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连奎
第八章 动态货币数量论
——基于“发行货币”与“运行货币”概念的货币周期研究
第一节、“动态货币数量论”与“货币周期”理论的提出
弗里德曼曾经非常渴望建立“动态货币理论”，他曾经在其论文指出，“当前货币理论的最薄弱、最不令人满意的部分就在于货币动态分析领域之中，在这个领域之中我们从来没有形成过一种可以被恰当地称为货币动态分析理论的理论”。
客观说，弗里德曼如果认为“货币数量论”是正确的，那他永远无法建立“动态货币数量论坛”，因为这两种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在货币学历史上，“货币数量论”与货币信用创造理论一直处于对立与斗争状态，而笔者提出“动态货币数量论”就是为了统一这两种研究路线的研究成果。
为了更好地解释“动态货币数量论”，我们提出两个个与货币有关的新概念，分析是“发行货币”、“运行货币”，以避免与现有的“基础货币”、“狭义货币”、“广义货币”等概念相混淆，“发行货币”就是印刷出来的货币，在经济学上也称为“外生货币”，“运行货币”是经过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信用创造后的货币，“运行货币”的数量始终是动态的，我们的“动态货币数量论”主要是针对的是“运行货币”。
“ 运行货币总量=发行货币进入经济体系运行的部分+经济体系内生出来的信用货币”
在此我们还要提到我们之前提出的另两个概念就是“货币供给”和“有效货币供给”，中央银行印刷的货币是“货币供给”，但不一定成为“有效货币供给”，只有实际在经济体系中运行的货币才是“有效货币供给”，“运行货币”和“有效货币供给”两个概念是相同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如果“货币流通速度”降为零，“有效货币供给”也将变为零。
动态货币数量论下的货币数量定律是：货币越用越多，越不用越少，其背后的原理是：金融机构发放的货币贷款越多，派生的存款也就越多，运行货币的总量也就越多，贷款货币越少，派生的存款就越少，运行货币的总量也就越少。货币的运行效率主要取决于货币的流转速度，货币流转速度越快，货币的运行效率就越高。
“运行货币”的多少不是由央行发行货币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宏观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共同决定的，在不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情况下，“运行货币”什么时候会变多，什么时候会变少，也是有规律的，也就是说货币运行也存在一个类似“宏观经济的周期”的“货币周期”，而且“货币周期”一般是与“宏观经济周期”同步的，货币周期表现为：经济繁荣时期运行货币自动增加，经济萧条周期运行货币自动减少，“运行货币”的数量随着宏观经济的扩张而扩张，随着宏观经济的收缩而收缩，运行货币的数量不仅是动态的，而且呈现出周期性特征。货币周期是一个与宏观经济周期同步的周期，货币周期是内嵌在宏观经济周期之中的，这两个周期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周期是“因”，货币运行周期是“果”。这就要求我们在考虑熨平经济周期时，也要考虑熨平货币周期。
以前经济学界只谈“经济周期”，没有单独提出“货币周期”的概念，只谈“发行货币”，很少谈“运行货币”的概念，只谈“货币供给”，而不谈“有效货币供给”，导致人类对货币的理解出现了很多的偏差。当我们用动态货币数量论将这些概念建立起来后，就会更容易看清货币运动的规律，才可以更好地指导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第二节 有效货币通胀理论与“货币数量论”的破产——对“量化宽松悖论”的解释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属于的极度的货币宽松，按传统理论，这种货币超发会造成投资的增加和通胀，但是这两种结果都没有出现，笔者称为“量化宽松悖论”。
“量化宽松”无法引起通胀的原因
根据本书的理论，我们认为“量化宽松”增发的是“发行货币”，“发行货币”只有转化为“运行货币”才可以形成真正的“有效货币供给”，但“发行货币”转化为“运行货币”是需要条件的，这种条件就是企业和政府去用这些货币，但是经济危机时期，企业是没有投资意愿的，政府如果也不进行投资的话，“运行货币”的总量就不会增加太多，甚至增加的更少了，另外量化宽松造成了低利率，商业银行信用创造能力变差，也导致了有效货币更少，当然不会通胀。
我们可以用货币生产“第一车间”和“第二车间”的理论来解释，“量化宽松”只是增加了“第一车间”的货币生产，而对“第二车间”的货币生产不起正面作用，而且还会起到抑制作用，因此“量化宽松”并不会造成“有效货币供给”的增长，因此“量化宽松”如果作为短期政策实行是不会造成通胀的。即使出现了少量通胀，经济萧条过后，经济繁荣到来临，中央银行再退出“量化宽松”总体上可以维持“运行货币”的总量一直不变，也就不会有通胀的产生，当然长期的量化宽松例外。
实际上，美国几轮“量化宽松”都没有出现大幅通胀，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出现了通胀，这主要是由于全球供应链不畅和能源价格上涨造成的。
