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理论概述
摘要：由政府债务导致的经济危机经常出现，但是至今主流经济学派还尚未将其作为经济危机的一种类型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提出了经济危机的分型辩治理论，对经济危机进行了重新分类，并提出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概念与理论，并总结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特征、形成原因，提出了经济发展必须同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财税结构升级“双升级”的观点。
关键词：政府债务危机 经济危机 零利率 量化宽松
一、经济危机的分型辩治理论
人类发展到现在，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也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也出现了三种类型的经济危机，分别是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和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当前全世界所经历的经济危机主要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这种危机与以前的危机完全不同，是全新的经济危机形态。
根据笔者的总结，十九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二十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而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危机则主要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其中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的本质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或是凯恩斯所说的“需求不足”，这种经济危机可以用凯恩斯提出的“财政投资扩大政府需求” 的方法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的本质是“货币不足”，可以用弗里德曼提出的“直升机撒钱”的方法解决，但是到了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危机主要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理论都已经失灵，“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本质是“财税不足”，必须通过财税改革来解决，这也是本人提出“新财税经济学”原因所在。
人类对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这是因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以前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外债危机的形式出现，很少发生在发达国家，但目前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且主要是内部债务危机。面对政府债务危机，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还是“讳疾忌医”，采取的也大多是“鸵鸟政策”， 目前欧美国家频繁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仅不会降低其政府债务，反而会让政府债务大幅提高，因为量化宽松的货币都是以政府债务的形式投放到市场的，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治理债务危机是南辕北辙，其结果是加重经济危机。
以前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过快，容易形成债务积累，而发达国家发展很慢，每年经济只增长一点点，不容易形成债务积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出现表明人类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防止大萧条”的核心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宏观经济学仍然存在巨大的研究空间，新财税经济学就是从政府债务与税收的角度理解经济周期问题的理论。
经济危机分型辩治理论认为凯恩斯、弗里德曼和本人的经济学说并没有本质矛盾， 因为我们论述的经济对象不同，分别解释是不同的经济危机，因此提出的经济危机解决方案也不同。人类面临的从来不是一种类型的经济危机，经济学界那种为“经济周期” 找出一种原因的主流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现在的人类面临的经济危机更多是几种危机的复合形式，但在某个阶段其根本因素只有一个。而且生产过剩因素造成经济危机的比重越来越小，金融泡沫也只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并非根本原因，相反政府债务因素造成危机的比重越大。
从历史来看，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总是滞后于经济危机的演变。当凯恩斯找出解决生产型经济危机的方案时，生产型经济危机已经进入历史。当弗里德曼想出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的方法的时候，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已经进入历史。经济危机的形式犹如病毒一样，是会经常变异的。当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的变异时，我们就应该采取新的治理方法。
因为经济危机以周期的形式出现，所以在经济学界一般将经济危机研究也被称为经济周期研究，但政府债务危机却没有固定的周期，其一旦爆发，只有启动财税改革才可以解决，财税改革启动得早，经济危机结束得就早，财税改革如果迟迟不启动， 经济危机可能就会长期持续下去，因此我们也不能用传统的理解经济周期的思想去理解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二、人类关于企业债务以及政府债务的研究现状
