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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普斯:经济学需要三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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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西方陷入了危机,经济学也是。但是经济学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不管是对于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如何重塑经济活力。

西方陷入了危机,经济学也是。投资回报率低得可怜;大部分人的工资停滞不前;人们对于工作满意度低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或无法参与到劳动力大军中。许多法国人决定给总统马克龙一次机会,现在他们在示威反对他的政策。许多美国人决定给特朗普一次机会,也同样失望。而许多英国人将脱欧示威改善生活的办法。

经济学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不管是对于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如何重塑经济活力。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原因还不太清楚。直到经济学家最终参与到重塑经济学教学和实践方式的任务中,他们才会被理解。特别是,这个职业需要三次革命,但它仍然抵制。

第一个问题是对不完全知识的持续忽视。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和约翰·凯恩斯对经济理论进行了彻底的补充。奈特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1921年)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6年)背后的思想指出,对于将决策者视为具有正确决策模型的模型来说,没有基础,也可能没有基础。奈特阐述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凯恩斯则加上了不存在协作。但后世的经济理论家们普遍忽视了这一突破。

迄今为止,在将奈特和凯恩斯的洞见形式化方面固然有一些重要的工作(主要是罗曼·弗里德曼(Roman Frydman)和他的同事),但不确定性——真正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已知的变数,尚未常规性地进入到我们的经济学模型中。(比如,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和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的著名演算预言了特朗普的公司税减税所带来的商业投资,但并没有引入奈特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革命尚未成功。

其次,对不完美信息也仍然存在忽视。在现在被称为“菲尔普斯卷”的《就业和通胀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中,我们探索了一个被经济学家忽视的现象。工人对别处的工资率的高估导致了工资膨胀,并进一步导致反常高失业;而低估则导致工资低迷和反常低失业。比如说,当阿巴拉契亚的工人失业时,他们对自己的工资水平和找到工作可能需要多长时间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一个很好的估计;因此,他们可能失业数月甚至数年。这里存在一种“信息不充分”,而非“不对称信息”。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把经济中的每一个演员都看成是被他或她所能理解的任何意义所抛弃,正如平特(Pinter)所描述的那样,并尽其所能,正如伏尔泰所敦促的那样。但是芝加哥大学的理论家创造了一个机械区位模型,其中失业仅仅是摩擦性的,因此是短暂的——所谓的岛模型。因此,信息革命还没有被吸收。

最后一项大挑战是经济活力在经济学理论中被彻底忽略。经济学家已承认西方遭遇大幅度减速,但大多并未给出解释。其他人则根据熊彼特在1911年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关于创新的早期论文,他们推断科学家和探险家的发现洪流在最近的时间已经缩小到涓涓细流。熊彼特的理论有一个明确的先决条件,即在经济中大众缺乏创造性的明确前提下运行的。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前提。可以说,我们所知道的西方——也可以说是现代世界——始于大学者皮克·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他认为所有人类都拥有创造性。其他许多思想家的关注点——切利尼(Cellini)的雄心、卢德(Luther)的个人主义、塞万提斯(Cervantes)的活力论(vitalism),以及蒙田(Montaigne)的个人成长——刺激人们运用他们的创造力。后来,休谟(Hume)强调想象力的必要性,克尔郭凯尔(Kierkegaard)强调要接受未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亨利·博格森(Henri Bergson)等十九世纪哲学家都接受不确定性,喜欢新事物。

随着临界量的来临,这些价值引发了整个劳动力大军的内生创新。所有行业的几乎所有工作人员纷纷做出草根创新,这一现象首先被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夫(Walt Rostow)在1952年所察觉,并由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1983年进行了大量而生动的描述。我在我2013年的书《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中讨论了它的起源。

因此,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熊彼特主义论文能够嵌入到经济学理论中。但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引入的增长模型成为标准,认为他所谓的“技术进步率”外生于经济。因此,人们——甚至是在所有行业工作的普通人——拥有想象新产品和新方法的想象力的想法没有被考虑。如果有人提议的话,它会被驳回的。经济理论上的动态革命被搁置了。

但是,在大减速和工作满意度下降的背景下,似乎有了将活力引入经济建模的机会。这样做是必要的。理解新停滞经济体的重要性促使人们努力将想象力和创造力纳入宏观经济模型。十几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们无法理解西方国家所观察到的症结,除非我们构建并检验关于活力的源泉或起源的明确的假说。

这一理论进步将带给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低迷,也包括工作满意度的下降。美国无法再成为美国,法国无法再成为法国,英国无法再成为英国,除非它们的人民再次参与思考如何更好地做事,并对他们的未知之旅感到兴奋。

该评论系由2019年1月15日巴黎第九大学演讲改编。

(本文作者介绍:Edmund S. Phelps,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中心主任,著有《奖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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