笔者在货币学上提出了“动态货币数量论”，“动态货币数量论”与传统的静态货币数量论看待通胀的方式也不同，“动态货币数量论”认为通货膨胀只与“运行货币”的数量直接相关，与“发行货币”的数量并不直接相关，只是间接相关。而“运行货币”的主要制造者不是中央银行，而是商业银行。
发行货币与运行货币的悖离与货币数量论的破产
按照传统静态货币数量论，发行货币增加时，经济应该出现通胀，发行货币减少时，经济应该通缩，但现实情况经常悖离，
货币宽松的时候也可以出现通缩，比如日本实行了二三十年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经济却一直处于通缩状态，中国从2019年到2024年货币也是宽松的，经济却呈现出通缩，这都是传统货币数量论解释不了的，这些也都标志着货币数量论在现实中的破产。
在动态货币数量论看来，货币增加与通胀出现悖离，背后是发行货币与运行货币的悖离，发行货币增加时，运行货币也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发行货币减少时，运行货币也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发行货币与运行货币的增减趋势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出现悖离非常正常，在这种情况下，静态货币数量论当然要破产了。因此发行货币与运行货币在增长趋势上的悖离是货币数量论的破产的根本原因。
有效货币通胀理论
动态货币数量论认为，决定通胀与通缩的不是发行货币的数量，而是运行货币的数量，只有运行货币才是有效货币，通胀与通缩只与有效货币的数量是一致的，这两者从来不会悖离。如果“有效货币供给”的数量很高，经济必然通胀，如果“有效货币供给”的数量很低，经济必然通缩。而且“有效货币供给”的数量与“发行货币”并不相关，比如中国在2010年-2017年实行的是紧缩货币政策，但“有效货币供给”却非常的高。传统货币数量论在很多时候都是与现实不符的，只有“有效货币通胀”理论才可以解释绝大部分通胀与通缩情况。
通胀与发行货币的悖离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与当年的“滞胀”现象一样，具有极其典型的意义。
发行货币与运行货币的悖离背后的原因
决定有“效货币供给”的不是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数量，更取决于央行的利率政策，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当央行发行货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较高的利率反而可以创造比较高的有效货币供给，相反，如果利率很低，即使发行货币数量有所扩大，有效货币供给仍然很低，商业银行是创造有效货币供给的主体，而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受到利率的激励，利率的激励效应越强，利率越高，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越强，有效货币供给越高，利率越低，商业银行的利率激励效应越弱，有效货币供给数量也越低。
当发行货币比较多，而且经济仍然通缩的情况下，往往是因为货币利率太低，商业银行信用创造能力减弱，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导致了有效货币供给的减少；相关当发行货币比较少，经济仍然通胀的时候往往是因为货币利率比较高，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增强，货币流通速度较快，导致有效货币的数量比较大，有效货币通胀理论就可以很好的解释通胀通缩与发行货币数量不一致的情况。
通胀是货币现象吗？
弗里德曼有名名言：“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 ，他的这句话默认的通胀其实是“货币超发现象”，弗里德曼说的正确吗？根据笔者提出的“内生性与外生性通胀理论”，首先可以肯定通胀并不完全是通胀现象，比如内生性通胀就不是货币现象，因为生产要素短期造成的外生性通胀也不是货币现象。只有因为货币因素引起的通胀才是货币现象。但即使是货币因素引起的通胀也要辩证来看，如果是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增加引起的通胀则不是货币超发现象，而弗里德曼所谓的“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中的“货币现象”在绝大多数都是不成立的。
经济学界目前只有两个人要将自己的经济理论作为自己的墓志铭，一个是弗里德曼，一个是瓦尔拉斯，但是他们的理论都是错误的。
“量化宽松”无法引起投资增加的原因
“量化宽松”无法引起投资增加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第一是凯恩斯总结的“资本边际效率崩溃”造成的，在经济危机时期，大部分产品都是过程的，企业家的新增投资是没有效益的，凯恩斯在通论中称为“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多低的信贷利率都无法刺激企业扩大投资。
