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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经济学思辨

夏春
2022-05-19 09:22:43

意见领袖 | 夏春

  2022年4月10日晚上7点,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一时间众说纷纭。笔者当晚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史的人来说,这份文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也是深耕中国的投资者期盼已久的。但在当前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的背景下,这份文件很有可能被那些对中国经济一知半解,但却拥有巨大流量的网络意见领袖误读,市场很可能迎来短暂冲击。

  4月11日,上证综指下跌2.6%,当天除了中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的不利消息之外,主要影响投资者情绪的就是个别人将“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曲解为“大数据时代的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统一民营企业”等等。考虑到当天美元对人民币仅仅上涨了0.08%,投资者的反应可以用“惊弓之鸟”来形容。

  笔者认为,市场的反应大概率也出乎了政策制定者的预期。与这份文件精神几乎一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在2020年5月18日晚上7点发布,5月19日上证综指上涨0.81%,是连续7个交易日里表现最好的。

  如果长期跟踪中国经济政策,就会看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文件中的第四部分“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与2020年4月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是完全一脉相承的。

  不仅如此,新意见还与时俱进,在原有的加快发展和健全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和数据市场的基础上,提出要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

  可喜的是,一些资深经济和政策专家例如郑永年、刘志彪等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意见做出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解读,逐渐消除了市场的误解。

  事实上,大家只要能够静下心来,全文通读一遍,自然就会清晰理解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原则、目标以及具体五大组成部分: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统一的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统一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以及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如果大家还记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的说法,就会看到“建设统一大市场”恰恰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为了避免画蛇添足,笔者不打算重复这些专家的观点,而是对几个基础的经济学概念提出思辨,例如有效市场(efficient market)、有为政府(facilitating state)、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全球化(globalization)等,来帮助读者深刻理解“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含义,并期待这一宏大目标的顺利完成。

  “市场”是一种公共产品,它的建立离不开“政府”

  历史学家塔米姆·安萨利在《人类文明史》指出亚欧大陆不同的城邦、王朝和帝国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相继出现,与六个M开头的英文单词代表的工具和技术力量密切相关,他们分别是通信(Messaging)、数学(Math)、军事力量(Might)、金钱(Money)、管理(Management)以及主体叙事(Master Narrative)。

  车轮、战车、马路、文字、数学等发明的出现让更多人能在更远的距离取得联系,使人类的世界越变越大。金钱和军事力量既使得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又成为国家统治和管理民众的最好工具,主体叙事有助于思想和信仰的统一,可以把分散在广阔疆域上的人组织成一种超越地理因素的社会整体,比任何王朝乃至帝国都更持久。

  相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更强调同样以M开头的“市场”(Market)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显然,市场运行机制与通信、数学、军事力量、金钱、管理以至于主体叙事密切相关,从构成要素的必要条件来看,市场和管理国家的政府可以被视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然而,翻开现在任何一本主流经济学教材,就会发现,市场和政府通常被理解为难以相容的两个关系对立的主体。“大政府、小市场”和“小政府、大市场”这样的两分法十分流行,它利用了人类大脑的惰性,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化并对立,以至于那些相信“要想发展市场经济,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的人,在看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文件时的直觉反应就是“计划经济又回来了”。

  把政府和市场视为对立关系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如同生命体一样,是自发形成的复杂秩序,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没有设计师。”,但是,坚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在面对“英国和中国的工业革命是如何成功的?”、“为什么成功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如此之少?”等问题时却束手无策。

  文一教授在2016年出版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中回顾了英美德日国家经济史,敏锐地指出市场经济的形成并非完全依靠自发,而是离不开国家政府的协调作用。自发的秩序只能创造小规模的市场,小规模市场的彼此融合成为大市场存在巨大的协调成本。由于大市场具有很强的公共品属性,私人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支付协调成本,只有国家和政府有意愿和能力去进行这样的协调和规划。

  实际上,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仔细对比历史资料就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与英国工业革命具备高度相似性。核心在于以国家能力创造市场规模,推动工业化和技术创新。

  简而言之,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的之一就是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扩大市场规模容量,这样既能不断培育发展强大国内市场,保持和增强对全球企业、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又能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支撑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

