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郭周明（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中商智库执行理事长）、刘静知（中商智库副秘书长）
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不仅要招得来人留得住人，更要持续主动为智库的未来吸引人才。
一、何谓智库专家
何为智库专家，至今没有其专属定义，一般意义来说被认为是在智库（think tank）工作的，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在政府、企业和公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的研究人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而在进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实践时，最核心的就是人才问题。当今中国，无论是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面临着从业人员文化背景过于单一、薪资待遇有待改善、建言激励与保障机制有待健全等现实问题。加强智库从业者梯队的建设，成为当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
智库专家与经院派教授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智库专家更强调需要拥有战略性、实践性与政治参与性的思维。在进行具体问题的研判上，智库专家需要更加深入社会基层，更加考量实操性，而不能仅仅流于纸面和理论基础之上坐而论道；智库专家与一般意义上官员的不同在于，由于其所属机构性质关系，研究的结果相对更加客观公正，同时也避免了后者由于其所处站位而导致过度揣摩上意，按照已有政策进行脚注和论证的流弊。中国所需的智库专家，应兼具学者与官员之长，除具有较高理论创新水平外，还需注重问题导向与实践操作落地，具有独立研究思考能力，有较强政治参与性。当然，承续传统“士大夫”经世济民的理想和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亦应是新时代智库从业人员的题中之义。
二、智库专家与传统士大夫精神
何为士大夫精神？《论语·子路》篇中有云，“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之士矣”。孔子对“士”的定义为：知廉耻，出使各国能完成国君的嘱托。前者是对个人品德修养的要求，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者则是对个人能力的要求，行走于四方，忠于使命，圆满履职。这两者相结合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士”的标准。在先秦诸国中，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官员，大夫有封地，可世袭。然而“士”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从“礼贤下士”这个成语中，可窥一斑。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政府所需管理人才急剧增多，从魏晋时期由士族门阀把持的通过家世和品行评定人才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之后相对公平的寒门士子也可参加的“科举制”，“士”逐渐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从“入仕”、“辞官”再到“出仕”，成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旋转门”，亦如孟子所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大夫”则从周朝起则是官员的泛称，到秦汉时，则成了高级官员的称号。湖南大学教授朱汉民认为“士大夫合起来就是身兼知识分子与行政官僚两重身份，所以英文将其翻译为“学者-官僚”（ scholar-official）”
士大夫所在的阶层决定了其文化和道德水准。以东汉魏晋时期为始，政局动荡、兴亡交替、无情战乱、百姓劳苦，使得士大夫阶层与西方以个人身份与荣誉感为基础，崇尚武力的“骑士精神”有所不同，有着浓厚东方特色的民族观、国家观、世界观，成为能够为理想和抱负献身的群体。
北宋时期，张载将士大夫经世济民的抱负和理想浓缩为“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朝在“程朱理学”的发展下，士大夫重视名节更甚于生命，乃至出现了“文死谏，武死战”的风气。通明一代，忠谏在口头笔端都给予了极大的褒奖，无论是权力结构的设置还是政治文化的生态，在当世可垂范，在青史可留名，使得言官有了极大的进谏动力。当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局限之下，为了实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美政理想和政治理念，不少士大夫甚至不惜个人生命以坚守心中的信仰和使命。
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智库精神”宝库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可谓是中国真正意义上“智库专家”的早期代表，智库专家应有的高尚德行、资政智慧、谦逊姿态、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以及经世报国之心在近代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1930年，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而遭到清政府抓捕被判刑三年。邹容遇害后，章太炎特地在家中挂了一幅邹容遗像，每月初一、十五敬香一次。