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郭晓利（原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
关于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成就
（一）期货市场发展的政策支持与比较优势
国家先后两次发布“国九条”。随着市场发展需要，在清理整顿后的10年时间里，国务院先后两次发布国九条，其中都提到支持期货市场发展。200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推出为大宗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功能的商品期货品种。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期货市场建设，发展商品期货市场，以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和配合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为重点，继续推出大宗资源性产品期货品种，发展商品期权、商品指数、碳排放权等交易工具，充分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增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以对冲风险为目的使用期货衍生品工具，清理取消对企业运用风险管理工具的不必要限制；建设金融期货市场，配合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适应资本市场风险管理需要，平稳有序发展金融衍生产品，逐步丰富股指期货、股指期权和股票期权品种，逐步发展国债期货，进一步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国家先后两次修改期货条例。2007年，对《暂行条例》第一次修改，去掉暂行转正了，标志着进入规范发展新阶段；扩大适应范围，包括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交易、期权交易；强化了证监会的监管及执法手段；完善了风险控制体系，设立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以净资本为核心的期货公司持续经营监管指标体系；明确了期货公司的金融机构地位，扩大了业务范围；拓宽了市场参与主体范围，减少了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进行境内外期货交易的限制性规定。2012年，对《期货条例》再次修改。主要修改了两点，定义了期货交易；使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可从事特定品种的期货交易。2004年和2014年两个“国九条”的出台以及2007年和2012年对期货条例进行的两次修改，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清理整顿时期形成的限制性色彩，解决了期货市场发展迫切需要的问题，如推出金融期货和对外开放引入境外投资者，为期货市场发展拓展了空间。但基本思路、架构、内容没有大的变化，没有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从现货市场需求对期货市场发展需要的角度，从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高度做出根本性的修改。期待制定中的《期货法》早日出台，从根本上解决期货市场的再定位和再发展问题，即期货市场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问题，现货市场、中远期市场、场外市场与期货市场之间的关系和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比较优势。为了探讨100多年来为什么有的国家的期货市场发展的很好，有的国家的市场就没有那么好，在一个国家内，有的地区的期货市场发展很好，有的地区的市场就消失了，我和大商所同事曾经进行比较优势理论与期货市场竞争发展格局的研究。根据比较优势及相关理论，期货市场是以现货市场为基础的衍生市场，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主要来自于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要素条件、需求状况、竞争对手及产业政策。世界期货市场以及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内期货市场竞争格局的变迁充分证明，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或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基础的期货市场，在竞争中将因此而形成相应的比较优势（郭晓利、朱丽红，《比较优势理论与期货市场竞争发展格局》，《财贸经济》，2003年9月。）我国是大宗商品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现货市场规模巨大，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因此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这个比较优势已经体现在我国期货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为了探讨在不同国家的期货交易所或是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交易所，上市同样的品种，为什么有的期货合约成功了，有的期货合约就下市了，我和大商所同事曾经对期货品种成败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自1865年以来，全球期货品种下市率超过30%。企业的套期保值需求程度是决定品种成败的首要因素，作为投机者承担风险而获得的补偿即风险溢价水平是影响期货品种成败的次要因素。现货市场规模、生产周期、价格波动程度、企业生产结构、投机者数量、期货合约标准化程度等多个因素，通过影响企业套期保值需求、投机者收益和市场交易成本，改变期货品种风险溢价的高低（郭晓利、马瑾，《期货品种上市成败及影响因素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11年8月）。我国巨大的现货市场规模和旺盛的风险管理需求，以及广大的投机者群体和充裕的投机资金，为期货市场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可以说我们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理应把期货市场发展好建设好。
（二）、我国期货市场发展是世界期货史上的奇迹
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我国商品期货市场近30年来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树立了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形象，成为全世界同行羡慕的对象，是世界期货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我的日本朋友很早就关注我国期货市场，眼看着我们的交易量取代他们成为世界第二，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他们的市场却在持续的萎缩，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态。2002年，我曾受邀向日本业界介绍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情况，当时提出对我国期货市场未来发展的五个展望，法规体系将更加完善，上市品种将不断创新，市场主体逐步多元化，期货交易所将实现体制创新，国际地位将不断提高，今天看只有“期货交易所将实现体制创新”这一项还没有实现（郭晓利，《中国期货市场历史、现状和未来展望》，载日本商品期货振兴协会主编，《期货交易研究》第七卷第一号，2002年12月）。我认为，我国期货市场发展成就不仅体现在市场规模上，也体现在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制度建设上，体现在期货市场适应国情履行社会责任上。
