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李庚南
近年来，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和难预料性，我国经济增长引擎正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压仓石”作用凸显。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矛盾也因此越来越聚焦于消费。消费增长乏力是我国经济企稳回升面临的核心难题和亟待突破的瓶颈，这已成为一种共识。日前，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围绕餐饮消费、文旅体育消费、购物消费、大宗商品消费、健康养老托育消费和社区服务消费等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刚刚结束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关于促进消费增长的呼声犹余音缭绕。
那么，在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情况下，如何立足创新驱动，探索提振消费的现实路径？这其中，有一些认知困惑需要纾解。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当前消费到底足还是不足、增长快还是慢？
在这一问题上，显然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不同群体的感受均存在一定“温差”。问题聚焦于如何理解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82.5%的高水平与客观存在消费不足（消费降级）的矛盾。
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也就是说5.2%的GDP增长中消费贡献了4.3%。同期，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28.9%，进出口对GDP的贡献率-11.4%。2024年一季度，这一格局基本不变：消费、投资、进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73.7%、11.8%和14.5%。
相较于投资、出口的表现，消费的增长应该很“亮眼”了，但为什么市场各方仍认为当前消费明显不足呢？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格局与结构已发生转变。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增长格局下，投资增速受房地产市场影响、基础建设驱动边际弱化和制造业投资需求疲软影响持续走低，进出口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不确定因素影响举步维艰。这种情况下，原本偏弱的消费被动担纲起驱动经济的主力。消费贡献率高反映了这种格局下被动的提升，实际上也反映了经济增长对消费驱动诉求的上升。通俗地说，就是需要消费“多出力”，才能维持经济增长的预期。而经济增速的下滑，反过来“问责”消费增长的不力。
从反映消费的高频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看，虽然较疫情期间有明显改善，但总体态势不尽如人意。其中，社零数据经历了2020年大幅下挫、2021年大幅上涨、2022年大幅回落到2023年的明显回升的大起大落，基数效应成为指标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自2023年5月以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累计同比增速总体上均呈现持续下行态势。截至2024年5月末，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较上年同期下降5.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累计同比持续收缩至0.1，较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
可见，反映消费增长的宏观指标与微观主体对消费感受存在明显“温差”。当前市场普遍认为的消费不足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相对状态，是相对不足而非绝对不足。消费乏力既是在“三驾马车”“跛行”状态下相对于市场对消费增长期望值的“不及预期”，也是相对于消费既往的增长态势，反映了消费本身增长的缓慢。
其次，究竟是消费供给不足，还是消费有效需求不足？
在肯定消费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这一共识基础上，如何诊断当前消费乏力的症状，对症下药？最为关键的是，要首先弄清楚当前的消费不足，问题出在供给端还是需求端。这是“破题”的关键，直接涉及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发力点和政策的有效性。
在刚刚结束的202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成员朱民认为，当前消费不足有很大的供给原因，从必需品消费走向发展消费是当前消费市场面临的重大变化。对此，笔者并不敢苟同。把当前消费不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归结为供给原因，显然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反差。
试想，如果是消费供给不足，那么按照供求原理，消费品价格应该上涨，并反映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居民消费信心增强。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均呈下降态势。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末，CPI已降至0.1（2020年初为5.4）。2024年一季度末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预期指数、消费者收入预期指数、消费者满意指数分别为89.4、89.83、98.4和88.23，分别较疫情前（2019年末）下降37.2、39.47、27.5和30.57个百分点。其中，2022年3月成为消费者信心由乐观转向悲观的转折点（见下表）。
而居民消费意愿下降最具说服力的指标莫过于居民储蓄存款的逆势增长。截至2024年5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44.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7.1万亿元，同比增长11.23%，远高于金融机构各项存款6.7%的增速。实际上，“消费降级”并非市场杜撰出来的现象，而是微观主体最深切的感受。如果真要说是消费供给不足问题，那也是供给与需求结构出现了错配的问题。特别涉及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消费方面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导致消费供给与消费需求的错配。
诚然，在总体消费需求萎缩格局下，也存在消费结构的变化，包括必需品消费向发展消费的转变。但这种转变本身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未必是近两年的突变因素。而且，结构性因素并不能改变整体态势。实际上，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与各项支出比较看，所谓的发展消费并未形成对必需品消费的置换效应。可见，消费有效需求不足才是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表现，也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痛点。
当然，最终消费除了居民生活消费外，还包括政府消费。政府性消费的增加，可能导致政府在转移支付、社保支出等方面的不充分、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消费形成挤出效应，导致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降低。因此，如何整体上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合理分配劳动报酬与其它要素报酬的比例，或是问题的关键。
那么，如何解开消费面临的“死循环”
消费既是经济发展的终点，又是启动经济的起点。消费不足传导至生产端，表现为订单不足、销售乏力、效益滑坡，因此导致投资意愿下降；而生产投资下降，意味着经济“蛋糕”变小，意味着居民收入减少、可支配收入下降，因此导致消费需求下降。这无疑是一个“死循环”。只有在合理消费的带动下，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才能正常运转。我国消费增长面临的下降压力，以及投资、消费、进出口的失衡，问题显然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割裂地看待消费下降的压力。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Christopher PISSARIDES认为，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消费，而不是AI来提高生产力。这话显然有失偏颇。
消费不足问题的解决，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就消费论消费。消费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应在与投资、出口的联动中解决。促进消费的恢复与扩大，需要从当前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问题即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入手。
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居民收入，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剖析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既有收入水平的制约，更多地是收入预期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收入水平下降、收入预期不稳、收入结构不合理是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其实质则是收入分配机制方面的不均衡问题。
从长期看，要从消费意愿破题，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消费环境，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与消费意愿，使居民敢于消费、善于消费。当然，从长远看，社会保障无疑是增强消费信心的关键，但社会保障的完善显然非一朝一夕之功。“远水难解近渴”。要改变当前消费不足的状况，使消费这一经济增长引擎尽快正常“工作”起来，发挥“压舱石”作用，显然亟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短期解决方案。
从短期看，关键就是要切实增加居民收入，让居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以增强居民有效购买力。一是推动绝对购买力的提升，即稳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既包括改善收入分配机制以提升工薪阶层收入、完善流通机制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也包括财政“撒钱”补贴的方法。但撒钱不仅需要财力的支撑，而且需要探索有效、可行的，符合国情、民情的方式。直接发放购物券（有指定期限的代金券）或是短期有效的方式。但消费券发放的方式应以配额形式而非网络秒抢的方式，以体现社会公平。二是促进居民相对购买力的提升。包括：降低包括推动房价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改善居民资产负债表，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而不是相反），总体上提升居民家庭资产价值，从而增强居民消费的底气，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其现实路径是有效激活楼市、股市两个市场。三是推动金融赋能消费增长，积极稳妥发展消费金融。 所谓积极，就是要结合消费场景的拓展，创新与之相匹配的金融服务需求；所谓稳妥，就是要坚持金融供给的审慎性，要强化消费金融供给的适当性管理，高度重视金融健康。此外，还需大力改善消费环境。要通过强化消费者保护措施、提高消费品质量，营造“敢消费”氛围。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