  这个过程离不开政府的规划与协调,也正因为这样,“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项重要工作原则。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做到 “激励相容”,避免“合成谬误”

  如果说文一教授帮助我们理解了中国的工业革命,那么兰小欢教授则在著作《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中进一步描述了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其中关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政府与国企、民企的关系是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又充满结构性矛盾的钥匙。

  巧合的是,这本书正文最后一段话相当精彩,对我们理解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性和难度极有帮助:

  “世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畅通无阻的市场。市场从建立到完善,其规模和效率都需要逐步提升,完善的市场本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我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建立和打通全国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实现货物和人的互联互通,难度不亚于一次小型全球化,需要多年的建设和制度磨合。

  过去几十年,从铁路到互联网,我国各类基础设施发展极快,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冲击着一些旧有制度的藩篱。未来,只有继续推进各类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真正转变地方政府角色,从生产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实现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推动我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难度,其实在这次发布的文件中都有列举,例如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区域壁垒,不公平竞争等等。也正因为此,理解统一大市场要避免几个认识上的误区,包括全国统一大市场既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统一市场,也不是一个齐头并进的统一市场;既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统一市场(未来一段时间,区域地区之间的竞争会持续的存在),也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统一市场,而是一个开放的市场。

  既然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不是齐头并进,那么政策实施的先后顺序就变得异常关键。过去两年,政府针对一些新兴的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以及房地产、煤炭等传统行业的监管上,相继出现了一些明显“事与愿违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例如严防风险的政策,却反而制造出更多的风险,甚至产生了政策的“合成谬误”:单个政策都有着良好的意愿和设计,但综合到一起却对经济和就业产生了明显的收缩性效果,使得私人资本和民营经济大幅萎缩。

  针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曲解和误读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们能对投资者产生这么大的心灵冲击,并且选择“以钱投票”,的确值得政策制定者反思。

  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导致了“合成谬误”:第一是政策的制定者忽视了经济主体面对激励机制变化后的反应。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长期磨合形成的“激励相容”行为一旦被打破,往往会产生看似意料之外,实则意料之中的结果。

  第二则是基于历史经验制定的经济政策,对决策主体在新环境下的影响,完全有可能是看似意料之外,实际也是意料之外的结果(李井奎教授的著作《大侦探经济学》就记录了大量的案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这是因为经济变量呈现的往往只是“相关关系”,而并非“因果关系”。尽管经济学在过去30年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集大成者获得了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原有的意图,依然是相当困难的。

  由此可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一样,都不是天然就存在的,需要不断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形式和表现,要受到政府资源和能力的制约,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也需要不断变化和学习,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与国际市场更接轨

  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我们特别要避免的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就是要避免与国际市场相背而行。事实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支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统一大市场是开放的,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去提升国际的竞争力,通过我们在五个组成部分上的统一,去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去参与并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尽管目标明确,但真正执行好需要我们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形成相对准确的认知。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认为“全球化”仍然是未来世界发展的主旋律,我们的行动就会自然而然地朝着促进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前进,并且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求同存异,缩小分歧。

  相反,如果我们认为“逆全球化”将成为未来的主体叙事,那么我们相应的行动就会产生“自证预言”,距离国际市场越来越远。最终即使建成了统一的大市场,也可能无法达成理想的经济大循环。

  目前流行的“逆全球化”叙事,有部分领域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很大的偏差。特别是在全球化体现最显著的经济领域,无论在贸易还是金融领域,客观的衡量指标例如全球贸易进出口数量,全球跨境投资金额占全球GDP比重依然在保持继续上涨,显示全球化在贸易金融领域仍然在加深而非逆转。

  至于以贸易进出口金额占全球GDP比重,在2008年后保持平稳来断言全球化停止甚至逆转的说法,忽视了美元升值和石油进出口比重下降两大因素,实际上并不准确。但这种错误的判断,却很可能误导国家政策的制定和企业家的决策,使得“逆全球化”加速到来。

  类似的“叙事”难题还有不少,笔者期待一个更加开放的舆论空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银科控股首席经济学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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