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俞燕
周末的CCDI“清风”专栏又出重磅了。
11月5日，一则公告宣布，央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落马了。据财新报道，上周五也就是11月4日，范一飞被带走了。
落马者们，总有相似的情节：先是协助调查的传闻四起，然后在某一天靴子落地。曾经的辉煌从此烟消云散。
虽然范一飞在央行副行长任上落马，但他的职业生涯主要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建行”，601939.SH，0939.HK）度过。自18岁跨入建行常州中心支行的大门以来，他通过读研“改命”，经过漫长的岁月，一步步逆袭成为这家国有大行的副行长。在中投公司历练了五年后，最终坐上央行副行长的位置，成为彼时央行最年轻的副行长。
他亲历了建行股改的峥嵘岁月，是彼时建行股改的“三驾马车”之一。中投公司期间，他兼任上海银行董事长时，又领导了该行的改革和和外资股东替换。央行期间，更是主管了支付和金融科技等近年来最“热门”的领域，亲历了支付江湖的嚣尘。
这位经历了诸多重大历史的“草根”金融家，一路奋力打拼，却在58岁临近退休之际再一次“改命”。他原本可以为跌宕起伏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如今句号却成了感叹号。
“驰隙流年，恍如一瞬星霜换。”
落马所涉何事
宣告范一飞落马的公告极其简短，只有一句话。
根据吃瓜群众总结出的惯例，话越短，事越大。
与其他同级别落马者相比，范一飞的落马尤为引人关注，颇耐人寻味。
范一飞落马当天，CCDI官网发布的一篇题为《不松劲不停步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评论文章，亦引述了此句，并表示“打虎”、“拍蝇”、“猎狐”齐发力，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刻不停，永远吹冲锋号的强烈信号。
任职央行期间，范一飞分管过支付司、货币金银局、科技司等部门。范一飞落马后，财新当日报道称，其被查亦涉支付领域。
基于价值转移的底层逻辑，支付业务成为离资金流、信息流最近的金融业务。其作为流量入口和“数据金矿”的角色，撬动了诸多商业机会和互联网场景，对资本玩家们具有莫大吸引力。支付江湖因此成为利益渊薮，一张支付牌照目前叫价甚至高达30亿元。
支付行业迅猛发展的同时，风险也在积聚。尤其是，支付机构渗透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保险、小额信贷、基金等多种金融产品，提高了金融风险跨产品、跨市场传染的可能性。尤其是，将互联网平台巨头们将旗下的支付业务与信贷等其他金融业务交叉嵌套，形成了业务闭环，加之平台巨头们“赢者通吃”的属性，更易引发市场垄断、降低创新效率等。为此，央行等监管部门多次对支付行业当头棒喝，并加紧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
范一飞上任分管支付业务的央行副行长之初，正值支付行业面临变局之际。他上任半年后，一份酝酿多年数易其稿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便出炉了。2021年1月，央行发布了《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见稿）》，将支付机构纳入“先证后照”的准入监管体系。
今年1月，在九部委发布的《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强化支付领域监管依然是金融领域的监管重点，提及要对滥用非银行支付服务相关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加强监管，研究出台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
今年6月，高层强调，要依法依规将平台企业支付和其他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坚持金融业务持牌经营，健全支付领域规则制度和风险防控体系。
范一飞曾对媒体表示，“央行同时承担着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了，支付行业才能健康发展，实体经济才能稳步发展。这也是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的共同利益所在。”
2021年，作为分管支付领域的副行长，范一飞还约谈蚂蚁等平台巨头，要求其规范余额宝等“支付+基金”的业务模式，督促其整改支付业务。
作为监管者，几乎常年处在各种资本围猎的包围圈里，思想稍有松懈，便有“中招”的风险。比如，2019年落马的央行上海总部金融服务一部原副主任杨彪，便曾利用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务许可证、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和各银行业支付机构等监管权，受贿260多万元。
亦有与范一飞相熟者，撰文自曝常被一些老板委托，想让其充当与范一飞建立联系的“掮客”，而被其坚拒了。
范一飞被查是否涉及支付领域的利益勾兑，目前还不得而知，有待相关部门官宣。
金融反腐攻坚战以来，央行系统已有一批不同职级的干部落马，其中有数人出自范一飞分管过的支付、货币金银、科技等部门。
比如，银行间市场清算所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许臻，城银清算服务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崔瑜，上海科技司原司长王永红，金融信息中心技术总体部原主任詹浩，中钞国鼎原董事长龚士良。印钞造币总公司甚至有多个落马者，从原总经理贺林，到党委委员兼董事陈耀明，再到工会原副主任胡林华，乃至哈尔滨中心货币金银处处长和主任科员也都落马了。
