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郝倩
瑞士日内瓦州正式通过23瑞郎的最低时薪标准，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最高最低薪酬——是美国联邦政府规定7.25美元最低时薪标准的三倍，英国最低时薪的两倍。
正是因为正在经历最艰难的疫情危机，瑞士的日内瓦州在上月底通过了最低4086瑞郎（约3786欧元，3万人民币上下）的税前最低月薪，略等于是瑞士平均薪资中位数的65%。公投结果是50万选民以58%微弱多数通过决议。
这次公投结果促成全球最高“最低工资”的诞生，水准远高于欧盟的邻居们。例如，卢森堡的最低月薪是2142欧元；法国只有1539欧元。若是比较东欧的保加利亚，最低月薪更是可怜的312欧元。在欧洲比较富裕的瑞典和丹麦，并没有全国通行的最低工资。
这个令人惊叹的最低薪资在2011和2014年曾遭遇两次公投被否，反倒这会儿获得绝对多数的赞成。其实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新冠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让州民们决定为大局着想，借此机会“扶贫”，缩小贫富差距。大概有3万人会因为这一新政受益，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女性。
对于日内瓦来说，对于最低工资的确认不过是确定了4086瑞郎这条当地的贫困线，让工作者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从而进一步实现平等。
瑞士是一个经常作出神奇决定的国家，崇尚公平公正与平等。例如，之前在2016年瑞士全民公投，否决了一个“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制度提议。所谓“无条件基本收入”，即每一位瑞士公民都可以无条件每月获得2500瑞郎。这个倡议的初衷是让全体民众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可以让年轻人不用担心生存问题，从而更具有工作主观意愿，更具创造力。当时瑞士圣加仑大学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此举可能给财政收入带来的巨大缺口，即使如此，依然不能说服支持者对于保障公民的热忱。
在当时公投前曾有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瑞士人愿意在基本需求得到无条件保障的条件下继续工作。在瑞士，只想吃保障而不工作的是绝少数。
——全球最昂贵城市的贫民窘境
“4000瑞郎（约三万人民币）最低月薪或许是全球最高，但是作为全球最贵的城市之一，即使这个工资水平也很难在日内瓦立足，”一位瑞士朋友对我坦言，“就算没有最低工资，绝大多数人的工资也都超过4000瑞郎的标准。”
这位月薪在一万瑞郎上下的金融界人士最近亲眼看到很多瑞士人在福利站领取食物救济，他说他被震撼了，因为怎么也想不到这样的景象怎么会出现在瑞士。
这种很多人此次体会到的震撼正是此次公投得以通过的重要原因。旅游和商务出差是日内瓦城的支柱产业之一，此次受到疫情重击。政府已经开始担心会有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生活无以为继。也有专家估计此项政策可以惠及3万低收入工作者，也就是区区6%的就业人口，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二为女性。
日内瓦一直是全球最贵的城市之一，这里常年招待全球巨富，衣食无忧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富裕的游客。根据瑞士联邦数据统计局（OFS）的统计数据，去年瑞士的月薪中位数是6538瑞郎，在欧洲也可拔得头筹。若细分来看，瑞士10%最低收入的雇员月收入少于4300瑞郎，10%最高收入的雇员月薪几乎达到1.17万瑞郎。
根据经合组织OECD在2017年的统计，瑞士的平均工资在欧洲仅次于卢森堡，早就超过了5000瑞郎的标准。假如说的更明白些，同样是在餐厅打工，在瑞法边境的法境内员工可以获得的薪资可能只有国境线外瑞士的三分之一。