目前经济学界对债务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企业债务的研究，一类是对政府债务的研究，现代经济学中研究“企业债务”的经济学家很多，比如近些年经济学界走红的经济学家基本都是研究“企业债务”的，在企业债务领域产生的理论主要有，费雪的债务 - 通缩理论、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学说及债务三阶段理论、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等，但这些学者都是只研究了企业债务，而没有研究政府债务，系统性的政府债务研究目前在经济学中仍然是空白的。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这些人的学说开始走红，但客观说，这些人的学说解决不了人类目前面临的问题，因为目前人类面临的问题是政府债务危机，而不是企业债务危机，企业债务只是影响经济危机的一个因素，企业如果普遍债务过重， 经济危机爆发后，企业还债会加重经济危机中的通缩，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延缓经济的复苏，银行抽贷也会加速债务崩溃，这些都是企业债务对危机的影响，但政府债务危机的规律与企业债务完全不同。
在经济学家，目前关于政府债务的研究只有德国历史学派和凯恩斯学派就行了一定的研究，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很多就发现了政府支出会不断增长的事实，经济学界称为瓦格纳法则，但瓦格纳开出的药方是政府借债，但瓦格纳并未预料到政府过度负债会造成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通过政府通过负债进行财政投资拯救经济危机，凯恩斯也没仔细考虑政府借债的后果，凯恩斯在美国的继承者汉森提出了补偿财政理论，主张在经济繁荣时对政府债务进行财政补偿，但现实中也很难做到，因为即使经济繁荣时期，政府也很少有盈余，而且汉森等人并没有像瓦格纳那样认识到政府负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只是当成了一种短期现象，因此汉森也没有对政府债务进行深入研究，汉森唯一留在哈佛大学的弟子马斯格雷夫虽然以“现代财政学之父”著称，但研究视野非常窄，也没有从宏观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
其实政府出现债务并非因为拯救经济危机加大了财政支出，而是经济增长与税收改革不同步造成的，最终要靠财税改革解决，但是瓦格纳、汉森都没有将政府债务问题与税收改革联系起来。德国历史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之外的其他学派更是鲜有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三、“瓦格纳缺口”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瓦格纳法则”的核心内容是“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将会提高”，瓦格纳法则又称为政府活动扩张法则，但瓦格纳是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上述结论的，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
在新财税经济学中，我们要在“瓦格纳法则”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瓦格纳缺口”，“瓦格纳缺口”是不断增长的政府支出与基本保持不变的财政税收之间的缺口。其计算公式是“瓦格纳税收缺口 = 政府支出增长 - 现有税制下的税收”，瓦格纳缺口模型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财务意义上的财税赤字概念，其背后揭示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规律与趋势。瓦格纳缺口的本质是一种财政缺口，或是说税收缺口， 因此“瓦格纳缺口”也可以称为“瓦格纳财政缺口”或“瓦格纳税收缺口”。
“瓦格纳缺口”的出现，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政府支出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一成不变的税收 ． 时间长了政府比如出现财政缺口，其中政府支出不断增长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1． 经济分工的扩大必然导致政府分工的扩大，从而导致了政府支出的增
长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市场分工的扩大，而市场分工的扩大也必然需要更多的政府分工与之相对应。如工业化的出现导致政府工业管理职能的出现，城市化的出现会导致政府公共交通职能的出现，信息化的出现会导致政府信息保护职能的出现， 总之随着经济分工的扩大，政府分工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2． 私人产品的丰富也会对政府公共产品提出更多的需求
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的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大类，很多私人产品需要政府的公共产品配套才能使用。私人产品越多，需要的公共产品就越多。如汽车是私人产品，道路是公共产品，汽车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对公共道路需求的增加。现代人对公共产品的依赖要远远超过对私人产品的依赖，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主要是政府，人类对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政府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大。而且人们对公共产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如城市的干净、绿化率的提高等。
3． 社会越发达，社会风险越多，就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保护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人类时刻面临着各种风险，如人身安全、资金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交通安全、失业等各种风险，而且社会发达程度越高，整个社会面临的风险越多。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人们时刻都会被可能出现的巨大风险所吞噬， 在风险社会只有政府为人们提供足够的风险保护才行，这也需要民众以税收的形式向政府缴纳一定的费用，这样社会才能运转。