对近年来我国期货市场改革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在2017年第十四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中国证监会方星海副主席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品种系列与衍生工具不断丰富。现有上市期货期权品种已达到54个，包括商品期货46个、金融期货5个、商品期权2个、金融期权1个（上证所ETF50期权），基本覆盖了农产品、金属、能源、化工、金融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二是市场规模稳步增长、运行质量逐步提高。当年1至4月，我国期货市场继续保持活跃交易，日均持仓1455.66万手，同比增长9.71%；4月末市场资金总额4726.1亿元，同比增长7.06%。三是涵盖期货与期权、场内与场外、境内与境外的衍生品市场体系已初步构建。在各期货交易所不断丰富场内期货、期权交易工具的同时，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也充分利用自身专业优势，通过提供场外期权、远期等衍生工具，为企业提供更加精细化的风险管理服务，“保险+期货”试点已取得良好效果。境外投资者通过其境内企业参与我国期货市场的积极性较高，外资企业在一些成熟期货品种上的持仓占比已超过10%。四是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功能进一步得到认可，期货市场价格已经成为宏观调控部门监测经济运行的重要参考和国内外贸易定价基准。期货与期权逐步成为企业经营发展所必需的风险管理工具，在服务“三农”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方星海，在第十四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的致辞，中国证监会官网，2017年5月25日 ）。需要指出的是，在监管部门的积极推动下，近年来上市品种的步伐明显加快，截止2019年末，我国期货市场上市品种总数达到76个，其中商品69个（商品期货58个，商品期权11个），金融7个（金融期货6个，金融期权1个）。仅2009年一年时间，就上市了15个品种，其中商品14个（商品期货7个，商品期权7个），金融1个（金融期权，中金所沪深300股指期权），特别是在2019年9月末，我国期货市场上市品种达到了70个，期货行业以70个上市品种庆祝祖国70周年华诞。
（三）中国特色制度建设在国际期货界独树一帜
我国期货市场建设初期，借鉴采用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成熟期货市场的管理制度，因水土不服，出现了很多的风险事件，成为导致国家对期货市场进行清理整顿的原因之一。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后来的期货市场建设和管理实践中，我们将借鉴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立足国情，借鉴经验，建设符合和适应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期货市场成为广泛共识，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管理制度。
1、形成中国特色期货市场监管体系及安全保障体系
从期货市场监管制度形成看，我国期货市场监管经历了由“多头分散”到“集中统一”的发展历程。早期期货市场主要由相关行业部委和地方政府分头进行监管，1993年11月，国务院授权中国证监会作为期货市场的行政管理部门，1998年，明确证监会对期货市场进行垂直管理和集中统一监管。2000年12月，中国期货业协会成立，形成了证监会行政监管、交易所一线监管和协会自律监管相结合的监管制度。中国期货业协会作为自律管理组织，近年来充分发挥“自律、服务、传导”职能，在推动期货及衍生品行业创新发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2006年5月，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的开业和保证金监控系统的上线，实现了期货市场数据大集中，从而确立了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期货交易所、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和中国期货业协会的“五位一体”的期货监管工作机制。这样的监管机制如何在严格规范监管的同时，更加有效推动和促进市场发展是我们面临的课题。
从期货市场安全保障看，设立保证金监控中心是我国期货市场监管体系的一项重大创新安排，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世界上具有独创性，得到了国际评估组织和监管同行的高度评价。多年来，监控中心在防范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服务监管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为维护期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推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实行期货市场统一开户，从源头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建立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制度，以保证金监控系统逐日逐笔查验期货公司资金、交易等结算资料的真实性，逐日检查期货公司是否存在保证金缺口、是否存在透支等危害保证金安全的违规行为的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制度，确保期货市场客户资金安全；建立以净资本为核心的期货公司风险监管指标体系，不断提升期货经营机构抗风险能力；构建投资者保障体系，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2007年中国证监会联合财政部发布《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保障基金主要用于在期货公司严重违法违规或者风险控制不力等导致保证金出现缺口，可能严重危及社会稳定和期货市场安全时，补偿投资者保证金合法权益损失。
2、关于新品种上市管理机制
我和大商所同事在研究期货品种成败及影响因素时，提出新品种上市机制对期货品种成功的重要性，我国的新品种上市，前置程序多，批准层级高，过程耗时长，但基本是成熟一个，推出一个，成功一个，我们是全世界新期货品种成功率最高的国家。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上市新品种，监管部门多采用备案制或核准制，程序相对简单，一个品种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多家期货交易所重复上市，互相之间形成竞争，优胜劣汰。同质化竞争是国际上大量期货品种失败的直接原因，以美国为例，截至到2007 年，因为同质化竞争造成品种退市的数量占到下市品种总数的一半以上。有研究表明，印度从2003年到2005年末，2年多的时间里上市了104个品种，其中活跃的品种只有26个。可见短时间内上市过多期货品种也存在成功率不高的问题。我国也走过同样的弯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内期货市场近八成的品种属于重复上市，品种间恶性竞争导致风险事件不断。在1998 年期货交易所减至3 家后，国家监管部门明确了在各家交易所期货品种不再重复上市（郭晓利、马瑾，《期货品种上市成败及影响因素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11年8月）。
期货市场新品种上市审批两大程序和一个原则。我国期货市场新品种上市审批有两个重要的程序，即监管部门的立项和预审，征求相关部委意见，在此基础上，报国务院批准。我国的新品种上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新品种研发上市的唯一标准。第一，监管部门的立项和预审机制。避免了品种重复上市，把握了品种上市节奏，给国内期货品种成功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2010 年，国家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品种上市机制，通过立项制度减少了品种筛选过程中存在的竞争，使交易所能够集中精力进行期货品种合约设计。在上市节奏的把握上，我国期货市场按照“成熟一个，上市一个，成功一个”的原则，有序地在各家交易所推出新的期货品种。这样的做法，直接提高了期货品种上市的成功率。当然，在一家交易所一年上市几个品种最合适，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这个问题与品种产业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套期保值需求相关，与品种研发成熟度相关，也和期货市场内在发展规律和承受程度相关。第二，征求部委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机制。或许是因为清理整顿的历史原因，形成了这样的中国特色审批机制，说明国家对新品种上市是非常重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在交易所做好新品种合约设计和规则准备后，监管部门需要征求发改委等国家相关部委意见，通常是几个部委，一个部委又涉及几个司局，这个过程有时会非常漫长，但通过反复的交流和沟通，也达到了普及期货知识，讲解功能作用，寻求理解和支持的效果，在取得支持的基础上，最后报国务院批准。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需要，监管部门正在持续优化期货品种的上市批准机制，近几年品种审批和上市的速度明显加快。
第三，新品种上市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国期货市场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开展期货品种研发，监管部门针对新品种上市工作专门发布工作指引，强调要选择对国家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品种，明确了新品种上市应具备的条件，应当有助于现货市场的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这些都为期货品种成功运行和功能作用发挥奠定坚实的内在市场基础。在新品种的选择上，我国不是以上市后交易量多少作为选择品种的标准，而是注重对实体经济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在立项过程中，从产业地位的角度看新品种的重要性，从现货市场的角度看新品种是否具备发挥功能作用的条件；在新期货品种的合约设计上，监管部门要求从合约设计这个新品种的源头就围绕经济功能发挥和风险防范开展工作；在预审阶段，对合约标准、交割制度、持仓限制制度、套期保值制度等进行广泛的调研和深入的论证，以保证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高融合度，增强企业利用期货品种进行套期保值的便利性，同时又能有效防范市场风险。
