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新启航
意见领袖 | 薛洪言（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7月以来，银行业“反内卷”行动持续引发关注。先是7月17日广东银行同业公会在监管部门指导下，组织13家专业委员会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明确以“1+3+N”制度体系整治行业乱象；紧接着7月22日，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迅速响应，成为广东首个召开反“内卷式”竞争宣导会的金融机构；7月30日，工商银行在年中工作会议上明确表态带头整治“内卷式”竞争，成为首家将反内卷列入下半年工作重点的国有大行。这一系列密集动作，标志着针对银行业非理性竞争的治理已从政策层面加速落地。
银行业掀起的这场“反内卷”风暴，不仅是金融领域对同质化竞争的主动纠偏，更折射出中国金融体系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通过重构行业竞争规则，引导银行从规模驱动转向价值创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根基。
银行业内卷之困
内卷式竞争是指企业在存量市场陷入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表现为盲目扩产、价格战及过度营销等，其危害在微观层面表现为“劣币驱逐良币”，中观层面破坏行业生态，宏观层面扭曲资源配置，抑制经济活力。为此，中央层面多次开会部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将反内卷上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价格法》修订严打低价倾销，推动行业自律限产等，引导行业竞争转向品质与技术，为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与企业间的内卷竞争并无二至，银行业内卷的本质也是存量市场竞争下的系统性失灵。从外部看，利率市场化打破了传统利差保护机制，银行自主定价权扩大的同时，也面临“价格战”的直接冲击；经济增速换挡则使市场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当优质信贷需求增速放缓，高度同质化的银行只能通过低水平手段追求规模增长，而考核机制的短期化和利润导向则固化了这种竞争模式，银行不得不通过激进手段争夺有限客户，陷入规模崇拜与同质化竞争下的囚徒困境。
从定价端看，利率市场化本应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但部分机构将自主定价权异化为价格战工具，贷款端出现“地板价”，与政策利率严重背离，存款端则通过非市场化手段变相抬高成本，形成“贷款利率下行快、存款成本降不动”的非对称失衡。这种定价扭曲不仅打破了传统盈利模式的根基，更导致风险定价机制失效，优质客户与高风险客户的融资成本差异被压缩，埋下资产质量隐患。
举例来看，近年来消费贷、经营贷利率曾普遍跌破3%，部分产品甚至出现“1字头”利率；存款端则一度通过“手工补息”“返佣返利”等非市场化手段维持规模，并在考核时点通过隐性补贴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息差收窄压力持续增大。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银行业务的高度同质化。银行业务结构呈现“传统业务依赖症”，存贷利差占比过高，中间业务发展滞后，中小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在产品设计上，无论是消费贷、经营贷还是财富管理产品，都存在“复制粘贴”现象，缺乏基于客户需求的差异化创新。这种“千人一面”的竞争格局，使得银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缺乏“缓冲垫”，只能通过价格战等低水平手段维持规模。
指标驱动下的激进扩张进一步扭曲经营行为。银行业务结构高度同质化，当所有机构都聚焦同一赛道，必然陷入低水平重复竞争，而考核机制的“唯规模论”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倾向——利润增长、市场份额等短期指标权重过高，甚至与高管晋升、员工薪酬直接挂钩，导致经营行为扭曲，表现为：基层网点为完成时点考核，不得不采取“冲规模”“垒大户”等短期行为，形成“指标绑架经营”的畸形生态；管理层为追求政绩，将资源过度集中于易出业绩的领域，忽视长期风险防控。
此外，当“普惠贷款占比”“绿色信贷增速”等政策导向指标异化为新的考核KPI时，部分机构通过“数据包装”“业务嵌套”等方式应付监管，导致政策效果与初衷背道而驰。
非理性竞争的代价
无序内卷正成为银行业潜在风险的放大器：机构间陷入同质化竞争的“军备竞赛”，从规模扩张到利率战、费用战，竞争逻辑逐渐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转而聚焦短期业绩排名与市场份额争夺。这种“以规模论英雄”的单一导向，不仅加剧了行业风险的交叉传染，更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扭曲、服务质效下滑，最终形成“竞争升级—风险积聚—生态恶化”的负向循环。
微观层面，合规经营底线持续失守。部分机构为抢占市场份额，悄然简化贷前调查流程，对客户资质审查流于形式，甚至默许客户经理隐瞒潜在风险；基层网点将“合规红线”让位于“任务完成率”，非标准化操作演变为行业潜规则——如通过“代客操作”规避监管要求，将风险防控异化为“事后补流程”的形式主义等。这种“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导致风险识别机制形同虚设，优质客户与高风险客户的边界逐渐模糊。
中观层面，盈利能力下滑与风险积聚形成恶性循环。净息差收窄迫使银行压缩风险拨备，拨备覆盖率随利润收缩而下降，风险抵御能力持续弱化；为维持市场份额，部分机构对高风险客户“选择性忽视”，通过“借新还旧”“债务重组”等方式掩盖不良，导致隐性不良贷款余额逐步累积。更严峻的是流动性风险敞口扩大——中小银行为缓解存款压力，通过“存款送礼”“积分兑换现金”等变相高息揽储，又不得不发放长期贷款，形成“短存长贷”的期限错配，流动性平衡脆弱性日益凸显。