4． 社会越发展，贫富差距越大，越需要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维护平等
社会不断发展发达，社会不同个体之间的财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有能力的个体越容易攫取到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现代社会也是竞争型的社会，人们时时刻刻会面争失败的风险，这也需要政府有一定的支出维护社会平等，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失业保障、社会救济等，这些都是对社会自身日趋不平等化的一种弥补。
四、“税收不足”是国家常态
由于以上四条经济规律的存在，随着产业升级，国家经济不断发展，政府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政府支出也会越来越大，因为税率是固定的，“瓦格纳缺口”就会越来越大，而且税收改革永远是滞后的，因此税收不足一般会成为一个国家的常态， 我们将之称为“税收永久不足”理论，而税收不足是政府债务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因此一个国家会一直处于走向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路上。
税收不足一般短期内需要通过政府财政赤字补足，这就是政府债务的来源，当财政赤字增加到无法再增加时，就需要政府启动财税改革，增加税收。但财税改革又涉及法律问题、政治问题，很难改革，所以“税收不足”更会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常态。
因为瓦格纳缺口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增长，因此越是经济增长快的国家，财税缺口越大，税收不足表现得越明显，而且越容易爆发债务危机，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债务危机经常爆发在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的原因。
当我们弄明白经济增长与财税关系背后的逻辑问题之后，就会发现，“税收不足” 对一个国家来说将是时刻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要时刻准备着、必须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发展越快的国家，越应该注意。
那么税收会不会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会一直上升呢，我认为不会。因为经济增长也是有极限的，虽然现在人类经济一直在增长，但未来不会，当经济增长停止的时候， 税收的增长也会停止。
经济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新产品的出现，另一种是现有的产品更新换代， 以后新产品出现的会越来越少，更多是现有产品的更新换代为主，这会导致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并不一定带来经济的增长，当经济不再增长后，税收不足的问题也将不再出现。
税收不足就会造成社会的“公共贫困”，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代表作《丰裕社会》中曾经提出过“公共贫困”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揭示出其背后的原因，当我们明白了瓦格纳缺口的含义后，就很容易明白“公共贫困”的根源也是“瓦格纳缺口”。
五、公共产品市场非均衡理论
“公共贫困”主要表现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在正常经济条件下，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是有一个固定比例的，两者在经济学上属于互补品，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配比合理的才可以社会和谐，比如我们有多少私人汽车，就需要多少公路，有多少城市人口，就需要多少城市清洁人员，私人产品的增长会导致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增长， 公共产品的数量必须与私人产品的数量同比例增加，经济才会和谐，一旦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配比不合理就会出现经济社会系统的紊乱，这种经济社会系统的紊乱可以表现为交通拥挤，环境脏乱，贫富差距过大、社会风险增加等问题。这种社会紊乱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经济危机。税收不足就会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目前在经济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他们强调“技术冲击” 后市场自动恢复均衡的观点我是反对的，首先，市场上的产品是由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部分组成的，价格调节与市场均衡，只能发生在私人产品市场部分，这对公共产品是无效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受政府预算影响，短期可以用赤字调节，但长期看，从根本上是受到税收制约的，公共产品的需求是随着私人产品的增长不断增长的，但税收是刚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无法增加，所以公共产品市场是很难均衡的，因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中强调的市场均衡只能是私人产品的均衡，而不能包括公共产品市场在内的整个市场的均衡，公共产品的均衡是无法通过自由市场实现的，而公共产品的不均衡也是导致经济危机根本因素之一，因此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自动均衡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也有人会说公共产品属于市场之外，但是即使公共产品属于市场之外，也是处于经济之外，同样可以造成经济危机，况且公共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 公共经济只是一种交易非常复杂的经济形式而已。
