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7月5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办“全球化衰退：影响与应对”专题研讨会，恒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出席并发言。
张一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后，始于2001年的超级全球化时代已结束。在新一轮的全球贸易格局中，中美占据主导。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有增加财政收入、推动产业回流等考量，但其再工业化目标难以实现。全球贸易呈碎片化等趋势，WTO影响力下降。短期内，中国制造业地位难以被印度取代，美国对全球加征关税也不太可能再度出现第一次贸易战时的大规模产业转移，但是出口难拓新空间。全球贸易预计将在较长时间呈低水平运行态势。
描绘特朗普2.0时代乃至未来贸易格局的面貌，首先需要回顾过去一段时间已经发生的情况以及当下正在发生的态势。
第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已经基本停滞。
关于逆全球化，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事实：所谓的超级全球化时代并非常态。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全球贸易增速显著高于GDP增速，但之前并非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1年，全球经济增速略高于贸易增速（此处采用的均为名义值）。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商品贸易增长维持在3-4%的区间，低于这段时期经济增速。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已宣告结束。当下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未来一段时间，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是否将继续萎缩。
第二，中国在2009年后的全球化停滞阶段占据更多贸易份额。
中国在上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而且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商品贸易在全球的份额中继续扩张。自2011年起，中国的出口额便已超过日本及德国在其巅峰时期的出口规模。具体而言，仅就商品贸易，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在2021年达到14.6%的峰值。这一占比高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但低于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占比。考虑到二战以后的特殊情况，这种占比并非常态，不具备可比性。
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事实：在上一轮全球化（2001—2008年）的贸易增量中，中国占据了12.1%的份额，德国为9.2%，美国占5.2%。而自2009年起，当贸易全球化进程陷入停滞时，中国在贸易增量中的占比升至26.0%。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美国在全球贸易增量中所占比重为9.4%，不仅高于其在全球化快速发展阶段的水平，亦显著超过德国2.9%和日本-0.9%的水平。反观日本，从2009年到2024年，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则出现了萎缩。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符合逻辑直觉的问题：2009年之后，人们更多讨论中美两国构成的“G2”格局，而在这一讨论语境中，其他国家往往被置于视野之外。无论是贸易领域、科技领域，还是互联网行业，核心参与者实际上仅有中国与美国。即便是本轮人工智能浪潮，无论是芯片制造企业，还是人工智能应用企业（包括大模型领域），中国虽与美国存在差距，但已遥遥领先于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国家。从贸易格局来看，这恰恰体现出在全球化陷入停滞之后，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中相对于其他国家更为强势的地位。
第三，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贸易逆差相对健康，但出口对就业拉动减弱。
为何自2009年起，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更多贸易保护措施？鉴于美国在贸易增量中所占份额较上一轮显著提升，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
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来看，2009年之后总体处于相对健康的状态。依据国际通行标准，若一国国际收支的顺差或逆差占GDP的比重低于3%，即可认为其国际收支总体健康。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长期维持着占GDP 6%—7%的逆差，当时不少观点认为这种状况难以为继。但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贸易逆差（若采用更广义的统计口径）实则呈现出较为健康的态势。
既然美国在贸易增量中的占比已从5.2%提升至9%以上，且国际收支状况向好，为何还要推行逆全球化、碎片化以及“小院高墙”等政策呢？2001年至2008年期间，美国经济增长及出口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制造业产品。在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出口增量约为7000亿至8000亿美元，其中两类商品占比突出：一是高科技产品，二是能源产品，后者占比达30.5%，这部分增量源于美国能源革命（尤其是页岩气革命）的推动。然而，此类出口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限，且蛋糕分配存在明显不均衡。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随之浮现：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群体更多涉及美国制造业工人。这也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但若深入分析数据，会发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2001年至2008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的萎缩速度远快于2009年之后；而从绝对数值来看，2009年以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实际上是在增加的。若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些问题：美国中西部及中部地区的就业出现了永久性流失，而沿海地区的就业却在增加，这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此类结构性问题在美国愈发突出。当前，美国试图以总量层面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一结构性问题，这正是其当前面临的困境及政策的趋向所在。
第四，美国第一轮关税政策结果：实现财政增收，但未实质性减少对华逆差。
2018年以前，美国进口总额约为3万亿美元，关税收入约400亿美元；2018年之后，美国对中国加征10%—20%的关税，每年为联邦政府新增约400亿美元关税收入，高峰期关税总额已接近1000亿美元。显然，征收关税对联邦政府而言是一种高效的收入来源。