只要心中有贪欲，眼中便到处有腐败的沃土。
当然，并不能说这些落马者的问题与范一飞直接相关，不过亦足以发人深思。
建行峥嵘岁月
安德烈·库尔科夫在《企鹅的忧郁》里写道：“人的一生充满了日期，赋予生命节奏和递嬗感，仿佛站在某个日期的高峰上，人便能回顾和俯视，见到过去。一个清晰、易懂的过去，分割成一桩桩事件的方块，一条条已知道路的曲线。”
如果把范一飞的职业生涯用日期来分割，也会分割成一桩桩事件的方块。
从1982年范一飞在18岁跨入建行的大门，到1994年30岁时重返建行，在简历上被略去的这12年，对于外界来说似乎处在一片迷雾之中。
范一飞的简历显示，其在1993年获得人大财政学专业博士学位，似乎将这一段时光奉献给了校园，通过考研改变了身处基层的命运。
博士毕业的次年，范一飞留在了北京，进入建行信托投资公司，出任总经理助理兼计划财务部经理。
建行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7年5月，十年后更名为信达信托投资公司。是的，这便是招行原行长田惠宇在1998年-2003年待过的那家公司。不过，两人在该公司期间并无交集。
建行信托公司更名为信达信托投资公司的1997年年初，托管了彼时资不抵债的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即“中农信”）。2001年2月，作为托管人的信达信托投资公司本身，也迎来自己的终局——被撤销清算（目前仍处在被吊销的状态）。
时任信达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的田惠宇，则负笈留学海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硕士学位。与他同一批奔赴哥大留学的，还有已升任建行行长助理的范一飞。
两人同校不同系，范一飞读的是国际经济学，而田惠宇读的是公共管理专业。
拿到硕士学位后，田惠宇在2003年7月加盟上海银行任副行长。而范一飞则在同年3月在三峡工程挂职锻炼，任中国长江电力总经理助理。
八年后，范一飞也来到上海银行，兼任该行董事长。而此时的田惠宇，已是建行零售业务总监兼北京分行主要负责人。
两人的职业生涯虽然都起步于建行，并先后重返建行，不过在建行期间的职业走向却各有不同。范一飞在1994年9月重返建行后，发展顺风顺水，从资金计划部副主任、财会部总经理、计财部总经理，一步步升到行长助理。
2005年6月，范一飞又进一步升至建行副行长，这一年他才41岁。
这一年正值建行股改的关键阶段。在引入美国银行作为战投的谈判过程中，范一飞与时任董事长郭先生、行长常振明组成了建行引资谈判的“三驾马车”。近日刚刚成为新一代最年轻央行副行长的宣昌能，彼时任建行董秘，亦在引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彼时建行正陷入国有资产贱卖论的争议之中，范一飞代表建行，一方面与外资谈判中锱铢必争，另一方面则与媒体交流，阐述建行的立场。
根据彼时的媒体报道描述，范一飞与意向战投方谈判时，常常露出直脾气。比如被花旗银行的代表各种质问、提出一大堆调查清单时，他“当时正要拍案而起，是常行长一把把我拽住了”。
不过在另一方面，范一飞又很有谈判技巧，与美国银行谈判时，在对方强硬的立场之下，他一边给对方讲道理，一边暗示自己要飞去纽约找别人继续谈，以退为进，颇有些斗智斗勇的味道。
在“三驾马车”的率领之下，建行最终顺利完成引资、上市，在四大行里率先登陆股市，并在当时创下一连串的资本市场历史纪录。
彼时据媒体报道，所有参与了此次建行路演的人，都认为建行当时的管理层是取得投资者信任、保证最终IPO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建行完成上市后，分管海外投资的范一飞，主导了一系列海外投资并购交易，组建了建行海外投资并购决策小组，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开设分行，收购美国国际信贷 （香港）有限公司（AIGF，即建行亚洲的前身），在这些国际金融大都市涂抹了一缕“建行蓝”。
这些海外资金运作业绩，也成为范一飞在调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副首席运营官的履历资本。
憾别上海银行
2010年4月，范一飞离开度过了28年岁月的建行，加盟建行的“东家”汇金公司的“东家”中投公司，出任副总经理、副首席运营官，协助时任首席运营官张弘力分管投资运营和IT建设。
在中投期间，范一飞自2011年11月起兼任上海银行董事长，在该职位上干了近四年。
以中投公司高管的身份兼任一家商业银行一把手的情况，可以说在中投公司史上非常罕见了。尤其是，这家银行与中投公司并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而是由其通过旗下的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入股的。
这样的安排，或者是为了完成一桩重任：由范一飞带领上海银行完成改革和上市。
这家由上海城市合作银行改制成立的城商行，堪称“小建行”，几任高管都出身建行，包括范一飞。
1999年，在同样建行出身的时任行长傅建华主持下，上海银行引入外资股东国际金融公司（IFC），成为首家外资参股的城商行。
两年后，又一家外资股东施施而来：汇丰银行以略高于IFC的价格，拿下上海银行8%的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由此成为首家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外资银行。
引入了两家外资股东后，上海银行也成为首家由多个外资股东参股、且外资股比最高的商业银行。只不过，这两家外资股东并没有从一而终。
引入外资只是上海银行革新的第一步，下一个目标则是上市。2008年，上市提上日程，并在两年后在股东大会上通过了上市议案。
只不过，上海银行面临着的一个上市拦路虎便是股权结构的问题，一个是内部职工股，另一个则是那两家心生退意的外资股东。