其次，“技术冲击”对社会的冲击不是均衡的移动，仍然是从均衡到不均衡的改变，技术进步肯定会导致私人产品供给的增加，但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必须合理配比的， 私人产品供给的增加也会对公共产品提出更大的需求，但公共产品的供给因为税收制约而不能增加，这就导致了公共产品的供需失衡，因此技术冲击仍然导致的是不均衡的出现，主要表现为公共产品市场的不均衡。
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天然存在一个固定的匹配比例，而且这个比例是动态的， 每个时代都不同，需要随着经济发展而调整，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比“比例错配” 也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公共产品的数量必须主动去适应私人产品数量的增长，我们称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主动匹配”理论，当然这种“主动匹配”如果能实现就需要经常进行财税改革。
新财税经济学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共同点是都强调技术进步对的影响，不同的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模型中只有私人产品，因此提出了进步导致均衡点移动的观点， 而新财税经济学的经济模型中不仅包括私人产品，还包括公共产品，技术进步会导致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加，但公共产品的供给却不足，这就导致了公共产品市场的非均衡， 这种非均衡也表现为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配比不平衡，最终形成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一旦爆发，就必须政府干预，这种干预主要表现为财税改革，人类每发生一次技术革命都需要一次财税改革与之配套，新财税经济学指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致命缺陷，比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析更接近现实，更能解决现实问题。
六、产业升级的“子虚补其母”理论
新财税经济学将社会升级分为产业升级与财税升级两部分，经济发展是一个“双升级”的过程。其中产业结构升级对应的则是私人产品的扩大，而财税结构的升级对应的是公共产品的扩大，两者应该同步升级。但两者同步只是理想状态，现实往往是产业升级在先，财税升级在后，因为财税不那么容易调整。但没如果有财税结构的升级， 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受到阻碍。
人们只关注产业升级，而不管财税升级，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是这样，结果造成了很多问题，但这两个升级必须同步，产业升级是由市场完成的，但财税升级必须由政府完成，只有两者同时完成，才可以实现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合理配比。
产业结构升级，也往往是“功夫在诗外”，需要很强的外部条件。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要想升级，就需要大学教育的普及、需要科技支出的加大、需要基础设施的完善、需要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做基础，国家的发展就会停滞。这些都需要国家有很强大的财政投入才可以，都需要财税升级才行。如果政府没有及时进行财税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戛然而止。因此如果没有财税升级做配套，产业升级也会受到拖累。
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就是因为只进行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进行财税结构的升级，最终产业结构升级也无法独善其身，最终经济陷入了停滞。
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国家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它们目前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主。这些国家只要找到几个比较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就可以实现快速致富；另一类则是“亚洲四小龙”、拉美等国家，它们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其产业基础已经挺好，如泰国的汽车制造、巴西的飞机制造、印度的软件、制药产业都非常发达。这些国家曾经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但是发展一段时间后财税没有升级，导致科研投入无法增加，高等教育无法普及，社会福利保障不能建立，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这些国家的产业不能再高速发展了，于是就掉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对第一类国家非常有用， 但对第二类国家则作用不明显，因为第二类国家急需的是财税升级，而不仅仅是产业升级那么简单。
中国的中医理论中有“子虚补其母”的理论，其实产业升级和财税升级也是这样的关系。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也是在其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一个国家产业发展必须先拥有足够多的知识人群、发达的科研能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充分的社会保障才行，这些就是产业发展的母体。只有母体足够强大，才能孕育出发达的产业，如果母体不够强大，其产业发展也必然是孱弱的。
因此我们在发展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同步壮大其社会母体。产业发展为社会母体发展提供充足的税收，社会母体发展又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这才是良性互动，也是产业升级与财税升级之间的辩证关系。