期货市场新品种上市选择体现上级组织安排和相对竞争性。从1999年到2016年，我先后在大商所和郑商所两家交易所负责了近17年的期货新品种上市工作。我到大商所时，只有一个大豆品种，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只有一个品种的农产品交易所，大商所从农产品交易所走向综合性交易所的道路，从品种创新角度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种创新是交易所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探索丰富大商所的上市品种，突破农产品，实现品种综合化的梦想，拓宽服务实体经济的领域和范围，是我们负责品种工作同事们的心愿和追求（郭晓利，《我国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品种创新》，《证券时报》，2001年11月20日、28日）。
大商所从农产品交易所到综合性交易所，以及巩固提升工业品市场地位的发展历程说明，我国期货市场新品种上市的选择，在体现上级组织安排的前提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间相互竞争。但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同属一个产业链的品种在不同的期货交易所上市问题，即所谓品种割裂问题目前也比较突出，给市场带来不便，造成困惑，也饱受国家有关部委和市场的诟病。但保持相对竞争的新品种上市机制对市场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完全采取同一板块品种在一家交易所上市的分配制，跑马圈地后慢慢种，将不利于及时满足产业风险管理需求和市场发展，同一板块品种在不同交易所上市，同类品种的适度竞争有利于提高期货市场的服务质量。期货市场的结算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最初只有一家结算银行和后来有了10多家结算银行时的服务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应该说竞争是个好东西。也有意见认为，为了鼓励竞争，应该允许同一品种在不同的交易所上市，将选择权交给市场，以促进交易所之间的竞争，提高交易所的服务质量。但品种重复上市，也有很多负面作用。如何把握期货交易所间新品种上市的相对竞争性和产业链品种板块在一家期货交易所交易的相对完整性之间的平衡，是需要监管部门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大商所从农产品到综合性交易所之路。每一个新品种上市背后都有精彩的故事，每一个没有争取到的品种也都各有原因，但相信好事也不会都落在一家。回顾在大商所负责新品种上市的13年多时间，很是具有挑战性。在将豆粕、玉米、豆油等农产品上市后，我们将重点放在了推动工业品上市，当时出现这样三种情况。第一种，没得争取。当时在各交易所上市品种需要向监管部门说明两个相关性，一个是和已上市品种的相关性，一个是跟交易所所在的地域相关性，以决定在该交易所上市的合理性。基于这样的合理性，也基于交易所所在地的政治经济地位，期货行业人士都知道，黄金、原油这样国际市场上成熟，金融属性很强的品种固然很好，但这样好的品种不会落在大商所，当然也很难落在郑商所，尽管大庆油田在东北，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在环渤海，尽管也做了很多的努力。第二种，争取不成。凡事往往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们认为钢材期货是黄金、原油之后最好的期货品种，且跟大商所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环渤海地区线材、螺纹钢的生产和消费占到全国的60%，在大商所上市道理是讲得通的，我们到钢厂到企业调研，协助国务院有关部门形成了关于恢复钢材期货的建议《送阅件》，明确提出建议在环渤海地区的交易所上市钢材期货，并得到国务院领导批示。但在做了很多的工作和努力后，所谓农民排队“能人背后有能人”，最终不得不接受放弃的现实，可见合理的事情也不一定就能够做成。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些努力为多年以后大商所争取到铁矿石期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第三种，志在必得。再次的退而求其次，我们确定将争取塑料期货作为工业品种的突破口，从两个相关性看，几家都还没有化工相关的上市品种，塑料是农业生产资料，多用于北方的反季节种植的塑料大棚，跟大商所相关性最强，从品种本身看，塑料是五大合成树脂家族中的一个，按照品种相关性原则，上市了塑料就意味拥有树脂家族所有品种。2006年，大商所几个已上市的农产品期货品种因同质化很强，价格波动小，同时处于低迷状态，为了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我们在这个时候开启了推动塑料期货上市的艰难之路，最终于2007年成功上市。PE以及后来的PVC、PP期货，开创了国内外期货市场树脂期货的先河，在世界化工品领域独树一帜。
大商所巩固提升工业品领域地位。塑料期货上市以后，从形式上成为综合性交易所了，在内容和质量上巩固和提升大商所在工业品领域地位是需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第一个，我们选择了北方优势的焦炭品种。选择这个品种非常偶然，时任证监会分管期货领导到大连调研，提到他在北京参加国际矿业大会时，有朋友跟他讲焦炭可不可以做期货，从此我们就与焦炭结下不解之缘。争取到这个品种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设计这个品种也是开创性的。焦炭是干散货，属于散堆、散装、散运的商品，质量比较复杂，存在混合煤炼焦的情况，缺少权威的检测标准和设备，标准化、检验检测、现场管理和实物交割都面临巨大挑战。这样的品种做期货并进行实物交割，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以借鉴，一位中煤集团资深炉料专家参加座谈时说，焦炭现货太复杂了，你们不可能做成期货，为此，我带队调研了许多炼焦厂、钢厂、港口、检验机构、科研机构，走访行业协会、相关部委，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可行的办法，最终焦炭期货在2011年上市，成为我们焦炭大国的一个创新，也为上市散堆、散装、散运的其他品种铺平了道路。
第二个，我们选择了焦煤期货。有了焦炭期货，焦煤期货在大商所上市就顺理成章了，同样是中煤集团那位专家，在参加焦煤期货合约论证会时感慨地说，你们把焦炭那么复杂的品种都搞成了，搞得这么成功，焦煤就好做多了，你们调研掌握了行业协会、企业都没有的焦煤流通数据，真是了不起。专家这么说是有原因的，焦煤期货的合约设计充满挑战，因为在流通领域焦煤是以煤炭的名义运输的，不区分焦煤还是动力煤，说白了就是没有焦煤的流通数据，而没有流向、流量和价格数据，焦煤的合约设计也就无从谈起。有时候笨办法也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焦煤的生产厂矿一定清楚他们生产的是什么煤，产了多少，运到哪去了，钢厂一定清楚他们买的是谁家的焦煤，什么地方的焦煤，什么质量的煤，价格是多少，地方煤炭管理局也是了解一些情况的，那我们就深入矿山企业驻厂坑口调研，焦煤的合约设计就是来源于我们这样地推式的调研数据。第三个，我们选择了铁矿石期货。很多行业人士没有想到铁矿石期货会在大商所上市，没有想到铁矿石期货会和钢材期货在不同的交易所上市。铁矿石期货是从来自国家发改委产业司的一个电话开始的，当时铁矿石价格波动很大，国务院领导要求国家发改委研究解决的办法，产业司有关负责同志就想到了期货，给交易所打电话，希望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大商所并不是第一个接到电话的交易所，但当得知产业司要和大商所合作开展铁矿石期货课题研究时，我们当即表态全力配合做好。