“量化宽松”无法引起投资增加的第二个原因是信贷类金融机构的激励不相容，量化宽松会导致货币利率的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信贷类金融机构会出现收益下降，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给企业发放贷款，同时他们的低利差也无法覆盖信贷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信贷总量会降低，这种情况笔者称之为“资本边际收益率崩溃”。
由于以上两种原因，“量化宽松”并不能引起投资增加，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并非一无是处，量化宽松放出的天量货币很快进入资本市场，可以避免资本市场的崩溃以及由资本市场崩溃导致的经济进一步萧条，这是“量化宽松”唯一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经济学中与“有效”相关的其他概念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七章“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中最早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以与“绝对需求”相区分，后来这一概念被长期忽略，后来马尔萨斯又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被凯恩斯发扬光大，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有效需求”的概念人们看清了需求与宏观经济的联系。但是可惜的是“有效需求”这本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学核心的概念目前在主流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中都已经“被消失”，就连凯恩斯学派的萨缪尔森、克鲁格曼等学者的教材中都没有踪影，这不得不说是巨大损失。
经济学中还有一个与“有效相关”的概念，就是“有效竞争”，1940年6月，美国经济学家J·M·克拉克 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关于有效竞争的概念》一文，他针对“完全竞争”概念的非现实性，提出了“有效竞争的概念，主张“有效竞争”来代替“完全竞争”的概念。所谓有效竞争，就是既有利于维护竞争又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的竞争。他认为多样化的竞争手段可以解决“马歇尔冲突”，这是一个极具智慧的概念，在笔者看来，“有效竞争”才是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概念，才是微观经济学最应该强调的概念，但是这么好的概念却也无缘无故被雪藏，这是因为现代经济学是直接继承的是英国经济学，导致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的很多好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都没有进入经济学教材，这也是笔者一直批判萨缪尔森不是“通才”的原因。
同样，笔者在本书中提出了“有效货币”与“有效货币供给”的概念，并且提出“有效货币供给”才应该成为货币学的核心概念，有了“有效货币供给”的概念，静态的货币数量论才可以发展成动态货币数量论，人类才会真正看懂货币的运行逻辑。
其实弗里德曼之前，货币的信用创造理论就已经非常盛行，对于是否应该将贷款看做货币，弗里德曼也曾犹豫过，但他最终选择了不将贷款看做货币的保守力量，他最终走向了强化静态货币数量论的道路，这也让其理论具有了巨大的局限性。
李嘉图、马歇尔和凯恩斯的著作中也零星的出现过“有效货币”的词汇，但他们更多的是指没有被窖藏而是被真正使用的货币，相当于“在使用货币”的概念，与本书中的有效货币供给有着本质的区别，本书中的有效货币不仅是运行货币，还包含了银行的信用创造货币，这是早期经济学家探讨比较少的。
第三节 货币研究中“两种路线”的比较
“货币数量论”是很古老的理论，法国重商主义者波丹因为对货币数量论提出了较多系统的观点，被公认为是货币数量论的创始人，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将货币数量论扩大应用于货币的对外价值，成为后来货币购买力平价学说的起源。后来李嘉图、穆勒等经济学家都坚持了货币数量论。与货币数量论并行的还有“货币面纱论”，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实质上是商品与商品的交换，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它只不过是一种便利交换的手段，对经济不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就像罩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当人们看不透这层面纱，认为货币本身也有价值时，就会产生货币幻觉。