宏观层面，内卷式竞争对实体经济的反噬效应持续深化。突出表现为，银行竞相为大型企业“利率下浮”“费用减免”，部分贷款实际利率已低于综合成本定价水平。此外，大型企业获得超额融资后多用于理财、并购等非生产性领域，中小实体却陷入“融资难-经营差-更难融资”的恶性循环。这种“脱实向虚”的倾向，使金融活水偏离实体经济主航道，延缓了新质生产力培育进程。内卷之下，金融资源配置还呈现“逆向流动”特征，表现为过剩产能行业仍能获得续贷支持，部分企业借助多头授信维持表面经营，进一步加剧了实体部门的内卷程度。
内卷式竞争下，从业人员职业生态的恶化也值得关注。考核指标层层加码下，基层员工将多数精力用于完成存款、贷款等“硬指标”，仅剩部分精力投入客户服务与风险把控。为冲刺时点业绩，部分员工突破合规底线，通过“飞单销售”“虚假理财”等违规行为完成任务，职业风险与道德风险交织累积。
上述因内卷式竞争导致的风险积聚，本质是“规模崇拜”与“短期主义”主导下的生态失衡。当所有机构都聚焦短期利益最大化，忽视风险防控与长期价值创造，行业便陷入“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囚徒困境。打破这一困局，需要监管引导与机构转型形成合力，在遏制恶性竞争的同时，构建差异化发展的制度环境，让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领域。
破局之道：监管引领与行业自律的“双向奔赴”
破解银行业“内卷”困局，需构建“监管引领—行业协同—机构转型”的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制度创新打破路径依赖，推动竞争逻辑从“规模比拼”转向“价值创造”。这一过程既需要监管部门以刚性约束划定竞争红线，也依赖行业协会搭建自律平台，更要求银行机构从战略层面重构发展逻辑，形成“双向奔赴”的改革合力。
监管部门需跳出“头痛医头”的传统模式，通过制度设计重塑行业竞争规则。核心在于完善市场化定价约束机制，针对利率“地板价”乱象，可建立“成本底线监测体系”，通过大数据追踪银行资金成本与风险溢价，对偏离合理区间的定价行为实施“分级干预”。广东银行业试点的“1+3+N”制度体系为此提供了范本：“1”即监管部门出台的综合整治负面清单，明令禁止“突破成本底线定价”“返佣返利”等行为红线；“3”指公会制定的自律公约、倡议书和承诺书，建立从整改、通报到监管介入的层级化处罚机制；“N”则是各业务领域的专项细则，覆盖消费贷、经营贷、信用卡等“内卷”重灾区。
同时，监管需重构考核评价“指挥棒”，推动银行建立“三维度考核体系”，在规模指标中增设“客户结构优化率”，在利润指标中纳入“风险调整后收益”，在合规指标中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评分”，并通过“窗口指导+非现场监测”强化对利率定价的动态约束，对突破成本底线的机构采取“名单制”定向管理，避免局部失序蔓延为系统性风险。
行业协会需发挥“监管助手”与“机构桥梁”的双重角色，推动自律机制从“软性倡议”升级为“刚性约束”。在同业公会框架下，可建立基于合理成本与风险溢价的贷款利率协调机制及存款成本自律公约，通过适度信息共享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盲目跟风压价。事实上，行业对“内卷”的反省早已萌芽：2024年以来，部分银行主动下架高息智能通知存款，多家区域银行收缩“跨区抢客”战线，转而精耕本地客群。此次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率先响应反内卷倡议并召开全员宣导会，正是这种共识从个体自觉迈向集体行动的鲜明信号。协会还可建立“红黄牌”预警机制，对涉嫌突破公约的行为进行行业内通报警示，形成声誉约束，使合规经营成为普遍敬畏的底线。
监管与自律搭建“反内卷”的防护网，而银行自身的战略转型才是跳出恶性循环的核心引擎。具体看，不同类型银行需依据禀赋走出差异化路径：大型银行需摆脱“唯规模论”，依托资本、科技优势向“综合金融服务商”转型，通过大数据、AI优化风控模型降低运营成本，发力财富管理、投行服务等中间业务；中型银行需聚焦“特色化经营”，深耕区域经济或特定赛道，如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打造行业金融专家品牌；小型银行则需坚守“本地银行”定位，依托地缘人缘优势服务小微、“三农”客户，并借助外部科技平台力量持续提升数字化能力。
无论何种类型银行，转型的共同方向都是从“资金中介”向“价值创造伙伴”转变，盈利逻辑从“利差驱动”更多转向“服务费驱动”。
总之，这场变革的本质，是推动银行业从“速度时代”迈向“质量时代”。当监管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形成合力，当银行机构真正将“服务实体经济”内化为发展基因，行业才能走出“囚徒困境”，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金融活水。
前景展望：短期阵痛与长期价值的再平衡
“反内卷”必然伴随短期阵痛。部分依赖价格战的银行可能面临客户流失、规模收缩的压力，甚至出现阶段性业绩下滑，但从长远看，这场变革将重塑银行业的健康生态：
其一，行业竞争逻辑有望从“零和博弈”转向“协同共生”。大型银行聚焦综合金融服务，中型银行打造特色业务标签，小型银行深耕社区与普惠，形成分层竞争、互补合作格局。
其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显著提升。银行将更多资源投入科技研发与产品创新，精准对接实体经济需求，如重点倾斜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绿色信贷等领域。
其三，金融风险防控能力持续增强。利率定价回归理性将推动风险定价机制健全，消除高风险业务“隐性补贴”，缓解不良贷款生成压力，提升整体风险抵御能力。
当然，转型不会一蹴而就。如何平衡短期业绩压力与长期战略投入、如何避免“明停暗卷”的监管套利、如何通过差异化监管为中小银行留足空间，都是需要持续探索的命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当监管决心、行业共识与机构行动形成合力，银行业有望走出“内卷消耗”的泥潭，迈向“提质增效”的新发展阶段。
从广东银行业的“破冰”到全国性治理的推进，这场“反内卷”风暴释放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中国银行业的竞争逻辑正在重构，唯有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以创新与专业创造价值，才能在变革中赢得未来。这不仅是行业自身的救赎，更是金融与经济良性循环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