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程实
消费本质上是消费者分散决策的结果，而政府虽不能直接代替消费者做决策，但政策干预却可改变市场均衡的演化方向。政府的核心作用在于打破低消费均衡的路径依赖，并通过可信的激励机制引导市场形成更高消费、更高收入、更高质量的均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仅要提供短期刺激政策，以降低消费者的当期不确定性，还需维持长期政策的一致性，以增强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信心，避免因政策的不稳定性导致的预防性储蓄上升。社保改革的推进减少了未来支出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刚性，使消费意愿提高，而消费市场结构的优化则进一步创造了高质量的消费需求，使经济走向稳定增长的正向循环。
从动态博弈的角度来看，政府最优策略是在初期进行有效刺激，同时制定清晰的渐进式退出方案，使得经济增长路径对消费者而言是可预测的，从而促使高消费均衡的稳定形成。这不仅提升了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也确保了所有个体都能受益，形成帕累托改善的一致均衡。
动态博弈的最优解在于政府的时间一致性承诺
在现实经济中，消费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决策过程，消费者的预期和政府的政策会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相互影响，最终决定经济的长期走向。我们应用多期动态博弈模型，刻画政府政策是如何影响消费者的长期消费决策。假设消费者每期可选择高消费或低消费，政府每期可选择高刺激或低刺激。在动态博弈中，当前的选择不仅影响当期收益，还会影响未来预期。如果政府在前期选择了高刺激，但未来突然转向低刺激，消费者可能预期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长期消费收缩。这就是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我们采用子博弈完美均衡（SPE）来分析长期均衡的形成路径。
均衡一：“低消费—低增长”的自我实现均衡。
如果政府一开始选择低刺激，消费者由于预期未来收入增长有限，则选择低消费，从而形成“低刺激—低消费”均衡。这一均衡下，社会整体福利低，政府长期财政稳定，但增长动能不足。“低刺激—低消费”均衡是自我实现的悲观预期，其原因在于消费者由于不确定政府是否愿意长期维持刺激政策，从而选择低消费，进而使经济陷入低增长状态。
均衡二：“高消费—高增长”的帕累托均衡。
假设政府希望引导市场形成“高消费—高增长”的帕累托均衡，最优策略是在初期选择高刺激，并信号传递长期政策承诺，通过减税、财政补贴、社保改革等方式，提高消费者的长期收入预期，降低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需求。然后，逐步调整刺激力度，以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设定退出机制，以避免长期财政负担过重，同时也不会对消费信心造成过大冲击。最后，形成消费增长的正向路径依赖。
对消费者而言，当折现因子足够大（即看重长期收益），消费者就会选择高消费，使高增长路径成为长期均衡。对于政府而言，如果选择高刺激，市场进入高消费均衡，长期税收高，但财政支出也相对较大。只有当税收高于财政支出时，政府长期收益为正，则政策可持续。如果政府选择低刺激，短期内财政支出较小，但消费低，税收减少。当政府长期收益较低时，则难以实现经济增长。如果政府采用渐进式刺激，那么最优策略是在初期采用高刺激，随后渐进调整，这样既能引导消费增长，又能降低财政负担。只要政府能维持足够长的刺激期，让市场进入高消费均衡，即便政策逐步退出，税收依然可以支撑财政，也就是通过短期的财政支出换取长期的税收增长。
消费决策是动态的，政府的短期政策影响长期均衡
在动态博弈下，政府的可信承诺是避免陷入低消费均衡的关键。一是要避免“短期刺激—长期退出”导致的不确定性。如果政府在短期采取高刺激，但中期转为低刺激，消费者可能预期到未来刺激的不稳定性，从而继续低消费。最优策略是设定“渐进式退出”方案，如消费补贴逐步降低，而社会保障支出逐步提升，这样消费者的长期收入预期不受冲击。
二是强化长期制度建设，减少消费者的未来不确定性。例如，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如养老金制度完善、医疗保险扩展）就属于增强时间一致性的策略，使消费者长期减少预防性储蓄需求。