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出现对货币数量论的冲击
其实无论是“货币数量论”还是“货币面纱论”在“银行时代”之前都是正确的，自从有了银行，有了货币的“信用创造”后，货币数量论其实就失去了意义，静态的货币数量论其实已经破产，因此我们需要在原先“静态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吸收信用创造理论的精华形成“动态货币数量论”，这样才可以达到“货币数量论”与“货币信用创造理论”的统一，而“发行货币”和“运行货币”这两个概念就是构建这种理论统一的桥梁。
不仅“银行的出现”对“货币数量论”有冲击之外，“中央银行的出现”也对“货币数量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有了中央银行之后，货币的价格是受到中央银行控制的，中央银行是“货币批发价格”的制定者，货币市场更多体现为“批发价格决定零售价格”，“零售价格再决定货币供需”，而非“货币供需决定货币价格”，因此“货币数量论”遭遇到央行的货币价格调控，其作用就很小了。如果人类回到没有出现“银行”和“中央银行”之前的年代，“货币数量论”肯定是毫无争议的，银行的出现让货币数量由固定的变成了动态的，而中央银行的出现，将货币的价格变成了“国定”，在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双重冲击下，“货币数量论”已经千疮百孔，在现实中已经变得意义不大了。
货币信用创造论的历史
费雪在1911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也写到“货币数量说在成为政治争论的问题以来，被看做谬论而遭人抛弃”。
弗里德曼在1956年发表《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的论文中“1929大崩溃以及接踵而至的大萧条遗憾，货币数量论就显得声名狼藉了，直接最近才慢慢的恢复学术声誉”。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早就摆脱了早期“货币数量论”的束缚，货币学研究的主流一直沿着“货币信用创造”的方向进行的，桑顿、麦克劳德、阿伯特．韩、熊彼特、费雪的货币理论都是基于“货币信用创造”理论的，马克鲁德在其《信用的理论》一书中早就明确提出“银行的本质是信用的创造和发行，所以银行绝不是借贷货币的店铺，而是信用的制造厂”。美国经济学家费雪提出的“债务通缩”理论也是与信用创造论一脉相承的，不过早期的“信用创造论”者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信用扩张”对经济危机的作用，而费雪则重点阐述了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信用收缩”对经济危机的影响。
弗里德曼重新回归“货币数量论”，是抹杀了前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将货币研究重新拉回到了“中世纪”，本质是货币理论研究的一种严重倒退，理性预期学派又从理性预期角度强化了“货币中性说”，更是导致了货币理论研究的又一次倒退。后凯恩斯学派的卡尔多、温特劳布、莫尔等学者为了对抗“货币数量论”的逆流，提出了“内生货币理论”，算是对人类货币研究的一种“拨乱反正”。
“内生货币理论”本质也是货币的信用创造论的延续，但是观察视角不同，“信用创造论”是一种仅仅基于“银行视角”的微观观察，“内生货币理论”则是基于“整体经济”的宏观观察。笔者提出“货币周期”和“动态货币数量论”同样也是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观察，特别是对货币在经济周期中如何运行的观察。但笔者又以“运行货币”、“有效货币”的概念融合了“货币数量论”的分析范式，让“货币数量论”从“静态化”走向“动态化”，让其重新焕发生命力。这与“内生货币学派”强调的与“货币数量论”的绝对对立是不同的。
第四节 用“动态货币数量论”解释“量化宽松”为何效果不佳？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弗里德曼货币学派“直升机撒钱”理论的应用，弗里德曼“直升机撒钱”的策略来源于1969发表的《最优货币量》论文中，弗里德曼假设了这样一个场景：一架直升机飞过社区上空时撒下美元钞票，这些钱被居民捡走，他们将此视为意外之财并进行消费，带来实际产出增加，从而助推经济增长。“直升机撒钱”理论由此出炉。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是“直升机撒钱”理论的忠实倡导者。他曾对“直升机撒钱”的运作机制进行详细阐述，将其命名为“货币化融资的财政计划”，认为这是央行刺激经济增长和避免通缩的终极武器。