为了把课题做好，做出水准，我和大商所同事陈伟总监拜访了钢铁行业的资深专家，冶金规划研究院李新创院长和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石洪卫主任，我们一拍即合，在国家发改委产业司指导下，合作开展铁矿石期货课题研究。记得在课题研究进行到最难的时候，我收到了大商所同事的一封邮件，说交易所具体负责铁矿石课题的一位女博士，在北京累得几乎晕倒在出租车上，用人不能这么狠啊。其实，这就是大商所精神，也是期货精神，大家在拼命向前，当年的这位女博士已经成为大商所工业品事业部负责人。我们将合作开展铁矿石期货课题研究的情况向当时的监管部门主要领导作了书面报告，并迅速得到了领导的批示，在批示中领导提出了关于铁矿石进口比重大、运输费用占比高以及散堆散放等特点是否适合做期货的三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我们针对这三个问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又分别向领导作了书面报告。至于后来争取到铁矿石期货在大商所上市，也是经历了非常曲折艰难的过程，但同国家发改委产业司的合作课题研究是成功的起点。在化工品期货基础上，焦炭、焦煤、铁矿石期货的上市，大商所巩固提升了在国内乃至国际商品期货市场作为综合性大宗商品交易所的战略地位，发挥了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为我国期货市场在更广泛领域服务实体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大商所在期货衍生品方面的探索。从商品期货交易所，到综合性衍生品交易所，我和同事们曾经进行多方面的探索。首先是期权，我与期权是从1991年开始打交道的，那年从日本归国后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贸易公司从事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铜期货交易，期间LME的经纪商送给我一本关于期权交易的小册子，鼓励我尝试利用期权这种衍生工具，此后在做铜期货交易的同时开始使用各种期权策略。1993年，在中国国际期货公司工作期间，我将那本关于期权的小册子编译成中文，成为中期公司的培训教材，这也是当时国内较早介绍期权交易知识的普及读本。1994年，我编著了《期货期权交易技巧》一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期权交易的原理运作方式及操作技巧（郭晓利编著，《期货期权交易技巧》，卢建主编《期货交易操作丛书》之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2001年，在大商所工作期间，为了树立对期权交易的正确认识，我和同事着手普及期权知识（郭晓利、朱丽红，《期权交易：期货交易的衍生工具》，《期货日报》，2001年11月26日），指出了期权交易的普遍性、高成长性，以及应用的广泛性和风险的有限性。2002年，我国期货市场再次掀起期权热，我和同事开展了中国期货市场期权交易模式选择研究，为我国新兴加转轨市场条件下平稳推出期权交易做准备（郭晓利、李慕春，《中国期货市场期权交易模式选择》，《期货日报》，2003年1月8日）。
2003年，在芝加哥访问期间，我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郑学勤先生商定合作翻译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期权学院的培训教材，在中国普及期权的基本概念和交易技巧，后来此书于2006年出版（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期权学院编，郭晓利、郑学勤译，《期权：基本概念和交易策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5月），在后记中，讲到了我与期权的故事（郭晓利，《我与期权》，《证券市场周刊》，2006年9月16日）。2004年，大商所期权研究小组成立，我分管期权研究小组工作，积极推动期权合约、规则设计以及相关技术准备工作。2005年，大商所着手开发的新一代交易系统中包含了期权交易功能，2006年，开展期权交易的条件初步具备。其次是指数期货。我和同事们多方探索，也和CBOT的同行们多次探讨，并最早同南华期货公司开展农产品指数课题合作。但农产品指数范围广，针对性不够强，且涉及不同的交易所，所有权和交易权所属难以达成一致，大豆压榨指数专业性强，但受众不多，应用不广。后来，我们和中央专业气象台合作，开发了温度指数期货，召开了农业、工业企业和各方专家参加的论证会，并将温度指数发布在大商所网站，温度指数对农业、对工业都很重要，但温度必须限定在以一定的区域才具有现实意义，这样受众就会比较少，交易难以活跃，功能作用也难以发挥。再次是碳排放权交易。
为了探讨在大商所开展碳排放权交易或是在大连建立碳交易市场的可行性，我和同事李军副总经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王宁博士组织了碳排放权的研究，内容包括从碳交易的起源，碳交易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实践和法律基础进行回顾；碳市场的建立与发展，对各国碳市场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总结，论证碳市场对碳交易形成的促进作用；碳市场建立的基础条件，分析总结碳市场建立的一般规律，论证制定相应的减排法律法规，运用科学的核定核查方法，建立统一的登记结算系统是碳市场建设的必要条件；碳市场的交易主体与交易流程，阐述碳市场的交易主体构成和交易规则及流程；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的设想和建议，在考虑碳交易市场建立的一般规律和我国当前具体国情的基础上，为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提出建议和设想，并出版《碳配额管理与交易》一书（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大连商品交易所著，《碳配额管理与交易》，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期货市场新品种上市体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特征。我国期货品种上市的阶段性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上市新品种的市场条件。期货品种上市需要具备一定的市场件，一是要充分市场化，不存在价格管制，不存在行业垄断；二是要达到一定规模，防止市场被操纵；三是要易于标准化，便于运输和储存，我国的期货品种还要求必须进行实物交割，以便更好服务实体企业。我国的期货市场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期货品种的上市也必须根据上市品种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政策条件、市场条件情况，需要随着国家政策对上市品种的市场放开程度、价格管制程度、市场发育程度，而有序推进品种上市。回顾我国品种上市的历程，现在上市的期货品种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优先上市了国际市场成熟的品种同时也是国内条件成熟的品种，如农产品、金属品种；二是再选择国际市场没有和我国市场条件成熟的品种，如化工、黑色品种；三是随时推进国际市场成熟和国内市场条件逐步具备条件的品种，如黄金、原油。第二个，上市新品种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上市品种的生命周期。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是实体产业对风险管理需求持续增大的时期，也是上市新品种的最好时期，同样，也是最需要期货市场发挥功能作用的时期。当一个期货品种相关产业的整合达到垄断的程度，没有竞争，不再市场化，没有了价格的自由波动，那么这个期货品种的生命周期也就结束了。例如，美国鸡蛋期货。大家知道，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是以鸡蛋期货起家的，到后来，养鸡产业整合，集中度提高，产生了垄断，不再是市场化了，实现了订单生产和物流配送，没有了流通环节，也就不需要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了，鸡蛋期货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而我国的养鸡行业正在蓬勃发展过程中，生产过于分散，产业集中度很低，价格波动较大，竞争十分激烈，需要上市鸡蛋期货，发现价格，规避风险，培育养鸡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经过和国家农业部反复沟通协调，2013年鸡蛋期货在大商所上市。第三个，我国上市品种的特色板块。同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紧密相关，我国期货市场品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化工品种板块和黑色品种板块，在国际市场独具特色，独树一帜，成为将来争夺国际定价权的阵地和基础。化工品种板块，有PE、PVC、PP、苯乙烯、PTA、甲醇、乙二醇、尿素、纯碱等；黑色品种板块，有焦炭、焦煤、动力煤、铁矿石、硅铁、硅锰、线材、螺纹钢、热轧卷板、不锈钢等。
3、关于“一户一码”穿透式管理
西方期货市场采用综合账户管理模式。西方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一般实行综合账户。交易所的清算会员资格一般成本比较高，很多的期货公司选择成为没有清算资格的会员，即成为二级代理，而二级代理在清算会员那里就只有一个综合账户，二级代理的客户都使用这一个账户交易结算。交易所和清算机构主要负责对各类清算会员的账户编码进行管理，再由清算会员管理其下一级综合账户的安全。二级代理的终端客户的资金和持仓只有二级代理知道，只有在这些终端用户的持仓达到报告水平或是监管部门要求时，才向监管部门和交易所报告终端客户的详细信息。此外，在日本和香港地区等的期货市场，代理机构不仅允许自营，还允许在一定时间内将自营头寸与客户头寸对冲，这就使得客户的账面持仓与在交易所的登记持仓出现不符的情况，有时也会引起纠纷。