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写道：“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陈寅恪精通20多种语言文字，学贯东西，博古通今，被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称作是“教授的教授”。除了魏晋南北朝以及唐史，陈寅恪在宗教、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敦煌学等学科也建树非凡。然而学术造诣名扬四海的他为人却异常低调谦逊，在学校要求教师填写的“研究专业范围”一栏里，陈寅恪只简单填写了“中国中古文史学”，履历表上“外语”一栏，也只写了“德语”二字。陈寅恪的一生，除了笔耕不辍，坚持教书育人之外，也在用生命捍卫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几个字。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陈寅恪父亲绝食而亡，陈坚决不为日本人及汉奸所胁迫利用，拒绝日本人的邀请留任教书，决定不做视网膜脱落手术，导致右眼再无复明机会。1941年陈寅恪被困在日本所占领的香港，生活艰难。日方鉴于其在国际上的影响，不仅以礼相待，还常常送去各类食物。然而陈寅恪宁可挨饿三天，也不吃嗟来之食，让夫人将日本人送来的面粉扔出门外，自己以衣物换食。1946年后，年逾五十的陈寅恪在北京生活窘困，无钱取暖买煤。胡适知道后表示要赠与陈寅恪一笔美元，陈坚决不收，推辞再三后，决定将家中珍藏的的佛经及其他中亚古代语言的珍贵藏书以极低的价钱卖给胡适用于购煤，所购之煤且仅仅够一间屋子生火取暖。
北大教授钱穆的经世报国之决心，在幼时就显露端倪。正如其在《中国文化精神》序言中所言，“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钱穆后来治学的动力。在“9.18”事变后，钱穆毛遂自荐主讲《中国通史》一课。他在上课时时常将现实与历史联合起来，鼓舞学生们的爱国之情，鼓励大家要坚持抗战。“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做刀”，南迁至西南联大不久后，钱穆决定撰写一本新版《国史大纲》，为抗战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国人值此创巨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揪然而悲，奋然而起。” 1944年，钱穆又撰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青年从军报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晚年的钱穆仍然怀着拳拳报国之心。1986年时，92岁的钱穆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坚持认为“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的基础，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
胡适在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时曾说到，“政府希望学者们出来做建设的事业，这个担子我们不敢放弃，但同时我们对于政府也有三个要求：‘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这是近代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社会责任的担当，同时也是他们追求学术自由的艰难探索，这对当代智库专家同样具有重要启迪。
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大批无论是学识、品格，还是经世济民情怀，都堪为国家典范的精英。梁启超先生曾言“夫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而中国最近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楷模，就是承续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这样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信仰、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社会地位较高，社会影响力十足，经济能力也较为优渥，这不仅为其施展智识提供了物质保障，也因这种极高的社会尊重赋予了他们跟多的坚守和的担当。
据1927年6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国立大学一等教授每月500银元，二等教授每月450银元。普通大学讲师每月260银元至200银元不等，私立大学参考该薪俸表斟酌实行。同一时期，北平平民五口之家，月用度14块银元，黄包车车夫月收入10银元，住家保姆（包食宿）4-6银元。在月薪之外，教授们还有大量的稿费、演讲费、研究费等等费用，像胡适等学界名人平均月收入在1500银元左右。
1934年民国部分高校基本月薪状况
民国知识分子们在社会活动中非常活跃，对政治有着普遍的热情，高举“赛先生”旗帜进行学术研究，弘扬“德先生”旗帜投身议政参政。政局动荡，国家制度不完善，从某种意义上，也给知识分子创造了更多空间来参与国家治理。他们中很多人通过办报办刊针砭时政，影响政策走向，更有甚者弃文从政，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引领国家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以《独立评论》为例，其创刊于1932年5月22日。初期社员包括了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任鸿隽等人。在《独立评论》5年内出版的244期刊物中，中国近代“智库专家”的雏形已然明显。他们往往都具有海外留学背景，身在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通过创办刊物、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方式发表自己对时局政局的观点、看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有的直接参政。胡适除了身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外，还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陶希圣作为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还出任中华民国宣传部副部长；顾毓琇在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外，还兼任了教育部政务次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何廉同时还是《新经济》的创刊人，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周诒春，同时也兼任民国实业部常务次长、农林部部长、卫生部部长。