伯南克在2002年的一次演讲中大肆宣传弗里德曼的这一主张，而被媒体称为“直升机本”，因为伯南克的全名为“本伯南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最先由日本政府实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量化宽松”成为全球通用的一个货币工具。此后，“增发货币”已经成为了西方国家拯救经济危机的常态，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有限，这里面的原因在于弗里德曼并没有区分“发行货币”和“运行货币”的异同，量化宽松增加的只是“发行货币”，而非“运行货币”，“发行货币”的增加并非一定就会造成“运行货币”的增加，而且还可能会造成“运行货币”的减少，因为“运行货币”的构成不仅包含中央银行这个货币生产“第一车间”产生的货币，还包括商业银行这个货币生产“第二车间”产生的货币。经济危机时商业银行这个货币生产“第二车间”如果停车了生产，那“运行货币”的总量仍然是下降的，因为“第二车间”才是货币生产的主力。
这中间需要企业和政府有投资贷款的意愿和商业银行的利率激励才能实现“发行货币”向“运行货币”的转化，在经济危机时，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企业的投资意愿是下降的，这是发行货币无法向运行货币转化的第一原因，第二，量化宽松导致的低利率也与商业银行无法实现激励相容，这是这是发行货币无法向运行货币转化的第一原因，“量化宽松”时，“发行货币”无法转化为“运行货币”，经济当然不会恢复增长，这时发行货币更多的是转化为“投机货币”，“投机货币”是“运行货币”体系之外的另一种货币形式，只会造成股市泡沫。
在中国，政府也是与企业同等重要的投资或贷款的主体，“发行货币”可以通过“政府投资”直接转化为“运行货币”，因为政府贷款也可以促进“第二车间”的货币生产，但在美国，投资的主体是企业，如果企业没有投资贷款的意愿，“第二车间”的货币生产就会停滞，“发行货币”增加就无法转化为“运行货币”，因此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无法起到作用。
弗里德曼研究大萧条，观察到了“运行货币”的减少，但是他错误的归因于美联储的货币紧缩，当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确实有瑕疵，但大萧条期间货币数量减少的罪魁祸首肯定不是美联储，除了我们上面两种原因，还有凯恩斯所指的“流动性偏好”，“流动性偏好”的概念普通人很难理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中文词汇进行替代，这个就是“现金为王”，这背后是人类的非理性情绪在作怪。弗里德曼只看到了结果，没有分析清楚原因。经济危机时，单纯增加“发行货币”其效果是有限的。
第五节 治理经济危机是一个货币补偿、投资补偿双补偿的过程
在经济危机爆发时，货币与投资都会发生收缩，如果要走出经济危机，就都要进行“补偿”，货币需要补偿，投资也需要补偿，经济危机治理是一个投资与货币“双补偿”的过程。量化宽松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货币补偿”的作用，但治标不治本，但从“动态货币数量论”的角度，投资补偿是根本，因为“投资补偿”自然就会形成“货币补偿”，但单纯的“货币补偿”并不一定会形成“投资补偿”。
“货币补偿”只对少数在萧条时间仍然存在投资需求的“逆周期行业”形成“投资补偿”，但是这样的“逆周期行业”实在太少了，而如果依赖这少数逆周期行业所形成的“涟漪效应”去影响绝大多数“顺周期行业”实在是太难。因此，我们从“动态货币数量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经济危机重点还是要依靠“投资补偿”，而“投资补偿”过程中的贷款行为，反而客观上会形成“货币补偿”，因此，从传统“静态货币数量论”来推理，“量化宽松”增加货币拯救经济危机是有效的，但是从“动态货币数量论”来看，用货币政策拯救经济危机显然不能治本，如果要快速拯救经济危机，还是需要增加投资政策的介入，当然经济危机时期的增加的投资肯定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因为这时民间是没有投资意愿的。因此我们提出拯救经济危机是一个“投资和货币双补偿”的过程，应该政府“投资补偿”为主，“货币补偿”为辅，货币补偿只是为了刺激那些逆周期行业。
本文将经济萧条时的“货币增发”称为“货币补偿”，其旨在保持“运行货币”的总量稳定。货币补偿不是“货币超发”，因此“货币补偿”不会造成“运行货币”总量的增长，只会有助于保持“运行货币”总量的稳定，因此经济萧条时的“货币补偿”当然也不会引起通胀。
第六节 中央银行的“运行货币总量管理”规则
——央行如何保持“运行货币总量稳定”？
“动态货币数量论”也给央行提出一个职责，那就是进行“运行货币总量管理”，这与货币学派、后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学派都不同。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主张“单一规则”，主张只控制发行货币的数量，而不管利率，而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理论”则与弗里德曼相反，他们认为货币是“内生”的，央行发行的货币属于“外生货币”，仅仅控制“外生货币”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他们主张放弃货币数量控制，改为“利率控制”，后来新凯恩斯学派的泰勒提出了“泰勒规则”，成为目前主流的货币政策规则。