因此，当一个国家产业发展停滞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扶持产业，更要改善经济发展的社会母体。我们要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有足够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否有强大的科研能力，是否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民众是否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这些基础具备，产业自然就会孕育得非常好。如果这些不具备，产业发展只能受限。例如，印度不具备这些条件，只能发展软件外包行业，泰国也能引入丰田汽车等外来产业，但其本土创新却很难发展起来，国家发展最终受限。
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颂扬的是企业家精神，新结构经济学阐明的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性，都是不完整的。如果没有产业孕育的社会母体做基础，即使出台产业扶持政策，效果也是有限的，颂扬企业家精神也是于事无补的。“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 虚则补其母”，这些中医理论是完全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发展的。
经济学中存在着非常多的经典比喻，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另外凯恩斯还提出了“挖坑 - 填坑”的比喻，弗里德曼提出了“直升机撒钱” 的比喻，奥地利学派借用了“守夜人政府”的比喻，“子虚补其母”虽然是我从中医领域借用过来的比喻，但最能反映新财税经济学的本质。
七、“华盛顿共识”为何无法帮助发展中国家？
新财税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税收占 GDP 比例不断升高的过程。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必然会出现财政缺口，最终爆发债务危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是按这种路径演变的。中等收入国家掉入发展陷阱之前，一般都会爆发一次政府债务危机，这几乎是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宿命。当这些发展中国家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介入，他们往往用“华盛顿共识”中的一些理念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改革，华盛顿共识是 20 世
纪 70 年代后发展起来的，以当时最时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蓝本提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方案，当时很多本来发展势头良好的发展中国家无奈成为了这一所谓“共识”的牺牲品，良好的发展前途被无情葬送。多年来尽管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这样的发展怪圈，但理论界却从未对这一问题给出一个很好的解释，那些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仍然享受着殿堂般的崇拜，却从没有悔意与歉意。
根据笔者新财税经济学的观点：当一个国家爆发政府债务危机的时候，应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财税改革，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增强其产业发展的基础，从而解决危机。而“华盛顿共识”做的则是相反的工作，不是帮助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而是通过市场化、私有化削减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而他们削减的这些正是这些国家经济维持高速发展所必要的基础。而一旦这些基础被削减，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条件就被进一步削弱，经济自然会陷入停滞，甚至国家都会陷入混乱，因此用“华盛顿共识” 来解决政府债务危机必然会让这些国家陷入更大的危机。
在拉美，阿根廷这个国家就是典型案例。阿根廷进行铁路私有化之后，铁路里程由接近 5 万公里，缩减到了 1 万多公里，社保市场化之后，参保人数也大幅降低，国家陷入经济停滞是必然的。
客观来说，西方国家也不具备帮助这些国家进行财税改革的理论素养，因为他们之前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财税改革是在偶然情况下完成的，并不是学术推动的。另外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债权方大多是欧美国家的银行机构，因此他们优先保障的是这些机构的利益，并非更多地考虑这些国家的前途。
如果我们把产业升级和财税升级比喻为组成一个木桶的两块木板的话，“华盛顿共识式”的改革方案不是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去补齐财税升级这块短板，而是用其“小政府”理念去继续截短这块短板，结果是本来已经很短的短板被截得更短，经济不但不能恢复发展，反而走向了倒退。
八、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三大特征
根据研究，我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总结为以下几个特点：
1． 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并非周期性经济危机
周期性经济危机是指由周期性因素导致的经济危机，我们以前经常遇到的生产型经济危机和金融型经济危机都是周期性危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特点是，即使不对这些危机做任何处理，市场也可以自动解决，就像流感只发生在冬天一样，到了夏天自然就会消失。例如，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等新一轮技术创新来临时，经济就会走出危机。金融泡沫危机只要有一轮新的题材炒作，并吸引新的投资者入场，金融市场就会自动走出危机。但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是没有周期的，也不是由周期性因素导致的， 我们也不能像期待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样期望市场自愈，政府在解决经济危机方面必须有所作为。
