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李庚南
面对舆论的口诛笔伐，现金贷们仿佛成了一只只将头缩进去的乌龟，在静默中尽显“我思故我在”的坦然，依旧在现金贷的领域闷声发财。
谁来终结现金贷的“暴利”十四世纪法国天主教经济学家尼古拉•奥雷姆在《论货币》中认为，“有些工艺技术会弄脏身体，如下水道的技艺。有些技艺会玷污灵魂，如放高利贷。”现金贷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技术！近期陷入舆论焦点的趣店恰是因为高利、暴利而弄脏了自己！
因为在纽交一个华丽的转身，趣店不小心露出了“高利贷”的“底裤”，引来了市场旷日持久的围观与诸多质疑，让自己陷入舆论口水的漩涡之中，这或许是趣店赴美IPO前所始料不及的。
应该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单从业绩看趣店确也对得起“中国电商消费分期第一股”之美誉：2017年上半年总营收约为人民币18.33亿元，超过了4家上市银行；净利润约为9.74亿元，超过6家上市银行；按每股24美元发行价计算，其市值达79.2亿美元，超过了18家中国上市银行。
亮眼的财报，加上精彩的企业故事、高调的慈善动议，使趣店自然成为媒体舆论的聚焦点，引起诸多质疑。除了对趣店的经营业绩、运营模式及其盈利可持续性的质疑外，最让媒体“感兴趣”的则是趣店华丽外表下包裹的东西，那就是“现金贷”。可以说，现金贷恰是趣店此番引燃舆情烈火、引起舆论撕扯的火苗。以校园贷起家、继而转战现金贷的趣店，正是背负着外间对其现金贷暴利的质疑奔赴纽交所的。所以，遭受媒体的质疑、撕扯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在舆论的口诛笔伐中，趣店的股价也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由上市当日大涨43.13%，到跌破发行价，10月30日股价报收22.19元，跌破发行价24元。
这绝非木秀于林的悲剧。
试想，一家靠放高利贷的公司，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在线小额现金贷款平台”，再高调赴美IPO，而且还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帜，如此招摇，让众媒体如何看得下去？
毕竟，在招股书中，趣店也承认2016年的交易当中，大约59.5%的交易的年化收益率高出（36%）上限。如果严格按照36%的上限执行，公司营收大约将会减少3.07亿元，这几乎占到了2016年总营收的21%。尽管趣店CEO罗敏随后通过自媒体回应：愿意提供100万给任何发现趣店名义和实际利率超过36%的人；甚至放言，凡是过期不还的，一律不会催促他们来还钱的。电话都不会给他们打。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趣店CEO罗敏的辩白显然苍白甚至可笑，只会激起媒体更加旺盛的斗志。于是有人发起“趣店寻宝”，计算出的趣店实际利率为42%，超过罗敏所称的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年化36%；于是，媒体深挖现金贷的EAR/APR，从不同角度来坐实其高利贷的性质。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撕扯中，与其说是舆论对趣店不诚信的、不道德的追讨，不如说是对现金贷“暴利”的一次总清算。
现金贷来源于国外的PaydayLoan（即发薪日贷款，在国外通常指30天以内的个人短期纯信用贷款），其传统业务体系主要针对工薪阶层。它一般指业务无抵押、无担保、无场景、无指定用途、具有方便灵活的借款与还款方式、快速到账等特征的小额信用贷款。从2015年开始，现金贷在中国强势崛起，其规模在短期迅速扩张到超过1万亿，疯长之势丝毫不让当年的P2P行业。
现金贷野蛮生长的背后广受诟病是它基于高费率的暴利性、基于利滚利的暴力催贷以及缘于疯狂扩张、零风控可能形成的风险外溢。尽管开展现金贷业务的机构种类很多，包括传统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P2P网贷平台，以及为数众多的没有任何资质的创业企业平台等，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尽管并非所有的现金贷是暴利的，但可以说绝大多数现金贷公司，特别是非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实际上都游走在暴利的边缘，都难以洗清“高利贷”的嫌疑。
面对现金贷的猖獗、“不道德”，媒体、专家，各路神仙都在各展所能，试图找到现金贷的软肋与致命点，将之绳之于“道德法庭”。但是，面对舆论的口诛笔伐，现金贷们仿佛成了一只只将头缩进去的乌龟，在静默中尽显“我思故我在”的坦然，依旧在现金贷的领域闷声发财。趣店如是，其他现金公司亦如此。紧随趣店之后赴美IPO的拍拍贷2017年上半年，总营收为17.3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10.49亿元，较2016年同期指标分别飙涨392%和150%；同样靠现金贷的A股上市公司二三四五前三季度产生的净利润已达7亿元。