其实货币“数量管理”和“利率管理”各有优势，得综合运用才行，“动态货币数量论”提出央行的货币管理规则是“运行货币总量管理”，央行具有维持整个社会“运行货币”总量不变的义务，“运行货币总量”过多必然引发通胀，“运行货币总量过少”必然引发通缩。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本质上讲的是也是“运行货币”过少引发通缩的理论。
央行如何实施“运行货币总量管理”规则？
首先，运行货币总量受到“利率”影响，货币主要是“内生”的，货币“内生”于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货币内生能力”是受到“利率”的影响，因此央行保持“运行货币总量稳定”的第一条是保持央行利率的稳定，这与我们曾经提出的“最优央行利率理论”是一致的。我们反对央行在经济危机时“降低利率”，因为“降低利率”会导致金融机构的“货币内生能力”下降，运行货币总量更少。
其次，“运行货币”总量受到“经济周期”影响，因此“熨平经济周期”也是保持“运行货币总量稳定”的关键因素，这就需要经济处于“萧条周期”时适量的“货币补偿”，最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通过“财政补偿”间接完善“货币补偿”才是更重要的，因此“运行货币总量管理”并不仅仅是央行的事情，而是央行与财政部协同才可以完成的任务，这也是与以前的学者的研究不同的地方。
因此“运行货币总量稳定”不是单方面调控发行货币的过程，而是通过“调控发行货币”、“财政补偿”、“制定正确利率”三方面进行的，这也动态货币数量论与传统静态货币数量论不同的地方。
在央行“货币管理方式”转变的同时，社会舆论也应该抛弃传统“静态货币数量论”的思想束缚，用“动态货币数量论”的视角思考货币问题，将目光从紧盯“发行货币”变为紧盯“运行货币”，“量化宽松会引发通胀”的疑虑自然就会消失。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所主张的维持“发行货币”稳定增长的建议曾经在美联储的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通过“动态货币数量论”的分析，就更容易明白其荒谬之处。“运行货币总量管理规则”的提出，可以很好地让大家摆脱传统“静态货币数量论”的思想束缚。
央行“运行货币总量管理”规则的有效执行还涉及“运行货币总量”的“测量”问题，现有经济学中研究货币总量主要是“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和弗里德曼“货币需求函数”出发，这两个货币函数又是与庇古的剑桥货币方程、霍特里的货币需求动机理论一脉相承，当然这样的函数只能是理论参考，因此现实中是无法使用的，但是其实这两个函数在理论上也存在比较大的瑕疵，因为对货币需求最大的方是政府和企业，而不是民众，剑桥方程、货币需求函数都是以民众的货币需求为依托进行研究的，因此具备根本性的错误。
“动态货币数量论”的货币总量是“运行货币”的总量，考虑到“运行货币”主要以满足政府与企业的货币需求为主，可以以当年的“社会融资总规模为”参考考察其变动情况，政府企业的货币需求又可以分为信贷融资需求，股权融资需求和公开发行债券融资需求三种，因此“运行货币管理”应该是对这三种融资需求的监测与管理，其实信贷需求既包括银行渠道的，也包含非银行融资机构的，也就是影子银行机构，股权融资需求仅仅是指一级市场的股权融资需求一级以及二级市场的再融资，公开发现债券融资需求是指利于公开市场的债权融资，这些市场一般是有公开数据的，因此比较容易监测。
第七节“动态货币数量论”下看“储蓄率”——一个不必要的指标
扩大投资一定要扩大民众储蓄率吗？
凯恩斯经济学是非常强调“储蓄”的，现实中经济学家也经常用“储蓄率”的高低来解释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哈罗德-多玛模型”的根基也是强调“储蓄率”和“投资率”，但其实从货币“信用创造”和“动态货币数量论”来看，货币可以自动的进行信用创造，其实经常强调居民的“储蓄率”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储蓄存款很多是贷款派生出来的，这些是政府和企业的贷款行为，我们在鼓励贷款的时候就自动创造了存款，因此强调居民储蓄率是不科学的，与其鼓励储蓄，还不如鼓励贷款。在中国以统计贷款为主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和统计存款为主的“广义货币M2”大部分是同步的，这也说明存款大部分是贷款创造的，而不由居民储蓄创造的。
凯恩斯经济学中虽然有“储蓄等于投资”的概念，但扩大投资并非一定要扩大“居民储蓄”，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储蓄更多的是“企业储蓄”，目前人类只要降“低存款准备金”就有很多贷款与存款被创造出来，因此鼓励民众储蓄对投资增长的意义不大。
我们要促进经济增长是要提升投资，提高货币流通速度，而不是提升储蓄，投资提高了，货币运行效率提高了，储蓄自然就提高了，这才是真正的储蓄与投资的运行规律，而哈罗德-多玛模型则是犯了本末倒置，倒果为因的错误。
在哈罗德-多玛模型之后，美国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又提出了储蓄了黄金律，认为储蓄过高会影响民众福祉，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这种担心都是多于的。
