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文章一：中国仍然是结构和体制双转型的发展中国家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从全要素生产率看，体制改革，要素配置和投入的改善，是中国未来10到15年，经济增长最大的红利来源。笔者以学者研究的方式，拟就此撰写系列文章，今天登出之二。
传统一元要素配置体制向二元体制转型的增长潜能释放
1949到1978年，中国生产要素投入主要为一元政府计划配置体制。农村下达粮食种植计划，土地数量基本固定，牲畜资本有限，粮食化肥统购统销，劳动力由生产队进行调配，劳动投入工分计量，年终实物分配；城镇企业按照计划生产，劳动力单位按计划招工、工资货币分配、消费品按照计划定量供应；资金统收统支，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购统销。1978年末改革开放，这样要素一元计划配置的体制，向部分计划配置或者政府管制和部分市场调节改革，形成了政府计划和市场调节二元要素配置的双轨体制。
首先，从要素传统的一元向二元配置的体制改革，本身就是长期被扭曲体制禁锢压抑要素产出潜能的释放过程。在劳动力要素配置和投入产出方面，农村联产承包改革后，农民在自己承包的田地中劳动，工作效率提高；劳动力投入（配置）除计划种粮外，有了自己种植和养殖的选择及决策权；农民还可以有从事农业以外，到城镇寻找非农业工作的自由，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转移和利用。在城镇，承认个人利益，发放奖金，实行计件等绩效工资，工作贡献决定劳动力价格有了体现；允许个体、私营、外资企业发展，轻重工业结构得到调整，使劳动力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等方面，其配置不断地改善。过去禁锢在生产队和国有大集体单位中的劳动力要素，通过收入激励和配置优化，劳动效率得到了释放。
资金要素方面，国有企业从过去的计划调配，转向拨款改贷款；大力发展私营和外资，其资金要素配置，由信贷和其他资金市场配置。资金被过去只计划压抑分配给国有企业形成的周转和投入产出低效率，通过偿使用和非国有经济信贷和资本市场配置，得到了改观和提高。
土地要素方面，农村联产承包，使农民将土地投入何种种植和养殖等，有了一定的配置权；1998年开始，建设用地从过去的划拨无偿使用，改革为有偿出让。一是被计划压抑的土地要素，其投入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产品市场收益高低的调节；二是被禁锢过去零价值的土地，从单纯的投入性生产资料变成了有价值的资产，在市场交易中以价格形式得到了体现。土地要素配置的改善和转移，是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来源。
其次，一些扭曲体制要素产出潜力的压抑，通过非扭曲体制得到了转移释放。对其，经济学上可称之为扭曲替代的增长潜能。（1）在扭曲国有企事业体制中的劳动力要素，在个体利益和其他非体制空间中，以到乡镇和民营企业中做星期日工程师，个人或者单位承接非扭曲体制民营企业的技术研发项目，到民营企业中兼职，辞职到民营外资等企业方式，使压抑在体制内劳动力要素的潜能，通过非扭曲体制得到替代和释放。（2）从资金要素配置体制看，向国有经济倾斜的信贷资金，往往通过国有企业财务公司和租赁公司转贷，国有下级公司混合投资经营，国有企业项目转包民营企业等方式，在非扭曲体制中得到了有效利用，从而纠正扭曲体制造成的效率和产出损失。（3）农村土地和城镇国有工厂土地不允许交易的体制扭曲，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出租和入股，建设小产权房出售，国有企业吸收外部非国有经济投资和土地作价入股，使扭曲损失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农村不能以自己劳动力要素与因限制土地要素使用而不能有效组合的，通过外出务工，与其他非扭曲体制的土地和资本要素组合，使其劳动力贡献能力得到释放。
再次，要素配置扭曲体制，虽然在一方面形成产出的损失，但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条件组合下，在一定的阶段中，也会形成强劲的经济产出能力。（1）扭曲体制下，转移劳动力要素（没有子女教育服务、进城居住、社会保障等成本）低价格成为竞争优势；土地要素征用工业用地低价（或者零地价）供给制，环境标准宽松，出口退税等，与低成本劳动力要素和制造业相结合，使产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2）禁止农村土地交易，建设用地征用制，使地方政府得到了最低成本的土地，除了低价招徕制造企业外，还在地方垄断的土地市场上市价出让，每年收取的土地再让金实际上以居民虚拟房租方式核算计入了GDP；房地产及建筑业税收、利润和工资增值等也进入了GDP；甚至土地和房屋涨价部分因没有其价格缩减指数，涨价部分实际上也计入了GDP。这也是一种扭曲体制的高增长现象。（3）低成本的土地，成为城市、交通和水利等基础设施体系巨大的建设优势，形成GDP增长的外部经济。如笔者据有关文献推算，2004年到2019年公共资产规模从2.2万亿元增加到了21.5万亿元。
二元要素体制经济增长奇迹、条件和动力结束
从各阶段经济需求侧动力和增长趋势看，1979—1997年，一般消费品需求与供给高速增长阶段。城镇职工工资奖金增长，农村居民联产承包和外出务工收入水平提高，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增加了业主和就业人员的收入，这一阶段需要满足的是吃穿用等一般消费商品，而重工业向轻工业的结构调整与其适应，形成了一般消费品市场供给与需求相互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1994—2011年，出口导向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1994年中国汇率体制改革，人民币/美元双汇率制并轨，从前一年的5.16元贬值到8.7元，刺激出口额占GDP比例超过了20%，最高的2006年达到35.36%，到2015年下降为20.49%，以后出口对增长贡献比率趋于下降。2007—2019年，房地产经济推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其与出口导向经济增长阶段有一部分在时间上有所重合。国民经济逐步房地产化形成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逐步替代了出口贡献占GDP比的下降。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创造的GDP占比，从2000年的2.84%上升到2007年的近10%，除2008年金融危机回落外，一直在10%以上，2019年攀升到15.14%。