在瑞士，“专业工种”的收入很高，其中包括金融从业人员，医生，律师，工程师，以及IT和医药产业从业人员。一名律师的月薪可以达到近万元瑞郎，通常可以达到沙龙美发师薪水的一倍。的确如提议者所言，最低工资实施之后，贫富差距将继续缩小，日内瓦一位老师的工资也就是最低工资标准的两倍多，工程师也不过最低工资的2.5倍。
但是即使这让“外国人”看来高到不可思议的最低工资，仍不能保证在日内瓦过上体面的生活。
根据Expatistan所做的全球生活成本对比，瑞士的日内瓦和苏黎世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纽约和旧金山排名第五和第七，瑞士的巴塞尔和洛桑，卢加诺排名为第六，第八和第十。瑞士有四个城市生活成本都超过了英国伦敦。
根据美世咨询之前的统计数据，瑞士的苏黎世，波恩，日内瓦分别入围排名生活成本第三，第十和第十一的城市，也就是全球最贵的城市。这其中，日内瓦的生活成本要比布鲁塞尔高出62%，比慕尼黑高出近五成，比巴黎高出近四分之一。
不论各机构的排名有多少差异，日内瓦都是一个生活成本极高的城市。举例来说，一间一室一厅的公寓月租通常都在2500瑞郎以上，一杯咖啡五六瑞郎，就连麦当劳都比邻居法国的城市高出1/3。这还不算每个月至少500瑞郎甚至更高的医保。
即使日内瓦的工资水平比邻国都高，高昂的瑞士医保和住宿生活成本依然让瑞士的“穷人”生存境地十分艰难——可能比“低收入”却“高福利”的临国法国更加艰难。
瑞士没有全国性最低工资，这次日内瓦州是瑞士26个州中第三个通过最低薪酬的州，只是日内瓦的这个“最低薪酬”却是比之前两个州的都高。在此之前，2014年瑞士联邦曾经考虑到是否以20欧元时薪作为全国最低时薪标准，但是被四分之三的选民否决。
——艰难前行的瑞士经济
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不同意引入“最低工资”，反倒是经济形势不好时希望给贫民多一些保障，这多少有些“共度时艰”的意思。
“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很多人排队领食品救助，这在以前根本就是难以想象。”克莉丝汀对我介绍说，她所居住的日内瓦旁边的瑞士小城最近关门了很多家店：彻底关门的服装店，鞋店，半歇业状态的首饰店。饭店虽然没有一家倒闭，但随着疫情日益恶化都门可罗雀。此外还在开门营业的就只有美发厅和面包房。
“我们的建筑公司主要业务是接各种小的商业整修项目，例如企业楼宇，学校整修等等。今年的业务非常好，工程订单都已经排到了明年。但是建筑毕竟尤其季节性，现在薪酬提升，经济不景气，老板十分谨慎，从年初到现在没有正式录用一名全职工，全都是按合同聘用的短期工。这样的好处就在于有项目的时候可以用，没有项目的时候可以立即解聘，让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力小一些。”
瑞士全职工的工作时限是每周42个小时，现在日内瓦每小时的最低净工资现在将为23瑞郎，这就意味着很多餐厅，美发厅职员的时薪比以往高出5瑞郎左右。此时很多店铺老板的心情是其实复杂的，因为他们自己也在艰难消化疫情给生意带来的冲击。
与小企业的挣扎相比，此时瑞士人更担心的是疫情会给整体社会收入分配带来极大负面影响——毕竟政府还是有一系列的救助措施来扶助中小企业。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大多数公司利润缩水，营业额下跌，他们的应激反应就是减少成本，压低薪资。这种“降薪”会影响居民购买力，让贫穷的愈加贫穷。形成对比，富裕阶层可能借助政府宽松的财政政策的东风，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资，从而更加富裕。长此以往，贫富差距只会日益拉大。
根据最新的经济展望，瑞士经济缩水复苏并没有之前预期的那么严重，瑞士经济事务秘书日前指出瑞士的经济产出今年可能缩水3.8%，低于6月份时所预期的6.2%。虽然瑞士经济在艰难上行，经济压力依然很大，目前的失业率走低主要还是仰仗政府的薪资救助政策，而疫情还在不断放大，都给经济前景带来压力。
疫情之下，瑞士失业率开始升高，薪资也在隐形下调，以奢侈品行业以及整条产业链为甚，例如瑞士奢侈名表企业。但是相对而言，高薪酬的失业之后可以拿到大约八成的失业金，而且最多可以领取2年，所以依然可以保障高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欧洲站站长。工作十余年，从社会新闻到财经新闻，从上海到伦敦，从第一财经日报到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