除了兼任政府职务，近代的知识分子还参与着当时为数不多的学术基金会，为中国近代学术机构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发达作出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奉献。1924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用于接收与管理美国庚子赔款的第二笔退款。正是由于胡适、赵元任、蒋梦麟和蔡元培等人的不懈争取，坚决反对以其他理由“垂涎攫取”该项赔款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维持了经费独立、专款专用与行政自主。从1924年到1949年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共计补助了大专院校233次、研究机构139次、教育文化事业团体147次，还帮助建立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解决了北大财务危机。
四、西方智库建设之借鉴
与具有“士大夫”精神和强烈民族主义家国情怀，愿为理想和抱负献身的近代中国智库专家不同的是，西方智库专家一贯秉承着西方的“骑士精神”，在不断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每个人都在寻求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精神独立、人格自由和极具潜力的上升空间。
西方智库专家从专业、文化背景、教育到工作经历都非常多元化。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超过一半以上具有博士学位，学科占比也非常丰富。多元化的人员和背景构成，使得智库能具有综合的、跨领域的、全球化的视野，保证了其研究成果能覆盖全域，且达到独立创新、严谨客观的目标。极具包容性这一特点，在西方智库也尤为突出。在同一个智库内，同一个领域内也会有观点完全不同的若干个专家，只要其学术观点可以自洽，能够有足够的理论与事实依据支撑，都是可以并存，并且可以对外发声的。
与中国古代士大夫“入仕”，“辞官”，“出仕”类似，西方智库的“旋转门”制度，使得顶级智库专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自由在学者与官员之间的身份来回切换。“旋转门（revolving door）”最初是指在政治领域内立法者与执法者之间角色转换的行为，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人员的角色转换。在美国主要指的是每四年换届选举后，不少卸任官员加入利益集团作为院外活动家，或选择前往智库成为政策研究者，反之亦然。
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为例，基辛格先生自1954年哈佛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后，在校外他担任过多个政府机构和智库的顾问，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局（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美国国务院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同时基辛格还作为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支持其参选1960、1964和1968年共和党候选人。在1969年后，基辛格进入尼克松政府任职，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在长达8年的任职期间内，基辛格作为白宫的外交智囊，1973年兼任国务卿，参与订制美国外交政策，执掌外交大全，穿梭于世界各地，权倾朝野，名噪一时。全面推行以现实主义权力观为基调的、“均势”与“实力”相呼应的外交战略。在这一期间，基辛格制定了对苏联的缓和政策以求缓解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度秘密访问中国，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石；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停火谈判中，要求以色列放弃部分领土以换取埃及承认以色列独立和长久的和平……
基辛格在1977年退出政坛后，于1982年自创“基辛格咨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这位外交巨搫同时也是一位生意天才，基辛格咨询公司作为一家营利性智库，由基辛格亲任董事长，利用“旋转门”机制雇佣了一批美国退休官员，其中包括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前美国国务卿伊格博格（Lawrence Eagleburger）等人。基辛格咨询公司收费高昂，但业务兴隆，生意主要对象是中国。面对于有意于和中国做生意的跨国大企业，基辛格要价毫不手软，如要他亲自打电话与北京相关机构接洽，收费常三万至五万美元；如要他亲自飞往北京一趟，除了提供私人飞机之外，另收费十万美元以上”，在创造了个人年收入800万美元辉煌记录的同时又出版了7本专著。