我国期货市场从“混码交易”到“一户一码”制度。在我国期货市场成立之初，曾经有一段时间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实行“混码交易”，即期货公司可以利用一个交易编码为多个客户进行期货交易，反映在交易所的交易记录中，便是若干个客户的交易记录在同一个交易编码之下。混码交易存在很大的弊端，一是助长老鼠仓，混码交易给一些居心不良的操盘手提供了可乘之机，把亏钱的单子计入公司，把赚钱的单子收入个人囊中，一些不规范的期货公司也能够利用“混码交易”提供的空间，进行各种利益输送，侵害客户利益；二是责任不清，混码交易有时分不出来什么是开新仓，什么是平仓，造成客户平仓时，期货公司把客户平仓的单子下到另一个码，而原来的客户持仓并未平掉，潜在风险很大；三是，一旦有法律诉讼，期货公司往往以败诉收场，因为一户多码，客户以无法证实该笔交易是我一个人做的为由赖账，由此引发的纠纷很多，期货公司又无法从交易所拿到一一对应的交易记录进行举证，从而在纠纷和诉讼中陷入被动；四是从交易所角度看，由于看不到每个客户一一对应的真实的交易情况，从而难以监控和识别客观的市场风险状况，实施合理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来化解市场风险。清理整顿期货市场后，吸取了早年混码交易的教训，开始实行“一户一码”制度。《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期货经纪公司应当为每一个客户单独开立专门帐户、设置交易编码，不得混码交易。从此，实行一户一码制度，即一个投资者在一家交易所只能拥有一个交易编码，专码专用，不得借用、混用。一户一码制度对规范期货市场交易行为意义重大（李强，《从四次诉讼高峰看中国期货市场法制建设》，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
我国期货市场实行实名制统一开户管理模式。在一户一码制度实施10年后，2009年8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期货市场客户开户管理规定》［2009］24号，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以下简称监控中心）负责客户开户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期货公司为客户申请、注销各期货交易所交易编码，以及修改与交易编码相关的客户资料，应当统一通过监控中心办理。监控中心应当为每一个客户设立统一开户编码，并建立统一开户编码与客户在各期货交易所交易编码的对应关系，即监控中心负责期货市场的实名制统一开户管理。“实名制统一开户管理模式和系统有效弥补了我国期货市场参与主体信用体系不健全的短板，为建设期货市场诚信体系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市场的规范发展”（张晋生，《“穿透式”监管模式探索—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成立亲历记》，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也使得交易所和监控中心能够看清每一个客户的交易行为，即监管者可以穿透期货公司望穿到客户账户里的合约头寸与资金，有助于防控客户的违法违规活动。2012年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期货市场客户开户管理规定>的决定》公告［2012］1号，对客户开户管理做出进一步的完善。
4、关于期货保证金管理与全程监控制度
我国期货市场实行“先交钱，后点菜”制度。对于保证金的管理，体现了不同国家市场信用程度的不同，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信用在保证金管理上起着重要作用。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日本做期货时，在期货公司和客户签订合同的基础上，期货公司可以先接受客户的指令进行交易，成交确认后，再向客户收取交易保证金，保证金可以是现金、银行支票，也可以是股票质押，且在三个工作日以内完成即可。而鉴于我国的市场信用状况，为了避免出现逃单情况造成市场风险，我国期货市场采取了“先交钱，后点菜”的方式，客户资金必须在到账以后，才能够下达交易指令；在交易指令挂单的同时，即扣除相应保证金额度；在撤单之前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资金，在途资金不能作为保证金和交易依据。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使客户的资金尽快到账，期货公司的员工经常坐着飞机拿着客户的承兑汇票全国满天飞。当然，在那个不规范的年代，有的交易所确实出现将关系特殊客户的在途资金视同保证金到账的情况，裁判员变成了运动员，导致不公平交易。
我国期货市场实行客户保证金全程监控制度。客户保证金到了期货公司账户之后，通常是期货公司会根据交易需要把部分客户资金转到交易所账户，有部分客户资金留在期货公司账户。客户存在期货公司账户的保证金安全问题就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即便是在成熟的美国期货市场，也时有出现期货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事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有曼氏金融集团、百利金融集团长期挪用客户资金的案例。我国期货市场也不例外，曾经发生四川嘉陵期货公司、江苏华证期货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事件。为此，在2006年由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出资成立了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以下简称监控中心），全程及时监控跟踪保证金状态，客户可以随时查询自己的保证金情况。监控中心首任总经理张晋生先生指出，监控系统成功运行“有效地威慑了挪用保证金的企图，从此，我国期货市场再也没有出现过挪用保证金事件”（张晋生，《“穿透式”监管模式探索—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成立亲历记》，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对此，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OCOM）总裁滨田隆道先生到访大商所探讨市场管理和风险控制经验时，曾经感慨地说，“中国的期货市场几乎把客户和会员当‘小偷’看，难怪你们很少出风险”。
5、关于三个连续停板强制减仓制度
涨跌停板制度的由来。现在国内外的期货市场基本上都有一个涨跌停板制度，除了非典型的期货市场--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这项制度的起源跟美国经济危机相关。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对商品期货市场产生了巨大损害，商品期货价格开始急剧下跌。1929年5月，美国总统胡佛下令建立联邦农场委员会，1930年11月，联邦农场委员会成立谷物价格稳定公司，试图通过在市场上大量购买小麦来稳定价格，但最终未能阻止谷物价格持续下挫的趋势。1932年，罗斯福总统宣布CBOT在1932年的3月4日至3月15日停市，市场交易量和成交价格都有所回升，但1932年的7月19日和20日，市场还是崩溃了，CBOT因此停市两天。CBOT在重新开市之后，引入了新的规则，开始限制期货价格每天的波动幅度，这就是期货市场涨跌停板制度的由来（杰瑞﹒W．马卡姆著，大连商品交易所翻译组译，《商品期货交易及其监管历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6月）。可见，涨跌停板制度是为了防止期货价格日内的过度波动。涨跌停板的幅度设置与现货市场价格的波动状态以及期货保证金水平的高低紧密相关。
三板强减制度的由来及演进。一是三板强减制度的由来，当期货市场出现极端情况时，期货价格就会出现同方向连续停板的情况，上个世纪90年代，海南中商交易所的咖啡期货9609合约，创下连续十多个跌停板的事件，投资者想平仓平不出来而损失惨重，客户穿仓到期货公司的也很多，引发众多纠纷，危及期货市场安全。后清理整顿时代，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防止极端情况下产生系统性风险，在期货交易规则中引入了同方向连续三个停板强制减仓制度，即当期货合约连续三个交易日达到涨跌停板时，期货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决定采取强制减仓制度。说起三板强减制度的由来，当时我们讨论建立这项制度时，引发考虑的起因是我国期货市场以中小散户为主的现状和特点，在心理和实力上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差，遇到三个停板这样的极端情况时，需要我们给投资者搭一个梯子，使他们能够有机会撤退。说到当时为什么设置为三个停板强制减仓，源于我们当时对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当时的涨跌停板幅度设置和市场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的综合考量和判断，当时交易所各品种涨跌停板为3%，保证金水平为5%，将第二个板的幅度维持3%、第三个板的幅度设置为4%，那么三个板合计幅度为10%，这样可以将客户可能的最大损失限定在初期保证金5%的两倍10%以内，因为我们的每日结算价是全天交易的加权平均价，下一个停板的幅度是以上一个交易日的结算价为基础计算的，一般第一个板极少开盘直接封板，第二个板、第三个板常存在盘中打开的情况，视盘中价格波动情况，三个板的实际幅度一般比10%的理论幅度会打一个折扣，因此，为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尽可能少增加处于不利一方的投资者的负担，将三个板的保证金设置为5%、5%、8%。2000年实施新规则后的实践证明，尽管我们是散户化的市场，但绝大多数投资者具有三个板10%以内幅度的保证金承受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穿仓到期货公司的情况极少出现，这样就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三板强减制度既要考虑使亏损一方的投资者退出，又要考虑保护保值者的利益，强制减仓的程序设定为将第三个交易日闭市时以涨跌停板价申报的未成交平仓报单，以当日的涨跌停板价，与该合约净持仓盈利客户按持仓比例自动撮合成交，净持仓盈利客户按照先投机持仓后套保持仓原则选择。