其实，干着高利贷营生的现金贷公司CEO们在闷声发财的时候并非没有恐惧、没有担忧。但对于现金贷公司而言，对监管的恐惧远没有利润那么近、那么真实。拍拍贷在招股书中，明确提示投资者，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公司业务发展，实际上依旧预感到了山雨欲来的监管；还有一些消费金融公司急于撇清与现金贷的干系，或换个马夹。
现金贷的软肋在哪里？
当媒体执着于揭底现金贷的“暴利”性，深挖现金贷的EAR/APR、欲坐实其高利贷性质的时候，或许并未真正触及现金贷的痛处，或许正在偏离问题的关键和解决问题的方向。
毕竟，仅就高利贷而言，我国刑法并没有高利贷罪这一罪名，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高利贷本身并不是犯罪。2015年8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际说明的仅仅是，对于出借方而言，超过36%部分的利息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就高利贷行为本身并无法律惩戒。
毕竟36%的高压线的出现与存在很难用科学来解释，甚至于，用发展的眼光看，其本身也值得斟酌。且不论36%的红线是如何定出来的，有何科学合理性。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市场实际利率围绕基准利率的振幅空间日益扩大，甚至日益偏离基准利率的影响。特别是在市场利率中枢不断上移的态势下，36%的警戒线其实有待斟酌。
将清理整治的对象放在产品年化利率36%以上的平台，或许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种权宜之策。如果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形成现金贷暴利的根源，而是固守一个并不靠谱的数字，或无异于刻舟求剑！实际上，许多现金贷岂止触碰、越过了36%的红线，甚至远远地超出红线几条街。关键是红线只是画在那儿的一条线，既不“通电”，也无人把守！
不幸的是，我们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在现金贷利率是否踩踏36%的红线、是否属于暴利，而忽略了现金贷现象背后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现金贷本身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对这一金融行为的监管问题。由谁来监管，拿什么来监管。关键还是对行为本身的认定，以及由谁认定与监管。
如何将尚处于监管真空的现金贷纳入监管？
其实，无论是P2P网贷平台还是现金贷，都涉及到可能触及的政策底线：非法设立金融机构、非法从事金融业务。国务院1998年颁布实施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明确规定，对设立非法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当然，这首先涉及到对现金贷经营行为的金融属性、业务属性及机构属性的认定。现金贷所具备的金融属性是毋庸置疑的，关键是对其金融业务及金融机构属性的认定。
笔者以为，是否涉嫌非法办理金融业务，主要应看其交易主体的构成。如果现金贷涉及的交易主体是一对一的、特定对象之间的借贷行为，那么可以用来规范的法规是《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即使借贷行为涉嫌高利贷，也无非限于经济利益的调节，限于对超过年息36%部分诉求保护与否问题，并不能入刑。但若涉及的交易主体是一对多或者多对多、非特定对象之间的借贷行为，则显然属于金融业务的范畴；若该业务未经相关监管部门核准，显然涉嫌非法办理金融业务。现金贷显然属于后者。至于是否属于非法设立金融机构，其判定应该是明晰的，持牌与非持牌就是分界。据网贷天眼不完全统计，目前现金贷公司有上千家，绝大部分都是无牌照经营，持牌的仅有银监会核准的26家消费金融公司及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核准的189家网络小贷公司。
因此，对现金贷行为的监管，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应停留于其利率是否触碰36%的红线，而应该重点关注，现金贷行为主体是否涉及非法设立金融机构、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这才是我们可以祭出的监管利剑！
如何终结现金贷的暴利？
