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周天勇
早在20世纪80年与90年代之交时，一是有过体制转轨走向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以来，国有经济比重在下降，公有制受到影响；向市场开放过度，经济发展乱、小、差、污、散问题严重。脱离的社会主义轨道。因此，要整顿，体制需要回转，波折后的重点是提高国经济比重，要加大国家对经济的计划控制。
在争论不休的关口，“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强有力的扭转声音。这为我们党在十四大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特别是还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这就进一步扫除了思想障碍，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二是有过经济增长速度慢一些好还是快一些好的争论。当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反对追求高速度，他们通过分析各方面的约束，计算出5%是当时适度和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否则经济高速度增长会给国民经济造成诸多如资源紧张、消耗过大、结构扭曲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并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发出的很有战略眼光的定音。
现在看来，如果中央当时采信了这些主张经济增长应该保持在5%速度左右的政策建议，那么，就没有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世界经济史上也不会有值得国人自豪的1978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很快会从高速转入中速，并且进一步从中速转向低速。如早在2009年，有学者就提出，我们有必要为中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做好准备，以后10年左右的时间，从与高速增长相适应的发展方式，转变到与中低速增长相适应的发展方式，也是一个实质性转变，相关的工作一定要有实质性的推进。2011年时，国内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多方面制约因素的出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从2012年开始进入中速阶段。2015年中国科学院的课题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的客观趋势是较快地进入中速增长。其主要理由是，中国经济增长规模已很大、各类要素投入成本已很高，加上土地和环境资源条件约束越来越紧，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发展到这一水平也会从高速快速转向低速。因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转入中速甚至是低速，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一些学者还向中央建议，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利于国民经济降本增效、优化结构、减少排放。
有的学者提出，以后经济发展要以质量为主，不能再求速度，特别是不能再搞赶超型经济增长。除了上述理由外，他们还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已过峰值，产业体系虽然很完整，什么都能生产，但普遍缺少核心技术，现代化程度不高；必须坚持去杠杆，不能再走债务支撑高速度的老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使中国经济发展转向追求高质量，因而建议必须摒弃过去那种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以GDP论英雄。中国未来至2050年前速度很快、人均发展水平超越最发达国家可能不切实际。部分政策研究者和地方经济工作者也认为工厂关停和转移一部分，街道小巷路边小店小铺小摊清理一部分，农贸集市收缩一部分，杂乱无章的建筑拆除一部分，让生态变好、排放减少、街区整洁、视野敞亮、环境优美，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低一些，财政收入即使少一些，也是值得的。但是，由于这些调结构的整治建议，在实践中往往被部门利益、地方执行机构权利扩大化、层层加码和“一刀切”的过度操作，结果反而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损失。一些学者还提出，经济增长速度低有低的好处，并且未来经济中低速增长应当成为一个新常态。
笔者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应该低一些，应当取决于国民经济是不是还有中高速增长的客观潜在能力，而不应当出于对经济发展的主观好恶和对增长可能性主观中低速判断，而任其中低速度增长或者对速度有意进行控制。
应当向深化体制改革、重大发展举措和进一步对外开放要经济增长速度。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预测，基础的自然经济增长率部分为1.5%、2.0%和2.5%区间。通过体制改革最保守让其中的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率翻负为正增长率在0.5个百分点的水平上。
从供给侧改革内容和发展任务看：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贡献的经济增长率最保守估计为3个百分点，再从工程调水和开发新增建设用地要素投入产出，可能获得0.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
而从需求侧改革开放发展的协调和动力分布为：提高居民收入，增强其消费支出需求的流量部分，拉动经济增长率为1个百分点；政府民生支出转移给居民消费部分，拉动经济增长率为0.7个百分点左右；消费市场景气可以吸收和扩大民营企业向消费品制造业和消费服务业领域扩大投资，也会在需求方面形成0.8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拉动力；扩大开放出口占GDP比例上升到25%，拉动经济增长率为1个百分点；工程调水和开发土地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率为0.5个百分点。
总之，只要改革，并且改革到位，未来11年平均5.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可以实现的。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