二是三板强减制度的执行与演变，对当出现三个板时，是否执行强制减仓，交易所需要根据具体市场情况做出判断。首先需要判断三个板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还是由操纵行为形成的。如果是自然形成的，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存在系统性风险情况下，执行三板强减，直接释放风险；一种是不存在系统性风险，且在第四个交易日足以释放风险的前提下，不执行三板强减，第四个交易日继续交易，如大连铁矿石期货，2015年7月采取在第三个板不强制减仓，第四个交易日按照维持扩板幅度和保证金进行正常交易的措施。如果是由操纵形成的，则不执行三板强减，不让操纵者得逞，如上海橡胶期货，2003年4月采取扩大停板、提高保证金的方式，反击市场操纵。但是，在如此短时间判断引发三个板的成因是非常困难的，也是容易引起争议的。此外，如果判断是由市场操纵引起的三个板，就不应仅由交易所采取市场措施应对，而应由监管部门等执法部门介入，按照相关法律认定并加以惩处。
三是三板强减制度的功与过。三板强减制度作为我国期货市场特色制度，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国情，适应以中小散户为主的市场状况，成为防范和化解期货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安全阀。例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世界商品期货市场时，三板强减制度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及时有效释放了市场风险，保证了我国期货市场安全。凡事都有两面性，这项制度也有负面作用，三板强制减仓，人为清算市场，损害了市场运行的自身规律，损害套期保值者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已经备好了货，生成了仓单，就准备进行实物交割的套期保值者的利益。为了使这项制度既顺应市场规律，又能在关键时候发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安全阀”作用，随着市场承受能力的增强，交易所逐步扩大了第二个板、第三个板的幅度，目前三个板一般在4%、7%、9%，合计20%的幅度，或是第三个板更大一些10%，保证金一般为5%、9%、11%，合计25%的水平，或是第三个交易日更高一些12%。有的品种三个连续板的幅度达到6%、9%、11%，合计26%；保证金水平7%、10%、12%，合计29%。近年很少出现触及三板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三个连续停板幅度的扩大和保证金水平的提高，加大了处于不利一方的投资者的负担，在我国期货市场以中小投资者为主的情况下，临时大幅追加保证金存在难度，增大了投资者穿仓的概率，给期货公司的风险控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三个连续停板幅度和保证金水平的设定，应该从市场实际出发，既要考虑顺应市场变化规律，释放市场风险，保护保值者利益，还要考虑我国期货市场特殊的投资者结构，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防止出现大面积穿仓风险。
（四）期货交易所作为市场组织者承担社会责任，适应国情服务“三农”和产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期货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带有经济发展阶段的鲜明特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市场组织者的期货交易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所不同的。正如美国芝加哥商会（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初期曾经在推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现在只是作为风险管理市场而存在了。我国的期货交易所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国情需要，多年来在服务“三农”，推动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探索是艰难的，开创性的，持之以恒的，凝聚了一代代期货人的心血和汗水，大商所的例子很有代表性。
1、从期货价格信息服务到“千村万户”、“千厂万企”市场服务工程
中央电视台第一个期货新闻联播。很多看起来必然的事情多是由偶然的事情引起的。记得2003年9月下旬，我带领大商所同事在黑龙江调研大豆生产和走访会员。在绥化的农户家，我们了解到当地大豆售价比期货市场要低一大截，显然大连大豆期货价格大幅上涨的信息还没有传递到农户，收购大豆的中间商当然不会主动把这样的消息告诉农户，农户就把大豆价格卖低了。这个信息对豆农来说太重要了，我即将有关情况当面报告黑龙江主管农业的申立国副省长，希望让更多的龙江豆农知道这个信息，把握好卖豆的价格和时机，申副省长当即指示也正好在场的省农委李嵘主任在黑土家园电视及网站进行宣传。回到交易所和朱玉辰总经理说起这件事，朱总认为这是件好事，还可以再加把劲，十一过后他给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写了一封“关于确保种豆农民增收的紧急建议”的信，说明了这个情况，宋书记指示黑龙江日报头版和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突出报道，“大豆价格牛气冲天，希望广大豆农把握好卖豆价格和时机”，龙江豆农因此卖了个好价钱，增加了很多收入。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启示，如果全国更多的豆农知道这个情况，效果一定会更好。于是，我和大商所负责新闻信息的同事王伟筠与中央电视台新闻部刘少博制片和时思宁记者商讨策划，把通过传播期货价格信息，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这个事情做个深度报道，争取上个新闻联播，随后几位朋友就深入田间地头儿进行现场采访。这就是2003年11月15日新闻联播头条《黑龙江：把脉期市、抢占商机》，俗称“一封信增收36个亿”的由来，时长3分11秒。在当时主流媒体从未正面报道期货市场的情况下，非常的轰动，从此开启了主流媒体全面宣传报道期货市场发展和作用的先河。这个事情也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到期货市场价格信息服务的重要性。
呼吁先卖后种，种好地更要卖好粮，促进农民增收。2004年3月，国际国内大豆价格上涨到十五年来新高，在北京参加“两会”的朱玉辰代表给国务院领导写了封建议信，呼吁引导东北豆农利用期货市场先卖后种，在扩种大豆的同时利用期货市场避险，锁定收入，促进农民增收，国务院主要领导作出重要批示，黑龙江地区的一些企业开始积极与农民合作，引导农民提前在期货市场卖豆。当年，黑龙江部分地区豆农春播时以高价和当地企业签订了一批订单，企业在期货市场提前卖出大豆保值。当年秋收后，大豆价格下跌，先卖后种的豆农实现了增收。（朱玉辰，《一篇论文开启的期货人生—我所经历的中国期货市场三十年》，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12月）。为了总结宣传通过期货信息服务，倡导豆农先卖后种，实现高价提前订单销售，帮助农民增收的做法，在上一次经验基础上，我们原班人马合作再次组织策划，央视新闻联播对此又作了报道。
开展“千村万户”市场服务工程。2005年，大商所在“东北三省一区”粮食主产区启动“千村万户”市场服务工程，以大规模免费培训农民，对农民进行市场知识扫盲，引导农民转变观念，树立市场化经营意识；以大范围免费送市场信息下乡，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对农民开展送信息服务，提高农民卖粮时的市场地位及竞争力；以推广期货订单试点，通过“公司+农户、期货+订单”模式，使分散的农户也能够通过中介组织或龙头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实现小生产和大市场的对接，利用现代市场化机制种地卖粮。在回顾服务“三农”的历程时，时任大商所总经理王凤海指出，工程开展以来，共计培训了近6万人，每年发送短信100多万条，提供电话咨询服务10余万次，开展了一系列“公司+农户”、“期货+订单”等产融结合试点（王凤海，在“第五届风险管理与农业发展论坛”上的致辞，《金融时报》，2016年11月10日）。记得当年千村万户工程第一次在大连搞培训，交易所员工给参加培训的农民买了火车票，在当地送他们上火车来大连，农民问车票要不要钱，员工说不要，农民说那一定是到了再要，下了车还问要不要钱，住下来也问要不要钱，农民就是这么的真诚和朴实，当然，直到培训结束也没有人向他们要钱。在培训结束时召开的座谈会上，他们很是感动，说世上竟有这样的好事，给我们培训教我们知识帮我们挣钱还不要钱，我们真是赶上了好时代，感谢大商所为我们做的一切。
