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笔者对中国总需求不足原因发表了一些看法。这里就其更深入地进行讨论。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较为复杂。从总需求角度和总供给的增长动能变化看，既有历史人口管制造成少子化和传统发展模式惯性等综合性内因，也有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以及东西方价值之争等外部影响。
一、计划生育对需求的滞后收缩效应
2012-2023年，前20年计划生育减少的人口，给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从需求方面形成了平均-1.72个百分点的增长压力。从人口的需求变化方面，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年平均GDP增长率，不是6.26%而是8%。20世纪80年代实行“城镇和农村一对妇夫只能生一个孩子和一个半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1]，在后20年造成了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收缩。毛泽东在1958年谈到中国发展时提出，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并认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2]毛泽东理政期间，始终没有在呈报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建议报告上签字。人口生育管制造成的损失，与资本要素减少不同的是，前者在20年内不可再生，后者可以通过次年加大投资数量进行弥补甚至超越。用2008-2023年的数据进行计算，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同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规模较大国家，其标准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为1.47%，中国扭曲值年平均为1.05%，计划生育年平均体制差值为0.42%。此差值累积减少20-36岁人口8347万人，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需求和GDP增长率，当年动态平均损失分别为2703亿元、19184亿元和0.21%，累积性动态年平均损失则分别为1873亿元、13191亿元和1.34%。
二、高积累低消费发展模式的惯性传导
投资与消费需求方面，高积累和低消费的发展模式对经济需求和经济增长形成滞后和惯性的负面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工业化。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1956）比较清醒地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但是，后来实际的经济建设中，用低消费的方式实现高积累，还是过度发展重工业。1957-1977年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9.88%，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平均增长率仅为5.74%。从投资/（投资+消费）比例观察，除去1962-1965四年平均为30%外，其他年份平均竟然高达70%，消费所占的比例只有30%。
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1980-1991年阶段投资比例降低到了35%，消费占比65%，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进入理想状态。进入1992-1999重化工业阶段后，投资比例提高到了43%，但消费占比还为57%，结构还算比较合理。
然而，21世纪中国进入进一步完成工业化、房地产兴起、基础设施大基建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时代，2001-2011年间，投资比例又提高到54%。毛泽东（1956）在中国工业化之初也预料到：“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3]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到2010年时，原材料和装备工业化已经基本结束，住宅、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到了中后期。但还是由于高积累低消费发展模式的惯性推动，2012-2023年投资的年平均比例仍然在53%的高位水平上。只不过过度投资建设的内容，从20世纪后50年的重工业，变成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过度的住宅商业楼宇、市内其他公共建筑和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
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由地方政府出让而禁止集体擅自直接交易，并禁止多渠道竞争性建设城镇住宅和其他楼宇，土地行政垄断出让和房地产公司一条渠道开发建设，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收入和高房价转移城乡居民收入，使经济发展步入21世纪后的20多年，仍然以高积累和低消费模式挺进。但工业化阶段形成的生产能力，遇到了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而过剩的问题。禁止农民土地交易和城镇住宅高房价，使居民年均分别损失2541亿元和2895亿元消费能力，导致消费品需求不足，给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年平均0.65个百分点的损失。
2015-2024年间，民间投资收缩，从需求方面造成了年均-1.5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压力。民营企业生产的市场，在出口方面一般是中间制成品和最终消费品生产，在国内主要是大企业配套组件和居民消费品制造。因此，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不足和国际出口占GDP比例相对下降，最直接地影响的是民间投资的去处。2013-2015、2016-2019、2020-2024年间，民间投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91%、5.36%和-2.04%。民间投资占总投资和GDP的比例，从2015年的66.88%和33.77%下降到了2024年的49.24%和18.78%。
三、贸易保护使出口和FDI收缩
从对外开放方面的需求变化看，国际直接投资和货物出口额占GDP比例下降，造成外汇占款人民币投放相对减少，国内生产能力的外需在相对收缩，加之国内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疲弱，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也有所下降，加大了经济不景气和增长速度放缓的压力。2000-2007年，加入WTO预热准备和正式加入，使货物出口额占GDP比例从22.78%提高到42.67%，贡献了GDP年平均3.32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而到2024年货物出口占GDP的比例下降到了18.87%，2008-2024年，出口占GDP比例的逐年下降，给经济增长造成年平均-1.68个百分点的压力。
四、体制改革动能的边际递减
从1978-2010和2011-2023两个阶段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看：（1）城乡人口流动放开、农业就业向城乡转移和城镇企业合同用工绩效工资等体制改革贡献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从3.56%变化为1.39%。（2）资本从国有非竞争领域向非国有竞争性领域转移，配置在不同领域比率变化和资本整体生产效率提高，贡献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从1.24%变化为-0.84%。（3）科研激励和技术市场化改革，员工工作智能技能提高、技术产品化、新技术产品产业化，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从1.04%变化为-1.04%。（4）从土地和住宅市场化改革资产溢值对经济增长贡献看，2000-2010和2011-2023年两个阶段中，增长率从1.61%变化为2.65%。需要说明的，一是如果没有2000年以来的土地有偿出让和城镇房屋商品化改革贡献的经济增长，2000-2023年的经济率平均可能要低两个百分点左右；二是这种行政垄断式的土地出让和住宅房地产公司一条渠道建设和供给体制，其贡献的经济增长速度容易大起大落和不可持续；三是2019-2024年间，除去2021年土地房屋溢值高增长的一年，其余5年其贡献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到了0.55%；四是从未来看，传统的住宅、商业楼宇和产业园区土地，土地和房屋供给饱和过剩，资产价格走势低迷，如果不继续解除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的体制性金融压抑，土地房屋资产化溢值可贡献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枯竭。
五、潜能还在•推进改革•前景光明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和改革动能还在，一是虽然生产能力的工业化阶段接近尾声，但中国城乡居民生活需要和分享的工业化才到中后期，特别农村常住居民生活需要方面的工业化才到中期，城镇常住流动居民也才中偏后期，国内有着对业已形成的工业化生产能力有着巨大的居民生活需要潜力。二是只要改革户籍等体制，加快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改革城乡土地体制，将房屋和土地变成他们的资产和财富，放开劳动与土地组合，鼓励以地注册、实物入股、抵押融资、扩大投资，增加农民收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放弃政府以管为主和政府亲自下场发展经济的思维定式，以放活为主，政府有为的着力点全力放在搞好营商环境、鼓励创业、发展个体商户和中小微企业、促进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加大民生保障和支出方面。推进改革，在未来的10年中，居民收入倍增和富裕人民，释放巨额有效需求，中国经济发展没有过不去的坎。
[1]城市户籍居民一对妇夫只能生一个孩子；农村如果第一胎为男孩，不准再生；如果是女孩可以再生一个孩，但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禁止再孕再生。
[2]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
[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