2011年7月，IFC退出已投资12年的上海银行，转手把股权甩给中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公司。该交易被中投公司视作其重要的商业化转型之举。
四个月后，范一飞从宁黎明手里接过了董事长的帅印，宁黎明则在不久后跨界成为当时的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董事长。
范一飞随后在上海银行开始大张旗鼓改革，面向全球招募高管，改革组织架构，为其确立了精品银行的发展模式。
上海银行的上市议案也改成暂缓A股上市，转而在2013年4月启动H股上市计划。
2013年正值城商行赴港上市潮起，重庆银行打了头阵。
上海银行赴港的工作似乎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料变数横生：上海银行的另一家外资股东汇丰银行突然来函称，希望将其所持的上海银行股权转让给欧元区市值最大的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Banco Santander， S.A．）。
事实上，在此之前，汇丰银行在退出上海银行，已在坊间流传。在2013年5月的一次投资者会议上，汇丰银行高层就表示，上海银行并不是汇丰在中国的战略持股，这笔仅五六亿美元的资产对于集团“并不重要”，出售其股权是其策略之一。
而上海银行这边，也有一肚子的不满。范一飞在参加一个活动上公开吐槽汇丰银行是“移情别恋”，认为在其入股交通银行后，“就没有给予我们太多重视”。
当年范一飞参与为建行引入外资时，正值国内银行业全面开放的前夕。双方虽然谈判艰辛，结果也算皆大欢喜。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受到危机重创的外资股东们，逐渐减持退场。美国银行减持的一部分建行H股，便是由中投公司接手。
汇丰银行对手里的中资银行筹码各有取舍，一厢增持交通银行，一厢甩卖上海银行。
相看两厌，不如一别两宽。
收购汇丰银行所持上海银行8%股权，成为范一飞推动上海银行改革与上市的规划之一。
接盘侠桑坦德银行倒是挺有西班牙式的热情，在入股次年便与上海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诸多方面开展积极的合作。
建行上市的成功故事，并没有在建行系执掌的上海银行身上复制。范一飞也没有再次品尝到上市敲钟的喜悦。
2015年1月，范一飞跃上职业生涯的新台阶：出任央行党委委员，次月出任副行长，并辞去了上海银行董事长的职务。
而上海银行最终在范一飞离开一年多之后，于2016年11月16日实现上市。不过并不是当时按照范一飞主导的H股方案，而是仍登陆A股，成为A股里的第23家银行股。
范一飞或许在上海银行留有上市未竟的遗憾。不过从一名出身于基层的银行从业者，华丽转身成为金融监管者，有更广阔的职业格局，这个小小的遗憾又算得了什么呢？
范一飞出任央行副行长的2015年，正值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元年，距离这一年还有三年就要收尾的时候，《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正式出炉。
而对于支付行业的监管，时至今日，依然在路上。在一批支付机构退出后，目前市场上的支付牌照数量仅剩200张。
9月6日，农行行长张青松出任央行副行长，接过了原由范一飞分管的支付业务。9月15日，在第十一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张青松以新身份首次公开亮相。
范一飞的命运结局，早已隐然收尾。
【范一飞简历】
1964年8月出生，江苏泰兴人。1993年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专业博士学位；2001年3月至2002年10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2年7月，在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常州市中心支行参加工作；
1994年2月，任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计划财务部经理；
1994年9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资金计划部副主任；
1996年7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
1998年1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2000年2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助理；
2003年3月，赴三峡工程挂职锻炼，任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至2004年3月；
2004年8月，任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
2005年6月，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2010年3月，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副首席运营官（2011年11月兼任上海银行董事长）
2015年1月，任央行党委委员；
2015年2月，任央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22年11月5日，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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