开展“千厂万企”市场服务工程。在推广“公司+农户、期货+订单”模式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企业是推广订单农业的龙头和引擎，他们有动力、有能力、有作为，农户才能受益，“千村万户”市场服务工程才能持续深入。为此，在2007年，大商所推出“千厂万企”市场服务工程，开展对企业的期货市场知识培训、套期保值辅导、基差定价模式的推广，深化对现货企业的延伸服务，支持产业企业在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改善投资者结构以及提供市场流动性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引导广大企业更多更好参与利用期货市场进而带动农民增收。为充分发挥市场功能、深入服务产业夯实基础，探索期货市场服务产业发展的新路。2009年7月，大商所召开“千厂万企”市场服务工程座谈会，我曾经在会上讲到我们开展这项工程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精做细、做深做透现有期货品种，促进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期货市场功能，更好地为产业发展服务。希望工程辅导会员能够主动向现货企业学习，源头做起，以企业风险管理顾问模式、驻厂服务企业等多种方式，真正贴近现货企业，了解现货市场和现货企业的运行机制，有针对性地按照企业实际经营情况提供相应的服务，深入探讨开展千厂万企工程的路径和方法（郭晓利，在大商所“千厂万企市场服务工程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国经济网，2009年8月1日）。
2、开展“保险+期货”模式，帮助农民锁定价格风险、订单销售粮食
从场外期权试点到“保险+期货”模式服务“三农”。在2014年，大商所联合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创新性地开展了3个场外期权服务“三农”试点项目。2015年，场外期权试点扩大至13个，其中农产品9个，服务范围从上游农合组织扩展至产业中游贸易及下游消费环节，品种从玉米、大豆扩展到鸡蛋、豆粕。2016年，场外期权试点扩大到18个，其中农产品试点有10个。从2015年开始，大商所开展价格保险试点，当年8月份推出国内首单基于大商所期货价格的玉米、鸡蛋价格保险，9月份再签鸡蛋价格保险，成功探索出“保险+期货”模式。2016年，“保险+期货”模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大商所深入贯彻落实文件精神，进一步扩大试点12个，提供2000多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无论是试点规模还是支持力度都有大幅提高。大商所服务“三农”的模式有以下几个创新点，一是产品创新，推出场外期权、价格保险，打通了金融产业服务“三农”的最后一公里；二是模式主体创新，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保险公司作为模式主体，创新保险与期货融合的金融发展模式，切实服务“三农”；三是农业补贴方式创新，以市场机制实现补贴，丰富了支农惠农的体系，降低了财政补贴成本，提高了财政补贴转化率（王凤海，《创新服务“三农”模式》，在“第五届风险管理与农业发展论坛”上的致辞，《金融时报》，2016年11月10日）。
“保险+期货”模式的由来以及最新发展。2015年至2017年，大商所累计开展了47个“保险+期货”试点，为7省区40个县市的近200个合作社和农场、近9万户农户提供了服务。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三年提出“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在前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大商所推出“农民收入保障计划”试点，为农户及涉农单位提供收入保障和风险管理的综合性创新工具和整体解决方案（齐闻潮、李南妮、杨毅、许言，《加快期货市场建设 迎接多元开放新时代—专访大连商品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李正强》，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2018年8月15日）。大商所副总经理朱丽红指出，2015年我们发现保险对农民来讲更熟悉，更容易接受，所以我们就找到保险公司共同合作，形成第一单玉米和鸡蛋的价格险，推出“保险+期货”模式。大商所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强，2016年补贴保费2000万，2017年近7000万，2018年预算三个亿；从价格险到在收入险和价格险的基础上加上了订单农业，项目数量从10多个增加到今年的99个。2018年“保险+期货”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第一，2018年第四季度，国家财政拨款将在国内6个省区，对三个品种进行收入险和全成本保险试点，这是“保险+期货”非常重要的突破；第二，在“保险+期货”的基础上嫁接了订单农业，让农民购买保险的同时，也通过订单农业帮助他们把粮食卖出去；第三，最初“保险+期货”聚焦在农业领域，现在开始从农业领域向工业领域延伸，从政策保险向商业保险探索，解决企业对期货知识缺乏了解，没有专业团队利用期货市场规避风险的问题。通过这种模式，企业只需要买保险，利用期货市场这样的专业化工作，让专业的金融机构帮它完成（朱丽红，《“保险+期货”经过三年试点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新浪金麒麟·2018保险高峰论坛”上的演讲，新浪财经，2018年12月20日）。据统计，2018年，大商所预算3亿元资金支持试点，推出了涵盖“保险+期货”、场外期权、“期货价格+升贴水”收购等多种形式，保险公司、期货公司、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龙头企业等多类型机构共同参与，覆盖种植、养殖两个行业的“农民收入保障计划”试点。试点在全国16个省（区、市）开展了106个项目，覆盖玉米、大豆、鸡蛋，土地639.51万亩，服务了580个合作社和15.28万个农户。106个项目中，31个玉米价格险的赔付率为14.05%，34个玉米收入险的赔付率为98.82%；9个大豆价格险的赔付率为88.09%，12个大豆收入险的赔付率为145.03%。而在美国，这样的工作是由政府完成的，联邦政府设立农业风险管理局和联邦作物保险集团负责对农作物保险的统筹协调，并补贴62%的保险费用。
3、举办产业大会，搭建交流平台，促进产业发展
大商所产业大会的开端。2003年，作为大商所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的中国粮食高层论坛的成功举办，可以说是大商所举办产业大会的开端。当时，我负责交易所十周年活动的方案策划和组织实施，设想搞一个粮食产业发展与期货市场的高层论坛，为此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程国强研究员，商定和农村部合作举办中国粮食高层论坛。经过精心筹备，论坛于2003年11月15日在北京饭店如期举行，上午为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十位省部级领导演讲，下午为国家有关部门几十位司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三个分论坛，第三分论坛邀请了世界排在前两位的农产品期货市场美国CBOT和日本TGE的CEO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中国粮食发展报告—2003年中国粮食高层论坛论文集》。会后，参加会议的同志讲，国家研究粮食问题也就是这些人，都在这里了。十周年活动内容丰富，包括在北京举办粮食高层论坛，大商所分别和CBOT、TGE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北京庆祝晚宴；在大连举办有五家期货交易所CEO出席的世界期货市场发展报告会，大连庆祝晚宴。为了筹备十周年活动，当年8月份我在芝加哥拜访了CBOT主席Charles P.Carey和CEO Bernard W.Dan，邀请他们参加论坛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两位当场欣然接受，令我感动，东京谷物交易所（TGE）的老朋友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举办的活动，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三家农产品期货交易所第一次在中国北京坐在了一起。值得一提的是，11月15日在北京晚宴进行中，中央电视台正好播出了大商所通过宣传期货价格信息帮助黑龙江农民增加收入的新闻联播，把庆祝晚宴推向了高潮。
国际油脂油料大会的由来及发展。看起来偶然的事情，因为执着探索，往往使偶然变成必然。2005年，大马交易所CEO尤斯里先生到大商所访问，大马交易所的棕榈油期货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他们的棕榈油大会也是世界油脂行业规模最大的国际盛会，此时大商所正准备上市豆油期货，将来也打算上市棕榈油期货。在和尤斯里先生交流中，我提议在豆油期货上市以后，大商所和大马交易所合作在中国举办国际油脂油料大会，他欣然同意。2016年1月9日，豆油期货上市后，我带队到印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访问，在大马交易所与尤斯里先生就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及当年秋天在中国合作举办国际油脂油料大会达成共识，这就是油脂油料产业大会的由来。这样，经过双方工作组的辛勤劳动，第一届国际油脂油料大会于2006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功召开，我有幸主持了前几届的筹备工作，每一届大会对会议内容、演讲质量、会议规模、产业参会和境外参会比例等都有明确的目标要求，确保作为服务产业的国际大会的质量和效果，这个大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三届。国际油脂油料大会旨在搭建国内外期货现货交流沟通平台，弘扬风险管理理念，推动油脂油料相关企业风险管理技能的提高，现已成为国际油脂油料产业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高端品牌会议之一，成为国内期货交易所各产业大会中参与人员范围最广、人数最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活动。
