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的增长需要有需求的可能性边界。GDP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实际反映投资与消费内在的循环关系。二元体制扭曲的特征是，由于干预人口、迁移、分配和消费等扭曲体制，造成了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政府干预和调控投资需求，居民主导消费需求，前强后弱，导致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逐步使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衰减。
从中国二元体制的经济变动看，20世纪后20年需求，主要由改革开放后快速提高的居民收入消费、外资和国内企业制造业投资和交通电力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投资构成；而20和21世纪之交，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加入WTO、欧美企业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需求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跨国公司制造业投资、出口占GDP比重上升，城市和住宅建设、居民购买住宅支出等需求旺盛，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例却逐年下降。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经济运行状况看，居民收入比重下降造成了消费支付能力弱化，高房价使住宅投资挤出了消费，现加上经济主力人口增长相对下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越来越成为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由于收入分配惯性和人口增长相对较大的下行压力，未来居民总需求不足可能会成为需要解决的长期性重大问题。特别是需要通过分配和需求侧改革和开放，疏通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流量。
那么，中国二元体制消费需求的问题来自于哪里？今天形成的总需求收缩，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有关。从国际主要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看，标准值应当在60%—65%。
人口生育干预、人口迁移管制、土地出让交易分配扭曲和高房价四大原因叠加，其造成的消费需求损失，从供给方面看就是产品生产的市场容量被压缩。这种居民消费需求收缩年年发生且加剧，但是生产能力，特别厂房、机器、生产线等不能即时出清，其形成的GDP产能过剩。
从短周期的经济波动看，决定于财政和货币政策收缩或者扩张，引起投资大于或者小于储蓄；也决定于出口大于或者小于进口。从需求看，消费与投资和出口相比，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变量。一国消费需求的繁荣和萧条，决定其投资需求的上涨和下行。从长期来看，经济周期往往与人口增长变化的消费需求，以及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决定的投资波动有关。消费总需求中，居民消费是基础，政府消费是人口规模决定的社会管理衍生消费，企业消费则是以人口需求为对应的生产衍生消费。从小国来看，由于市场和生产规模经济比较优势弱，可以参与国际经济市场和生产的分工协作，国际投资和出口成为其宏观经济平衡和实际供求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一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大国，依赖于外部国际投资和出口需求，扩大其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可能会造成物价的上涨；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则会发生产能过剩。一般来说，由于居民消费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变量，出口变量受国际贸易市场的影响，调控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关键是处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当经济景气下行时，用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投资；当经济景气过热时，用收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收缩投资。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场景中，如果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单纯由流动性不足造成的产能过剩，可以用凯恩斯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来解决。
从2021年支出法计算的经济平衡表看，GDP 1140340.1亿元=政府消费支出总额182071.6亿元+居民消费支出总额438849.4亿元+资本形成总额489897.2亿元+净出口29521.9亿元。然而，用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乘以总人口，得到的居民消费总支出额为340436.6亿元，需求侧出现了98412.8亿元差值。很可以是统计核算时，将地方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剥离出来，以居民产权和居住的房屋，虚拟收到一笔房租，再虚拟支出一笔房租而计算的。因为2021年地方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为87051亿元。
从2021年财政部的各项支出看，一般预算支出额246322亿元，基金预算支出额113661，国有资本金预算支出额为2625亿元，总共362608亿元。而在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只有一般预算收入，不包括基金收入、社保收入和国有资本收入。因此，其支出中，也仅仅包括一般预算支出，而不包括其他广义的财政支出。就土地出让金分配核算看，确实收入到地方政府项下，就支出法核算，购买土地使用权投资者支付了土地出让金；而从生产法看，则通过房地产行业的利润、银行企业房地产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利息、物业公司房租和土地与工厂机构相连资本利润等方式，从生产法上也进入了GDP。从居民收入调查统计看，转移支付收入计入，其养老等支出，已经包含在了转移收入的支付能力之中。因此，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为438849.4亿元，占GDP比例为38.48%，居民消费需求疲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可能性边界看，向外出口和国内消费需求，是基础性需求。生产资料需求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是否旺盛决定于人口规模决定的消费规模是否景气；政府公共设施投资需求，需要考虑消费与投资、生产投资与公共投资、GDP政府与企业及居民分配、政府债务与收入等之间合理的比例，科学地确定其适度规模。在国际贸易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格局下，单纯扩大政府公共投资需求，效果并不理想。
服务业总体上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资产稍重的服务业行业中，旅游园区在消费需求收缩时影响较大但比例不高，教育和医院等必需消费则属于必保支出，而其他服务需求收缩的服务业产能容易及时出清。农业生产的是必需消费的食品，消费需求收缩时，其受到的影响程度也不大。
工业生产，特别是制造业，其资本有机构成比农业和服务业都高得多，其重资产特征意味着其产能在短期内出清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生产过剩，主要是指工业产能的过剩。
因此，从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看，主要还需要从工业产能的过剩程度去深入分析。2012—2021年间，因出口总值占GDP比例的逐步下降，中国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和不能对其替代，形成了持续工业产能过剩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债务量和货币供应量的扩张，速度高于GDP的增长率，但也未能理想地促使国内需求增加而平衡产能过剩。
中国这样长期产能过剩的机理并无法以中短期竞争性市场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模型去解释，只有从二元体制造成“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循环梗阻和流量大小去观察其形成的内在的机理。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