早期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只是机械的知道货币乘数，他们并不真正懂得货币的信用创造原理，美国很多知名学者如弗里德曼和萨米尔森虽然有着知名经济学家的头衔，但他们对货币的理解其实是远远落后于早期的桑顿、熊彼特、马克思等欧洲经济学家的。在经济学家，凯恩斯、熊彼特有读经济思想史的爱好，而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都不具备读经济思想史的爱好，导致他们对早年经济学家的成果知之甚少，关于这点缺陷，笔者在后面的章节还会继续进行批判。
第八节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没有“挤出效应”，而有“资本创造效应”？
——兼论民间资本的两大来源
弗里德曼在反对凯恩斯的政府投资政策时，还提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这更是一个谬论。在笔者看来，“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不但不会有“挤出效应”，还会有“资本创造效应”，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批判不仅错误，而且暴露其知识短板。
第一、弗里德曼的“挤出效应”理论，认为政府与企业争夺贷款资源会会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压制企业投资，这是错误的，从现实看，中国是一个政府投资大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政府投资导致企业投资利率上升的情况，而且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不是真正的货币学者，因为货币数量是动态的，贷款是可以产生货币的信用创造，而且信用创造的极限很难达到，即使在正常经济时期都很难达到，何况是经济萧条时期，信用创造的极限就更难达到，在达到货币信用创造的极限之前，政府投资就不会对利率产生影响，政府贷款与企业贷款不会存在冲突，因为信用创造极限几乎永远没有达到的可能，所以政府贷款不会对企业利率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不具备任何挤出效应。另外政府大举投资大部分发生在民间投资疲弱的经济萧条时期，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属于“错峰投资”，挤出效应更不会出现。
第一，政府投资具有资本创造效应，政府贷款之后会进行投资或政府消费，这些钱都会为民间企业创造订单和利润，而民营企业接受了政府订单，就为民间企业提供了投资资本金，获取了利润也会成为企业的资本，而且这些资本金可以通过产业链层层传递下去，惠及更多的民间企业，因此政府投资不仅不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而且还具备资本创造效应，能够增高整个社会的信用和资本数量。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美国货币学派不懂货币信用创造的原理，而错误的搞出了一个“挤出效应”，而以萨缪尔森和索洛
为代表美国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学者和以曼昆等为代表的新凯恩斯学者也因为不够精通货币信用创造原理，长期没有反驳“挤出效应”的谬论。经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知道，在经济危机时期，政府通过贷款进行自己的信用创造不仅不会挤压企业的信用创造，而且还为民间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投资资本金，可以很好的促进经济发展。
现代社会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其资金很多都是来自借债，企业的资本金一方面是来自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一方面来自政府贷款的资本创造效应。其实观察中国经验也可以知道，政府投资高峰期，同时也是民间投资非常活跃的时候，政府投资一旦停滞，民间投资也会出现乏力，这种“政府投资与民众投资共进退”的现象本质就是政府投资的资本创造效应在起作用，政府投资在发挥资本创造效应时，民间投资也大大增进，政府停止投资，资本创造效应减弱时，民间投资也出现下降。当然依赖政府投资的民间投资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民间投资更多受到科技革命和产业周期的影响，这部分民间投资往往与政府周期相互交替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
正因为政府投资具有极强的资本创造效应，政府投资的下降也会造成经济的通缩。
民间资本的两大来源
民间资本的来源问题非常重要，真正的自有资本是非常少的，笔者认为民间资本主要有两大核心来源：一是我们上面讲到的政府投资的资本创造效应，二是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政府的资本创造效应，民间企业通过接受政府订单就可以获得资本，而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则需要以企业的贷款与存款行为为基础。