除了基辛格之外，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入主国务院大楼之前，曾是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教务长，卸任国务卿之后，又重返斯坦福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并在胡佛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同时还加入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而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前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进入政坛之前也曾在耶鲁大学任助理教授。
西方顶级智库作为智库专家的“孵化器”，不仅为自身源源不断造血输送高质量的研究人员，同时也为美国培养了未来的政坛明星。这些智库通过各类奖学金计划，乃至设立研究生院，招揽年轻且具有研究潜力的学者参与其相关研究项目，并通过“旋转门”机制输送至政坛并反哺该智库。而这些年轻的智库专家也非常珍惜在顶级智库工作乃至实习的机会，通过积累难得的经验和宝贵的人脉助力其旋转进入国会乃至白宫。
五、民族复兴呼唤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库专家
与中国古代士大夫、近代知识分子，以及国外智库专家相比，我国加强智库从业者梯队的建设，培养智库专家依旧任重道远。新时代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早日建成现代化强国，智库专家队伍建设刻不容缓。大国之争，在于国家战略之争；战略之争，系于高端人才；人才之争，智库人才先行。要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顶级智库专家，让中国智库跻身于世界一流智库之林，路漫漫其修远。参鉴古今中外，中国智库需要提升和改进的地方不在少数。
一是我国智库的建言激励与保障机制有待健全。作为公共政策的研究分析及参与机构，智库的使命是出真知、辨真理、谏真言，协助决策者作出具有战略性和明智远见的政治决策。同时，智库作为社会的“吹哨人”，在面临重大社会问题时还应该敢于发声、敢于预警、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从而起到咨政启民的作用。不可否认，我国当前智库建言献策的激励机制与保障机制还有待健全，由于部分智库的资金来源不独立、机构性质不独立、人员从属不独立等问题，导致了部分智库过度揣摩上意，过于专注在对现有政策的脚注和解读之上，缺乏提出更多更有创造性意见和建议的氛围。应当鼓励并以制度措施保障智库专家通过内参形式直抒胸臆，敢于建言，勇于谏言，提出更多具有问题导向和独立见地，能够补偏救弊，咨政益民的施政意见和建议，满足日益增加的决策咨询需求。
二是我国智库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在以美国为代表，智库行业充分市场化的国家内，智库建设需要多方共同参与。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例，慈善捐款占年度总收入的57.46%，而来自美国政府的项目委托收入仅占年度总收入的1.33%。其捐赠方及项目委托方除了大型跨国公司以及各国政府机构之外，还有不少个人，项目和经费的来源都非常丰富。在我国，目前依旧是以官方及半官方智库为主，民间智库为辅。前者由于财务和人员编制问题，导致了在项目获得、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上，都对政府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难以保证客观独立。而后者又由于市场的参与程度不足，从一开始的课题委托层面，就无法取得数量和质量的保证，也就无法就研究产出做出控制，从而导致恶性循环。没有通过市场规律筛选出一批具有高质量，高竞争力的新型智库，也就无法淘汰相对水平较低，能力较差的智库。没有成熟稳定的市场机制，智库水平良莠不齐，很难形成向好发展和良性循环的智库生态。
三是我国智库专家福利待遇有待改善。由于我国智库市场化程度低，我国智库专家普遍的福利待遇都无法与国外智库相比，甚至无法与国内其他行业的研究人员相比。如今的智库专家缺乏“士大夫精神”，专家变“砖家”，与智库行业收入水平过低，智库从业者“有尊严”地投身智库事业缺乏保障不无关系，很难靠现有的薪酬水平吸引更有研究潜力、创新能力和理想抱负的新一批研究人员成为智库专家。孟子云“无恒产者无恒心”，在市场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仅靠理想和抱负，而解决不好智库专家实实在遇到的福利待遇问题，智库人才流失就难以避免，而吸引精英青年新进智库更是一厢情愿。
四是我国智库专家人才培养机制有待创新。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不仅要招得来人留得住人，更要持续主动为智库的未来吸引人才。就这点而言，我国半官方智库（高校及科研院所）相较官方及民间智库有优势，然而在系统性培养方面还是无法跟世界顶尖智库相比。一方面，我国目前虽然没有“旋转门”制度，从单向来说，可以将已退休并具有丰富政策研究经验的专家返聘引入智库中来，让他们再度“出仕”，实实在在地参与到智库政策问题研究中来，将其数十年的经验积累传承下去。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未来智库人才的培养工作，像国际顶尖智库学习，尊重市场规律，改善并提高智库专家的收入待遇；设立相关基金、奖学金机制，鼓励相关专业有潜力、有能力的研究人员加入智库从业队伍；增加实习生、助理研究员岗位，让对行业感兴趣的年轻人能切身参与到行业调研和政策建言之中。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博士后，商务部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中商智库执行理事长、《国际贸易》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商业周刊/中文版》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