塑料产业大会的由来及发展。2007年，塑料期货上市以后，在杭州调研的我和永安期货施建军总经理交谈，施总讲到浙江既是期货大省也是期货强省，但就是没有一个像样的产业大会，如果大商所在杭州搞个大会，他愿意出200万。此时，大商所服务塑料产业也正需要平台和载体，我们一拍即合，商定在杭州搞一个塑料产业大会，当然，交易所也不会让期货公司出那么多钱。为此，我找到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赵俊贵副会长兼秘书长，商定由大商所和石化联合会2008年在杭州共同主办首届中国塑料产业大会，永安期货作为特别支持单位，这就是塑料产业大会的由来。当时，我们找遍杭州市内，竟然没有一家五星级酒店拥有容纳400人以上的会议厅，第二年就把大会搬到了萧山开元大酒店，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所属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才大颖、郭永新两位主任也参与支持办会，至今这个大会已经举办了十一届。塑料产业大会为广大企业搭建了一个信息共享、交流合作、共谋发展的高端产业服务平台，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成为中国期货界、塑料产业以及上下游产业之间的高端跨界盛会，强化了塑料期货品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促进了塑料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
大商所服务行业、服务产业的其他平台。此外，大商所每年都会举办玉米、煤焦矿产业领域的大会，作为产业交流沟通的高端平台，促进了期现市场对接融合。2005年10月，以“帮助农民利用市场机制避险增收”为主题的“千村万户市场服务工程汇报会”在北京举办，国家粮食局等有关部委主要领导及司局负责同志、专家学者、行业组织、龙头企业等代表参加会议。蒋正华出席会议指出，“从千村万户工程材料中展现的东北农民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事例，可以看到农民对市场有了认知，学会了把握市场机会种地卖粮，分散的农户通过共同的市场利益联合起来，这对农民以市场机制保证收益、推动农业产业持续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也是农民、农业、农村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重要体现。” 2006年，大商所为了普及期货知识，培养行业人才，提高行业服务能力和水平，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不竭的推动力量，李军副总经理组织创建了期货学院并兼任首任院长，开始举办十大分析师团队评选活动，同多所高校开展合作，开办期货课程，举办各类培训，为期货业界培养潜在人才。2009年，为了更好发挥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我和同事王伟筠组织策划，在大连举办“期货市场与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由大商所和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合作主办，国家有关部委、中央党校、十几个省市的省部级领导和多个行业组织的领导参加论坛进行研讨。为了搭建国际国内期货及衍生品行业的交流与合作，从2011年开始，在大连多次举办国际期货及衍生品发展论坛。2012年，在和国家农业部多年合作推动农产品期货品种上市、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等“三农”服务的基础上，在农业部张玉香党组成员的支持下，我们策划、协调、促成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农业部共同主办“风险管理与农业发展论坛”，第一届由大商所承办，之后由大商所和郑商所轮流承办。
（五）我国期货市场的不足与原因分析
如上所述，我国期货市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对实体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在数量指标上领跑世界期货市场发展多一些，我们在质量指标上同发达国家成熟市场依然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这个差距主要体现在市场运行质量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上。
我国期货市场三个方面的不足。对于我国期货市场存在的不足，监管部门有着客观的认识。中国证监会方星海副主席指出，“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期货市场的运行质量，较之实体经济风险管理的需求还有许多不足。从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看，我国期货市场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参与不够充分，市场功能有待提升。目前，我国规模以上企业有50多万家，但我国期货市场的产业客户仅有2万余户，大量企业尚未直接参与期货市场。2016年，我国期货市场持仓金额与GDP的比值约为1%，而美国为70%，我国期货市场持仓金额约为美国的千分之八。我国期货市场服务国民经济的能力远逊于发达市场，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巨大。二是多数品种存在近月合约不活跃，活跃合约不连续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和部分工业品期货活跃月份集中在1、5、9（或者10）三个月份，而且在临近交割月份基本处于不活跃状态，价格不连续。这给连续生产经营的企业开展套期保值操作带来较大的风险和交易成本。特别是对一些上下游企业直接利用期货价格进行基差贸易形成很大障碍。分析来看，活跃合约不连续主要缘于近月合约不活跃，而近月合约不活跃的根源在于期现货市场衔接不顺畅。这里有品种自身现货市场属性的原因，更有期货市场业务制度与现货市场不匹配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企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越发迫切，活跃合约不连续已明显影响到期货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三是市场价格波动率较大，部分品种流动性较差，价格多次出现短时大幅波动。近年来，受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影响，在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深化的大环境下，国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率上升，市场运行风险显著增加。各交易所在扩大期货品种涨跌停板幅度后，以停板价收市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了全市场主要商品期货短时大幅共振的情况。市场资金在大类资产之间快速转移，板块轮动的特征明显，流动性风险与外部冲击风险并存。”（方星海，在第十四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的致辞，中国证监会官网，2017年5月25日 ）。原标题：方星海副主席在第十四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致辞
我国期货市场存在不足的主要原因为现货发育程度和清理整顿后遗症。对于我国期货市场存在不足的原因，中国证监会方星海副主席指出，“我们深知，我国期货市场发展时间尚短，完善市场机制也非一日之功”，需要“加快市场培育，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与专业机构的纽带作用，促进期现货市场更好衔接”，“我国期货市场基础还较薄弱，许多现货市场发育不够，这仍是制约期货市场发展的一个客观事实。大量有风险管理需求的上下游企业还没有参与期货市场。这既有期货市场培育不够充分的原因，也有这些企业缺乏资金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原因。”（方星海，在第十四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的致辞，2017年5月25日 ）。我国期货市场的这些不足，既跟现货市场的发育程度有关，也跟我国期货市场建立时的特点和后来清理整顿的影响相关。我们常说“过程可以缩短，阶段不可逾越”，我国期货市场这个“政府推动”的“早产儿”，是在半市场化的环境和条件下依靠政府推动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我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及新兴加转轨市场的显著特征，出生环境和条件的先天不足以及两次清理整顿带来的“两个弱化”，导致期货市场同现货市场的结合程度不够紧密，至今期货市场参与者结构仍呈现企业少、投机者多的“倒三角”形状，企业参与度偏低，这样的状况严重影响着我国期货市场功能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