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鹏回忆录(1928-1983)》节选
我在发言中表示，电力部拥护开发与节约能源的政策。电力部本身就是用煤大户，我们准备在“六五”期间节煤1000万吨。(更多能源要闻，欢迎关注新浪财经《能见派》)
（图片来源网络）1980年6月17日、20日、21日共3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六五”期间，即1981至1985年的能源政策问题。
首先发言的是国家计委副主任金熙英。他认为从我国目前的财力来看，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只能采取节约与开发并重，而且是以节约为主、开发为次的方针。对增加发电能力由原来计划的每年500万千瓦，每年减少100万千瓦，也就是说“六五”期间由增加2500万千瓦，减少为增加2000万千瓦。他的理由是，开发没有资金，而节约的潜力很大。他拿中国和日本做比较。中国每年消耗的能源与日本相当，而创造的产值只有日本的1/4。
财政部副部长王丙乾发言说，全国企业的折旧基金约有160亿元，大修基金70亿元，一共有230亿元，如果拿出1/3 用于企业技术改造，可以提高企业效率，节约能源的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接着，国家能委常务副主任高扬文立刻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如果减少折旧和检修基金，那么企业的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
中国银行副行长常彦卿发言说，能源开发资金不足，可以用些贷款。每年用60亿元，这样还在贷款的安全系数内。但是希望把外汇价格定下来，确定究竟是1 美元兑换1.5元还是1.2元人民币。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说：原来说过，“六五”期间拿出800亿元贷款，现在又说只能拿出300亿，至少应该加到400亿。
6月20日，财经领导小组继续开会。
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发言说：火力发电应该烧煤，不应该烧油，实行油改煤，省出油来，可以换外汇。而搞核电，只能依靠借外债。
有的同志说，现在要实行以节约用电为主的政策，但是要提供一定的资金，进行设备的技术革新和改造。能源以开发为主，但也要量力而为。接着，有的同志列举了若干行业的生产成本和用电的比例，如钢用电占成本的39%，小企业占50%，合成氨占67%，电石占69%。我听了以后觉得，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节能有多大的潜力，因为某一种产品成本中用电所占的百分比，是由行业性质决定的。接着有的同志又说，折旧和大修资金只能用一部分，不能用多了。现在中央对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地方上项目，应该由他们自己出资办电。
6月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继续开会。针对某种产品用电成本的比例问题，提出农业是关系全局的事情。农忙季节，用电要保证，减少其他的用电也是必要的。节约能源的政策应该是节约与开发并重，但是不提以谁为主，只提“六五”前期以节约为主，后期以开发为主。
中间还有一些同志发言。最后，定下“六五”期间能源的具体指标：发电每年增加400万千瓦；油保证生产1亿吨，超额的归自己；增产煤不少于2亿吨；每年利用外资60亿美元。
接着，还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搞四个现代化一天也不能耽误。不光是量力而行，而且要尽力而行。煤电油资金不够，可以借些外债，核电机组至少先搞两台。小平同志还说，对煤电油要给一些政策，“包干使用，节约归己”，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理解，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行”，就是大家不要坐而论道，而是要马上行动起来。
会议在结束前征求了电力部的意见，我说：刘澜波同志因病未能出席，他委托我代为发言。我在发言中表示，电力部拥护开发与节约能源的政策。电力部本身就是用煤大户，我们准备在“六五”期间节煤1000万吨。有五项措施：一是降低用电煤耗，由现在的每千瓦时用煤457克降到417克；二是电网实行统一调度，大机组煤耗低，小机组煤耗高，把大机组在电网中的比例，由现在的63%增加到80%。水电厂调度按设计制定的曲线发电，不能再像“文革”期间那样不讲客观规律，强迫水电厂低水位运行，浪费资源；三是电网改造，线损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四是淘汰中小机组(1.25万到2.25万千瓦机组)共300万千瓦；五是新建的大机组应该在单机20 万千瓦或30 万千瓦，每千瓦时煤耗每年降低10克。我们认为，“六五”期间新建的电力还是应该从2000万千瓦回到2500万千瓦。资金不足，国家计委应该给些政策。一是借点外债；二是实行利润包干。电力部门今年创造利润50亿元，而计委只给电力留10%，太少了，至少应为50%。那样，每年就可以有25亿元，才能为增加100万千瓦和降低线损创造条件。
我发言结束后，谷牧说，电力部这位同志讲得很好，有数据，有道理。康世恩也说，要马上把中国的能耗水平降到日本的水平，需要把20 多万个企业推倒重来，这是不可能的。
当天下午，我将会议的情况向刘部长作了汇报。晚上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和李锡铭第二天上午9点30分到胡耀邦同志家里谈话。
6月22日，我们按时到达。胡耀邦很亲切地接见了我们，谈话在很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他首先问了我们的身世。我说我的父亲是李硕勋烈士，1931年在海南岛牺牲。我童年的时候生活是动荡的，母亲一边做老师，一边做地下工作，抚养我们兄妹长大。我12岁到延安，先上中学，后上自然科学院。1948年被派到苏联学习，学的是水电，1955年起到电力系统工作，已经25年了。李锡铭说，他是清华大学毕业，在解放前夕入党，一直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做党的工作，1975年担任水电部副部长。胡耀邦又问我：“你在‘文革’时期做什么？”我回答：“‘文革’初期，由刘澜波部长向总理推荐，到北京负责安全供电工作。以后，到北京电管局担任局长兼党组书记。”
·······
这是我和耀邦同志第一次交往。事后我才知道，在讨论“六五”期间能源政策的会议上，谷牧副总理听了我的发言，对我印象很好，觉得我是一位有专业知识，又比较年轻的干部，可以向中央推荐。当天他就给刘部长打电话，了解了我的情况，并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很重视，立即通知第二天和我们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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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绍：新新贷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对小额信贷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见解，2013年率先引进英国成熟的小额信贷技术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