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盘和林
在当前金融去杠杆、强监管的背景下，企业发生债务违约的问题或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暴露的企业债务违约事件或许仍呈现上升趋势，但不必过度解读，更不能讳疾忌医。
6月14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谈到了企业债务违约的相关问题。郭树清的讲话背景是严峻的，从年初的亿阳集团公募债违约，再到近期发生的中安消、京鹏地产、营口港违约事件，本年度已经发生了十余起企业债务风险违约的事件，引起了社会、媒体界和投资人的广泛关注。
纵览这些债务违约的案例，既有涉及到国有企业的，也有牵连到民营上市公司的，债务违约多由公司经营业绩不佳导致的流动性危机和其他原因导致的流动资金断裂导致。比如今年1月27日发生的“16亿亿阳01”债务违约是因为主业盈利差、对外股权投资多，账面优质资产多为冻结，内外流动性匮乏；3月14日神雾环保债务违约则是由于叠加股票质押导致控股股东控制权丧失引起的；5月7日的中安消违约则是由于盈利恶化，持续自由现金流缺口，再融资渠道几乎全部丧失所致；至于近期的京鹏地产和营口港违约则是由于业务亏绌，流动性资金链断裂所致。
笔者认为，在当前金融去杠杆、强监管的背景下，企业发生债务违约的问题或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暴露的企业债务违约事件或许仍呈现上升趋势，但不必过度解读，更不能讳疾忌医。从数据来看，总体占比并不大，我国企业债务风险可防可控，债务违约本来就是市场机制运作下的一种正常现象。因为公司债的发行要么是资产证券化的结果，要么则是因重大项目投资，为缓解资金链压力而采取的市场化活动。而市场形势和行业供求则是不断改变的，企业将举借的大额债务资金投入到项目投资建设上，一旦市场行情发生变化，导致后期资金流入匮乏就很难偿付前期累积的巨额债务。
比如凯迪生态在2015年将其生物质发电优质资源打包，开展资产证券化。后不料经营发生波动，部分电厂存在停产困境，最终导致了违约。实际上，截止到2018年5月末，企业债券违约后未兑付金额，只占存量信用债总金额的0.43%，比重不算太大，相对应的风险处于可防可控范围，不会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多大的实质性冲击。
今年以来，企业债务违约的案例出现增多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国内、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的影响。从国际金融环境来看，近年来美国进入加息通道，我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导致流动性收缩；从国内金融环境来看，我国宏观经济本身存在结构性高杠杆问题、以及金融机构存在风险隐患，从2015年起，我国不得不实施去杠杆等经济调控政策，尤其到2017年、2018年实施金融去杠杆政策。在两者叠加的情况下，金融融资条件的不断收缩。
春江水暖鸭先知，反过来说融资的“水寒”，最先知道也是企业。在决策者的密切关注和各项政策的出台下，企业的融资渠道收紧，面临了较强的外部融资约束，使得大量企业迫于无奈只能使用表内或者自身经营现金流对接到期债务。一旦经营发生波动，债务违约就很可能出现。
当然，这也是为此前的金融宽松买单。受08年经济危机影响，金融环境较为宽松，投资者风险偏好较高，对低资质企业具有更高的“包容性”。企业可以很方便地通过债券、非标融资渠道获取资金。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企业的过度投资和过度的杠杆经营。这为今天的债务违约埋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
同时，我国企业直接融资并不发达，企业高度依赖银行信贷。一旦融资约束收紧，很多经营不稳定、缺乏科学规划和投资了与政策导向不符项目的公司就极易发生债务违约。此外，以往我国债券市场上还存在着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问题，现在随着政策监管的趋严，势必有部分杠杆风险会暴露出来。
但是，我们不能讳疾忌医。不妨回顾一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韩国债务风险。上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经济增速回落，企业盈利能力恶化，开始出现亏损企业。韩国政府颁布《关于经济安定与成长的紧急命令》对企业进行救济，展期企业债务，并强制将此前个人借给企业的资金转为低息贷款或直接投资，避免信用风险暴露。在国家的鼓励和信用背书下，企业普遍存在过度负债的情况，一方面带动韩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增加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后来受到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韩国经济遭到了重大的打击。从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到当前政策的势在必行和行之有理。
窃以为，在当前防控金融风险、金融去杠杆等新常态下，债务风险暴露可能难以避免，并将持续呈现上升趋势，但风险总体可防可控，例如今年债券市场发生了20起违约事件，但不良率只有0.58%，比例不高，信用风险整体可控；而央行也在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将相机决策，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使用，确保实体经济不会因为流动性急剧收缩，造成资金链断裂，引发系统性风险。
(本文作者介绍：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