在美国联邦税收中，除关税外，最大的税种是企业所得税，年收入约4000亿美元。简单测算可知，若对3万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10%—20%的关税，可带来约4000亿美元收入，而这笔收入恰好能为后续减税政策提供基础，即联邦政府可通过关税收入弥补企业所得税减少的4000亿美元。
在此过程中，一套政策体系逐渐形成，即永久性关税与企业减税相结合的政策。这一政策逻辑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能够增加联邦税收，另一方面有望引导国内需求转向美国本土生产。这也正契合了通过“关税+减税”手段推动制造业产业复兴的政策目标。
然而不难发现，若仅对个别经济体实施关税政策，会出现贸易转移现象。从近年来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来看，201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为3400亿美元，到2024年已降至2900亿美元，减少的500亿美元左右主要转移至东盟主要国家。特朗普再次执政可能会反思其第一任期对华政策存在的问题。由此可得出结论：仅对中国加征关税并非治本之策。一方面，此举带来的税收增量有限，若要实现2000亿美元以上的关税收入，不对所有国家征收关税难以达成；另一方面，仅针对中国加征关税会引发贸易转移或转口贸易，导致税源流失。
第五，美国第二轮关税政策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和引导制造业回流，但实际上引发了全球贸易混乱。
因此，当前美国的政策逻辑十分明确：以关税为手段，既增加财政收入，又引导企业回流本土。《米兰报告》内容颇丰，其中诸多论述虽然无关紧要，但需结合其背景来看：米兰在哈佛大学专攻的是最优关税理论，若其政策构想具有实效，相信相关实践已然展开。例如，该报告中曾公开提出，通过每月提升2%关税并持续一段时间，经测算美国的最优关税区间应为20%。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和消费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若其能依照米兰政策所提出的路径稳步推进，我认为大概率能够达成预期目标，即便各方有所不满，恐怕也只能接受。然而，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激进政策，却引发了其所有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弹。这种反弹的影响延续至今，已导致全球贸易体系陷入混乱，这也正是我们当下所探讨的全球化发展走向问题的核心背景。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作为全球贸易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国家，其公然违反世贸组织的行为引发了WTO自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在此轮局势变化之前，各方对于WTO的政策及仲裁裁决始终秉持尊重态度。然而，从当前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再将WTO的仲裁置于重要位置。全球贸易体系已发生深刻变革，各国转而寻求自身的最优解：有的选择向美国靠拢以降低成本，有的则与美国或其他国家加强协作。这种近岸化、离岸化的趋势，截至目前仍未中止，这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现实结果。
第六，美国再工业化的努力很难成功。
根据全球多个经济体的数据分析，发现当工业化完成后，会进入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从理论上看，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定律，在各国内部工资均等化的作用下，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服务业价格水平将更为昂贵。从资本逐利的角度而言，人们更倾向于从事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从事过年收入10万美元的水管工职业，就不愿进入工厂从事年收入3万美元的拧螺丝工作。因此，经济规律决定了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面临极大难度。另外一个例证便是波音公司，作为美国制造业的标杆企业，其衰退态势已清晰可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无论是现实经济规律还是具体案例都表明，美国试图通过“关税+减税”政策实现工业化，虽可能带来一定边际改善，但要重新成为制造业中心或恢复昔日制造业地位，基本难以实现。
第七，中国制造业中心地位短期难以被撼动。
制造业中心的形成具有偶然性。中国成为制造业中心，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大规模释放、全球产业转移加速等诸多因素，可复制性不强。若以“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30%以上”作为“世界工厂”的定义，自工业革命以来，仅有英国、美国和中国曾获此称号。即便是德国、日本、苏联等国家，也未曾达到这一标准。目前讨论最多的是印度是否有可能取代中国的制造业地位？我们可通过一组数据进行对比：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印度为6.5年；中国技术工人占比24%，印度为3%；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5亿，而印度的文盲人数为2.4亿。从这些数据来看，印度若想承接或挑战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首先需要提升基础劳动力的素质，姑且不论基础设施层面的差距，仅劳动力自身的各项指标就亟待改善。而东南亚地区则受制于经济实力等因素，也无可能成为继中国之后的第四个制造业中心。
在特朗普1.0时代，贸易战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贸易转移。但是在2.0时代，即使产业转移也很难避开美国的无差别关税。因此，短期内再度出现为了规避关税而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不大。
第八，应对逆全球化需以我为主。
美国难以实现再工业化，而在全球贸易碎片化、近岸化的趋势下，中国未来的出口空间也难以维持以往的规模。我们寄望于中国通过拥抱“一带一路”，开拓拉美、非洲等地区的出口市场，但这其中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这些地区的经济规模有限；另一方面，若要实现发展，它们必须完成工业化，毕竟，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若不经历工业化，便难以迈入中高收入行列。而一个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国家，通常不会成为其他国家工业产品的倾销地。因此，无论是从现实条件还是未来发展路径来看，寄望于这些地区填补中国未来的出口增长空间，难度极大，因为其发展逻辑决定了必须经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而这一过程中，它们很难成为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市场。此外，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可能不会出现。
最终结论是：当前的逆全球化趋势，仍将在对现有框架进行低水平修补的状态下，磕磕绊绊地持续运行。至于这种状态会持续到何时，目前难以判断。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内需不足，解决内需不足则更依赖于内部的宏观逆周期政策。进一步加大宏观逆周期调节可能比外部挑战更为紧迫。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