三是形成“高消费—高增长”的路径依赖。一旦社会整体进入高消费均衡，个体消费者的最优策略就变成维持高消费状态，因为消费者的收入和资产增值会进一步提高消费能力，形成正向循环。这一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过去几年中持续推进消费刺激政策与社会保障改革的结合，而不是单纯依赖短期财政补贴。这种方式确保了消费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也避免了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政府的政策不仅是当前消费的激励手段，更是塑造长期市场预期的工具，政策的一致性是推动中国消费扩容提质的关键。
政策支持：降低个体消费不确定性，引导市场均衡
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受到收入水平、预期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尤其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时，分散决策容易导致谨慎储蓄、消费滞后，从而形成低消费的均衡陷阱。政府的政策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合适的激励机制，调整个体预期和约束条件，使消费均衡从“低支出、高储蓄”转向“适度消费、合理储蓄”的均衡，并使所有个体都能从中获益（即帕累托改善）。
一是以旧换新，对耐用品消费的激励机制。耐用品（如汽车、家电）往往具有较强的网络外部性，即当市场整体更新换代时，消费者更愿意同步升级，而当消费情绪低迷时，个体容易推迟消费，导致市场需求疲软。政府通过以旧换新补贴，等于对耐用品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均衡锚点，使分散决策者的最优选择向“提前更新”倾斜。政策效果表明，在以旧换新政策下，家电、数码产品销售额出现显著增长，显示消费者决策方向被政策所协调，并形成了更高消费支出的均衡。
二是直接财政支持，稳定预期，消除低消费均衡。当市场信心低迷时，个体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整体消费下降，这种低消费均衡会自我强化。政府通过财政刺激，如消费补贴、税收优惠等，使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和政策环境的预期更加稳定，从而增强当前消费意愿。例如，政府在2024~2025年间推出的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消费刺激，增强了消费者对长期收入的信心，减少了因“收入不确定性”而过度储蓄的动机，反映在2025年1~2月的社零数据“开门红”，同比增长4.0%。
三是税收和信贷政策，对长期支出的影响。税收减免（如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免）和消费信贷（如财政贴息）也是协调消费决策的重要工具。对于高价值消费品（如房地产、教育、医疗），税收和信贷政策可以减少个体当前支付成本，使其更愿意在未来消费，而不会因短期支付能力不足而推迟决策。这类政策的帕累托改善效果体现在，消费者享受更低的成本和更好的服务，企业获得更稳定的需求增长，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税收收入也能在长期提高。
社会福利改革：降低预防性储蓄，提升消费意愿
消费均衡的另一个关键变量是社会保障体系，它影响消费者的长期支出预期。在一个保障不足的社会，个体可能因担忧医疗、养老等开支而增加预防性储蓄，形成“低消费—高储蓄”的均衡。政府可以通过扩大社会保障支出，降低个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分散决策趋向更高消费支出，并最终形成更高收入、更高需求的稳定均衡。
一是养老保障，减少储蓄刚性。养老金改革，政府持续提高养老金待遇，使中老年群体的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这不仅直接提升了老年消费能力，还减少了年轻人的“代际储蓄压力”，即年轻一代不再需要为赡养老人储蓄过多资金，从而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
二是医保扩容，降低家庭负担。政府增加医疗补贴、提高医保覆盖率，可以有效减少个体在健康支出上的不确定性。
三是育儿补贴，缓解年轻人储蓄压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等措施，并强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改善儿童托育服务等举措，旨在减轻家庭后顾之忧，降低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经济压力，从而释放服务消费潜力。这不仅能够释放短期消费需求，还能增强年轻人的长期消费信心，使他们更愿意在住房改善、生活品质提升等方面进行投资，从而形成更稳定的消费增长预期。
来源：第一财经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