第九节、“动态货币数量论”与凯恩斯学派、弗里德曼货币理论的比较
所有“货币数量论”者都有一个共同错误，那就是以“外生货币”为研究对象，但货币研究如果始终是以“外生货币”为研究对象，那么“动态货币理论”就永远都不可能建立不起来。
当前货币学界，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是采用的“外生货币”的研究方法，弗里德曼的货币研究方法是继承的凯恩斯，凯恩斯又继承的剑桥学派，但客观地说当时的剑桥学派并非货币理论研究的高地，相反在桑顿、麦克劳德、马克思那里反而有着最先进的货币理论，然而由于凯恩斯研究路径的巨大影响力，早期的“货币信用创造理论”长时间被埋没，直到到了后凯恩斯学派提出“内生货币理论”，这些理论才被注意到。
凯恩斯意识到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在“货币数量”方面的研究都体现在他们的“货币需求函数”上，他们两人在研究方法上是相同的，凯恩斯与弗里德曼货币需求函数的共同特征是都是以“现金余额”为研究对象，其“母版”均为剑桥大学的“现金余额方程”，研究对象都是“外生货币”，他们经济学界之外独立发展的“货币信用创造理论”都是陌生的，他们的著作中也几乎没有引用过这些人的观点，很可能他们从没有看到过那些人的著作，但是缺少了这块知识的货币理论肯定是有着巨大缺陷的。
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的区别在于，弗里德曼无视“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从而重新回归了古老的货币数量论，而凯恩斯非常强调“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凯恩斯虽然用的是“现金余额”的研究方法，但他意识到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而且提出了“流动性陷阱”的伟大洞见，凯恩斯关于货币流动速度受到利率影响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可惜的是没有被后来的人重视，托宾研究“资产组合”更多是着眼于理财，而非宏观经济分析。
弗里德曼的“货币总量管理”缺乏周期意识
弗里德曼虽然自欺欺人地忽视了“货币流动速度”的问题，但弗里德曼比凯恩斯“先进”的地方在于他意识到了“货币总量管理”的问题，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本质就是一种“货币总量管理”，他提出了对广义货币M2进行总量管理。但弗里德曼的“货币总量管理”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不具备“货币周期”的概念，因此他的“单一规则”主张按固定比例进行货币数量增长，而“货币周期管理”正是笔者的“动态货币数量论”的特色，经济萧条时，“运行货币”总量比较少，需要央行增加货币投放，经济繁荣时，需要央行降低货币投放，这才是按“货币周期”进行的货币总量管理，另外用财政投资补充货币也是弗里德曼没有想到的。
凯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在美联储的实践中失败后，新凯恩斯学派的泰勒干脆放弃了“货币总量管理”，走向了纯粹的“利率管理”，提出了“泰勒规则”，成为美联储的官方规则，泰勒规则虽然取得了“货币管理”的优势，但是也丧失了“货币总量管理”的优势，这也成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原因。
本文提出“ 发行货币”、“运行货币”、“货币周期”、“有效货币供给”、“运行货币总量管理”等概念就可以解释很多货币理论中面临的问题，在此之前货币学中也有“M0”、“M1”、“M2”、“M3”等概念，但这些都是基于货币分层的“统计概念”，而不是基于货币学的“理论概念”，如果我们让货币学从理论上进行“质”的提升，就必须创造出新的理论概念才行。
“动态货币数量论”实现“货币数量论”与“信用创造论”的统一
货币运行理论其实从早期的“信用创造理论”到中间的费雪方程、债务通缩理论、再到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其实发展路径是非常清晰的，而“货币面纱论”、“货币数量论”即是早期人类对货币的一种朴素认识，也是早年为了对抗“重商主义”提出的一种简单理论，本来就早被抛弃，但为何中间又出现“货币数量论”的复古与回潮，其实就是两条货币理论研究路线的“理论统一”的问题，而本人做的就是这种“理论统一”的工作，这种“理论统一”的工作如果没有人去做，货币研究仍然会一直在“两种研究路线”中摇摆，甚至还会出现“货币数量论”重新回潮的可能。“动态货币数量论”并不是完全反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而是对其进行了升级，新的“动态货币数量论”也可以充分兼容原有的“货币数量论”和“货币信用创造”理论。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