当务之急，是加快监管制度建设与创新。规制先行是监管的基本逻辑。目前，针对现金贷类的金融业务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这或是现金贷得以猖獗的原因之一。尽管近年来针对互联网金融我国相继出台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一系列法规，明确了相应的监管要求，但是对于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特别是风生水起的金融科技，监管的滞后是毋庸讳言的事情。
如何避免因监管规制滞后形成的监管空白，避免前松后紧、忽松忽紧弱化监管的一致性与有效性？关键是明确监管的边界。正如央行一直在呼吁的，所有的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都应持牌。唯有这样，才能重塑金融的形象，找回公众对金融应有的敬畏。而识别金融、金融业务、金融机构属性，显然是监管的基础和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对金融、金融业务、金融机构的内涵与外延重新给出清晰的界定。当我们举枪的时候，需确认枪膛有子弹。这样的监管才能做到有理有据，进退得当。对于暂时看不清、拿不准的金融创新，应积极探索建立监管沙盒，将风险一开始就置于可控的范围与幅度内，既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放任不管。
其次，要尽快厘定监管的职责边界。现金贷到底由谁来监管？这又是让人最为纠结的地方。从目前参与现金贷的各主体看，既有银监会管的持牌金融机构，也有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核准的网络小贷公司，还有大量的找不到主的非持牌机构。若按照惯有的机构监管模式，“谁的孩子谁抱走”的老套路，显然只能覆盖到很小的范围，而且势必会削弱监管的统一性、协调性，并可能形成监管空白与监管套利。在监管职责的划分方面，比较有效且清晰的路径应该是行为监管。应强化行为监管的理念，以行为监管厘清现金贷业务及相应的监管边界，这或许是新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义不容辞的一件棘手活。
接下来，是如何具体监管的问题。对现金贷的监管应充分汲取P2P网贷平台监管的经验，分步推进与实施。
第一步也就是当前，重点应放在对现存现金贷机构资格的认定。在明确监管边界、要求及厘清职责基础上，对现存的现金贷公司，按照《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实施穿透式监管，贯彻落实好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所有从事金融的机构都需持牌的监管导向，该取缔的就取缔，该清理整顿则清理整顿。
第二步，在资格认定的基础上，对持牌的现金贷公司放贷行为进行规范。包括放贷资金来源、额度、贷款利率与手续费、催贷行为等，也包括现金贷公司本身业务的审慎、风险性管理与信息披露的规范性等。对于现金贷容易触及的36%的高利贷红线问题，除了遵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外，还应纳入具体的监管指标来管理；对触及高利贷红线的，可勒令停业整顿乃至吊销资格。
第三步，规范涉及现金贷关联方的行为。就是要规范与现金贷公司合作、为现金贷输血的持牌金融机构的行为。趣店招股书显示其48.1%的放贷资金来自银行、消费金融、信托等机构。现金贷公司、消费贷公司经常向银行要钱，手法不外乎三种。一是通过信托公司、资管计划；二是卖股权权益；三是控制或间接控制一家持牌的小贷公司，通过小贷公司在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向银行拆钱。因此，规范与现金贷合作方资金融出行为或是终结现金贷暴利“釜底抽薪”的硬招之一。这其中涉及到几种形式、几个问题：一是金融机构能否购买现金贷公司发行的ABS产品，可以用什么钱来购买？二是金融机构以联合贷款、助贷形式开展与现金贷公司合作的合规性问题。有没有现存的监管依据，如何尽快明确相关监管规制，补齐这方面的监管短板？三是金融机构代销互金公司特别是现金贷公司产品的合规性问题。按照《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代理销售业务的通知》，能够开展代销合作的对象应该是持牌的金融机构，那么，与大量的、非持牌机构开展的合作显然属于违规的。
必须清楚，强化对现金贷的监管起于市场对其暴利的诟病，但终结现金贷的“暴利”绝非监管的终极目标，而是监管的开始。我们在强化对现金贷监管的同时，还需要反思现金贷存在的土壤，反思我们的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如何让普惠金融真正阳光普照，让高利贷在阳光下遁形，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说到底，如果没有监管的缰绳，现金贷就是一匹野马，或者野狼！如果给它套上监管的缰绳，构筑风险的围栏，它就可为我所用，为普惠金融添力！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