2． 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并非市场型经济危机，而是政府型经济危机
以前的经济危机大部分是市场型经济危机，我们很少见到政府型经济危机。市场型危机的根源在市场，而政府型危机的根源在政府。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的财税体制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危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必须要通过政府财税改革才可以解决，如果不谈财税改革，而只是希望通过其他方法，比如市场化改革或鼓励企业家精神来走出危机都是不可能的。政府得病，不能让市场吃药。
要想走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就必须改革政府的财税体制，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比市场型经济危机要难解决得多，必须有雄才伟略的改革家才可以带领国家走出危机，因此面对当前蔓延全世界的政府债务危机，世界也呼唤像美国前总统罗斯福那样的大改革家出现。
3． 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是急性危机，而是慢性危机，政府债务危机具备“慢性病” 的常见特征，比较难治愈，也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自动变轻，而是会越来越严重，笔者将政府债务比喻为桌子上的灰尘，如果不打扫，只会越积越厚。目前世界各国的政府债务就像灰尘一样越积越厚。目前世界各国的政府债务没有一个在减轻，都在加重。
九、政府债务危机对经济的直接影响
（一）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在经济方面的危害
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府发生债务危机首先会导致政府投资的下降。政府发生债务危机后，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必然会被削减。政府投资下降不仅影响到经济增长，也会因为基础设施老化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
2． 政府投资下降必然会带动民间投资下降。政府投资一般会通过带动效应和乘数效应对民间投资产生推动作用，几乎所有的政府工程都是通过民间承包商来完成的， 当政府投资下降时，也会直接带动这些民间投资的下降。政府修一条高速公路，公路两旁就会出现成片的工业区；政府修一条地铁，地铁站附近就会建成成片的居民小区或写字楼；政府修一条高铁站，每个高铁站附近都会出现一座新城。这些由高速公路、地铁、高铁所衍生出来的经济效益往往是这些基础设施投资金额的数倍；如果政府因财政危机而出现投资下降的话，这些民间投资也将随之出现倍数级的下降。
3． 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还会导致政府对科技投资的降低以及对新兴产业扶持的减少，这也会损害到一个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导致国家经济越来越落后。
政府债务利息也会衍生出巨大的债务。债务压不垮政府，但利息会。不管任何形式的债务都是有利息的，债务利息会进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而且债务和利息都是复利式增长，非常可怕。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来还利息，最终必然导致政府财政的崩盘或国家破产。目前美国债务利息已经超过美国用于教育、交通、能源和国防之外的所有其他可支配项目开支的总和。中国每年的债务利息支出也已经超过了科技支出，这些都将继续侵蚀经济增长的基础，目前世界各国大部分的新增债务都是源于利息带来的新增债务。
（二）政府债务危机在民生方面的危害
政府债务危机不仅会危害国家经济增长，还会对民生带来直接危害，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退休年龄被推迟
近几年从欧美到中国都在推迟退休年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府面临债务危机。目前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普遍高于65 岁，美国是67 岁，德国未来10 年将推迟到69 岁，冰岛男性的退休年龄是 70 岁，澳大利亚也将从 65 岁逐渐推迟到 70 岁，欧盟甚至建议
所有成员国将退休年龄推迟到 70 岁。世界各国的决策者都不想着怎么解决政府财政危机，只想着拿退休年龄做文章。
2． 中产阶级社会解体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产阶级社会解体成为世界级现象，发达国家之所以建设成了中产阶级社会，关键是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在托底，随着各国减税政策的出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也将陆续受到影响，中产阶级社会也随之垮塌。
3． 政府债务向民间债务转移
政府债务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想出各种脱身之策，政府往往会以市场化的形式将债务向民间转移。例如，当美国小布什政府削减政府保障房项目之后，鼓励穷人贷款买房就是明显地将政府债务向民间转移。政府削减教育支出后，学生也需要靠贷款来完成自己的学业。中国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盈利前景并不明朗的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银行机构参与产业基金也是政府债务向民间转移的做法。
十、政府债务危机对经济的系统性影响
政府债务不仅会产生直接危害，还会产生间接危害，也就是对经济的系统性影响， 这种系统性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央行利率”的影响传导的，债务债务与央行利率是“螺旋”关系，政府债务会影响央行利率，央行利率又会影响金融投资，金融投资又会影响经济创新，这部分内容也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将在下一篇中进行详细讲解。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