均衡学派。非均衡学派的杰出代表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贝纳西，他出版了《市场非均衡经济学》（1982）、《宏观经济学和非均衡理论》（1984）、《宏观经济学： 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1986）等著作，运用数学工具对非均衡理论进行了论证。但这些人的共同缺陷是过度依赖经济模型构建他们的非均衡经济学理论，而不是像新凯恩斯学派那样利用新颖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去支撑非均衡经济思想，因此这些人影响比较小。
三、我在非均衡经济学领域提出的四大理论
1． 供给粘性理论
现代微观经济学中，只有弹性的概念，凯恩斯提出了“刚性”的概念，美国凯恩斯学派提出了“粘性”的概念，并进行了理论的证明，但他们的粘性概念只是对工资、价格进行了研究，只是阻挡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的蔓延，保住了凯恩斯经济学最后的根据地，但还没有触及经济学的核心。本人从微观上提出了“供给粘性” 和“供给难度”的概念，供给粘性的形成原因也是因为产品的供给难度，这可以让人们看清市场经济非均衡的本质，因为供给粘性的存在，价格机制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一个产品供给粘性与供给难度成正比，供给难度越大，其供给粘性越强，当供给难度大到一个程度，价格机制完全失灵。其实真正影响市场经济均衡的并非工资、价格的粘性，而是供给的粘性，这是本人在平衡经济学中提出的概念。供给粘性与供给弹性相反，供给粘性反映的是提高价格并不能有效地导致供给增加，而传统的供给弹性则认为价格可以导致供给快速增加。
供给粘性概念的提出源于我在 2006 年发表的《平衡经济学原理》论文，当时就提出了生产难度、交易难度的概念，2014 年我又提出了供给难度的概念，2020 年撰写《新通论时》在供给难度的基础了提出供给粘性的概念。平衡经济学认为产品是“异质性” 的，平衡经济学认为不同产品的“异质性”或是说产品差别就是供给难度的差别。供给难度很大的产品无论是增加产能还是缩减产能都是非常难的，经济危机时这些产业
受到的冲击最大，在经济危机时供给粘性可以导致市场难以出清，比如钢铁、石油行业就是典型的因为供给粘性与难以出清的行业。如果将非均衡经济学研究比作群山的话，那么供给粘性理论就是这座群山的主峰。如果说科斯发现“交易成本”的存在是发现了经济学中的“摩擦力”问题，而本人发现的“供给粘性”则相当于发现了经济学中的“重力”问题。“粘性”是新凯恩斯学派提出的重要概念，我将其扩展到了微观经济学领域，重塑了微观经济学，也夯实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2． 生存成本导致的工资刚性理论
新凯恩斯学派放弃了工资刚性的概念，改用了工资粘性的概念，提出了效率工资，隐含合同、长期合同等理论用于解释工资难以灵活调整的问题，特别是工资很难下降的问题，但是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主要是为了解释经济危机时期的失业问题，而经济危机时期，高收入人群的工资其实是可以调整的，高收入人士降薪求职非常普遍，因为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的高工资来源于行业风口，而非个人能力，真正导致经济危机时失业是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刚性，而造成低收入人群工资刚性的其实是生存成本的刚性问题。
一个国家的国民的生存成本具有不可逆性，旧有的商业模式，生活模式的消失导致生存成本不可降低，这就导致寻找工作周期的拉长，最终出现大量的失业，从而让经济危机更加严重，这更符合经济现实。新凯恩斯学派的工资理论用于解释高收入人士的工资粘性更合适，但凯恩斯经济学作为一种危机经济学，其合法性最终要来自对经济危机时期工资刚性的研究，而我提出的生存成本导致的工资刚性，则可以很好了弥补了凯恩斯学派在这方面的缺失。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基本上接近生存成本，因此是刚性的，很难调整，因此经济危机时期的失业很难通过工资调整解决。
3． 税收刚性导致公共产品市场非均衡理论
目前市场均衡思想不仅在微观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而且渗透到宏观经济学领域。目前在宏观经济学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我看来，该学派强调的“技术冲击”后市场自动恢复均衡的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是由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部分组成的，价格调节与市场均衡只能发生在私人产品市场部分，对公共产品是无效的，公共产品的需求会随着私人产品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公共产品的供给却受到政府预算影响，虽然短期可以通过赤字调节，但长期看，受到税收制约，而税收是刚性的，所以公共产品的供给弹性是非常小的，公共产品市场是很难均衡的，非均衡性是公共产品市场的天然特征，因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中强调的市场均衡只能是私人产品市场的部分均衡，而不是包含公共产品市场在内的市场整体均衡，因此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自动均衡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
其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将“技术冲击”作为影响市场均衡的核心，他们认为技术冲击导致的并非市场的非均衡，而是市场均衡点的移动，针对这点，本人也有不同看法，认为技术冲击导致的仍然是非均衡的出现，我们将市场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个市场，技术进步首先会推动私人产品供给的增加，但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必须合理匹配，私人产品供给的增加也会对公共产品的生产提出更大的需求，也就是说公共产品需求会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私人需求的增长一起增长，但公共产品的供给因为税收刚性制约而不能增加，这就导致了公共产品的供需失衡，因此技术冲击导致的仍然是不均衡的出现，主要表现为公共产品市场的不均衡。这些理论是本人曾经提出的新财税经济学的一部分，新财税经济学认为财政不足也会导致市场非均衡的出现，新财税经济学将“税收”上升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从宏观上看，税收是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周期的，主要是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失衡进行影响，财税周期问题目前还没有纳入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研究。
4． 销售者主权问题
销售者主权是本人提出的另一个概念。销售者也有自己的利益，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身的商业利益，而非市场需求，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就会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产生冲突，比如销售者主权导致销售者一般不愿意销售利润过低的产品，因此很多廉价商品会在销售者主权的影响下逐渐退出市场，会导致相应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销售者主权在一些服务行业非常明显，产品销售过程中附加的服务越多， 销售者主权越明显。销售者主权会导致供需悖论现象的出现，供需悖论是指市场上为富人提供服务的机构远远高于富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市场上为穷人提高服务的机构数量远远小于穷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销售者主权还会导致底层贫困无法消除，因为销售者主权会影响廉价商品的供给，导致底层需求无法满足，底层民众总是被迫购买中等收入人群的产品，所以底层贫困会永久无法消除。
四、总结
其实市场均衡只是一种假说，非均衡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但是自从瓦尔拉斯、马歇尔等经济学家模仿静态力学构建了均衡理论之后，在一些二流经济学家那里，均衡就变成了一种信仰，一种追求，甚至推导出了政策上的自然放任，这其实完全违背这些大师的本意，马歇尔之后一些学者逐渐发现市场的缺陷，比如外部性问题，市场势力问题，公地悲剧问题，合成谬误问题、交易成本问题、搜寻成本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人类行为非理性问题，生产者主权问题、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 这些都从某种程度上诠释了市场失灵，但却没有打破部分人的市场均衡崇拜，也没有对市场均衡理论形成实质性的冲击，本文在新凯恩斯学派的基础上将粘性概基础上提出了供给粘性的概念，发展了萨缪尔森的公共产品理论，构建了公共产品市场非均衡理论，另外还从生存成本问题解释了工资刚性，从销售者主权解释了供需悖论和底层需求无法满足的问题，从而构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市场非均衡理论体系，让人们真正看清了市场经济非均衡的本质。另外市场应该追求的也应该是效率与创新，而非均衡。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