从过去的实践看，二元要素配置体制下，GDP高增长的三个必要条件是：（1）在GDP增长目标引导下，地方政府有较强的体制能力，之间展开经济增长竞赛，越来越娴熟地经营低成本土地、补贴制造企业投资、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高土地和房屋价格、扩大房地产业经济。（2）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出口需求较为旺盛，从开放方面扩大了中国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实现了供需均衡状态下的经济高速增长。（3）中国城乡居民有持不动产的习惯和偏好，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对居住条件改善和不动产投资的双重期望和动机，使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供给，有时间较长和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加以平衡和消化。
那么，为什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20年3月30日又发布《意见》？我认为，就是因为从要素一元计划配置体制向二元体制转型改革，对增长红利释放能量已经很小，功能已经结束。现在到了二元要素配置体制向社会主义一元要素市场配置体制转折的关键时期了。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从8%的高速度降了下来，2019年为6.1%，时间已经8年，未来下行的压力很大。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的预判看，如果没有重大的改革举措，可能经过较短期中速增长后，进入10年左右的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从一个学者的研究看，原因在于我们面临三个问题和风险。
首先，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动力已经结束。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以来，国际上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意愿和制造业回归势头较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出口市场的竞争和替代加剧，中美贸易关系恶化。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提高，土地成本上升，环保标准趋于严格，低价竞争优势减弱，致使有一些外资和本土制造业向外转移。出口贸易额占GDP比例，从2015年下降到20%以下，2019年为17.4%。由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加上美国政府对中美间经济合作实施全面脱钩战略，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相对收缩，还会进一步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下行压力。
其次，传统房地产经济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将难以持续。（1）住宅刚性需求收缩。由于中国未来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减少、老龄化趋势比日本、韩国等地区严峻，未来住宅居住性需求逐步收缩，继承的存量房也将越来越多。（2）城镇住宅供给量趋于过剩。目前全国城镇住宅规模，包括1998年住宅商品化改革前存量住宅、单位自建房、新建竣工商品住宅、棚改房和各类其他小产权房等，到2019年城镇共计存量规模为350亿平米，以平均3口人一套，可以供10.5亿人居住。年末还有在建和新开工住宅79.52亿平米，全部建成后还可供2.4亿人居住。（3）土地出让金若不转型为房地产税，财政不可能持续，如果开征房地产税，则传统房地产的经济增长推动力可能会结束。为什么住宅供给规模这样大，还会有住宅需求，主要是一户多套空置和居住投资双重需求造成的。土地征用和出让金财政，有持续推高地价房价、农民无法低门槛入城、收入地区不均、未来前景下行的特征。不得不改。往房地产税转折，炒房投资需求会萎缩，传统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会逐步减弱。
再次，遇到了因货币供应量过大，而宏观调控空间较为狭小，与经济下行迫切需要大规模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的两难困境。（1）货币供应/GDP水平已经很高。中国2019年末M2/GDP比例为200%，同期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货币供应/GDP比例为72%、188%、92%、111%、152%和47%，与其相比我们货币已经发行过多。（2）GDP债务率256%，虽然不太高，但债务质量不佳。表现为房地产企业债务比较脆弱。2019年，房地产领域的债务规模保守计算占到总债务的45.79%，其对各种交叉复合因素的影响较为敏感。地方政府33.9万亿元的债务还本付息意愿不强和能力不足。国有企业债务效益较差，容易在银行沉淀大量呆滞债权。（3）持续扩大债务和货币发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还本付息流量方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存量国家总资产中，虚拟金融资产和不可交易性公共资产比例较大，实体经营资产比率较低，增债和发行货币的基础薄弱。盲目地扩大债务，放量货币，未来经济增长下行没有产出流量正常的还本付息，存量上没有可交易和有收益资产作为基础和保障，最后出现大量违约、破产、债务减记，形成系统性本币贬值、汇率跳水和金融动荡的概率可能会越来越大。
怎么办？《意见》的用意就在于继续深化改革，将农村和城镇目前禁止的土地等要素，同地同权同价，向市场化交易配置放开，使其资产化和货币化；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的创业经营收入，增强其对工业产品消费的支付能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缓解生产过剩，延长工业化，再支撑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10到15年时间；同时，促进乡村和城市间，不动产交换和转换，人口、劳动力、人力资本、消费、技术、资金、房屋、土地等双向流动和盘活，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带动农村农业的发展；珍惜农村近8亿人口的消费和财产方面，还处于工业化中期这样一个特征和机遇期，放宽放活城乡居民以地为本的创业、就业和置业，使他们从小康继续向富裕迈进，民富国强，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