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巨头正在重新划定资本与权力之间的边界。
随着Anthropic公开提交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文件，越来越多科技企业通过特殊股权结构，在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股份的同时，将公司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创始人手中。Anthropic七名创始人将合计拥有50.1%的股东投票权；今年6月上市的SpaceX，马斯克在IPO后仍控制约82.4%的投票权；Meta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则仅凭约13.4%的经济权益，掌握公司60.6%的投票权。
这些安排意味着，即使科技公司通过上市吸纳巨额外部资本，普通股东也未必能获得与其持股比例相对应的决策权。企业的所有权可以不断分散，但决定其未来发展方向的权力，仍可能高度集中于少数创始人手中。
上市可以稀释股权，控制权却要留在创始人手中
10月26日，Anthropic提交的招股文件披露了一项特殊安排：公司将在IPO完成前向七名创始人共同持有的实体发行一股Class F股票。这一股股票不享有分红等经济权益，却拥有公司50.1%的普通股东表决权，包括选举部分董事的权力。无论上市后发行多少普通股，只要这一特殊安排持续有效，外部股东的整体投票权就无法超过创始人。
Anthropic还设立了长期公益信托，由独立受托人通过另一类特殊股票选举和罢免董事会多数成员。按照这一治理结构，创始人与公益信托共同掌握董事会全部席位的选举权，普通投资者对董事会组成的影响受到明显限制。
类似的控制权安排也出现在SpaceX。今年6月上市时，SpaceX采用双重股权结构，普通A类股票每股拥有一票，马斯克持有的B类股票则享有每股十票的权利。此外，B类股东还拥有选举董事会多数成员的特殊权利。通过这一结构，马斯克在公司上市后仍保有约82.4%的投票权。
Meta正在进一步扩大这一模式的应用。公司董事会近期批准设立不附带投票权的C类股票，允许企业未来通过发行新股筹集资金、支付员工薪酬及开展收购，同时避免稀释现有股东的投票权。
这项安排对扎克伯格尤其重要。截至10月1日，他仅持有Meta约13.4%的经济权益，却凭借高投票权股份控制着60.6%的表决权。新的股票类别将使其能够出售部分经济权益，而不必同步放弃相应的控制权。
加利福尼亚州拟于11月3日就一项针对亿万富翁的财富税提案举行投票，也成为推动Meta调整股权结构的因素之一。扎克伯格此前评估，如果需要出售股票支付税款，其投票权可能从60.6%降至约53%。虽然这仍足以维持多数控制权，但新股份安排为其未来变现持股及保持控制权提供了更大空间。
创始人掌握决策权，普通股东承担投资风险
对科技公司而言，集中控制权有助于创始人坚持长期战略，减少外部投资者对短期业绩的干预。但对普通股东而言，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承担企业扩张的成本和投资损失，却很难通过投票迫使管理层改变方向。
Meta展示了这种治理结构可能带来的回报。自2012年以每股38美元上市以来，公司股价累计上涨超过1500%。在此期间，扎克伯格始终掌握公司控制权。即使元宇宙业务的巨额投入受到投资者质疑，他仍有能力推动相关战略，不必因股东反对而放弃投资计划。
Snap则展示了该结构可能导向的另一种结果。这家社交媒体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埃文·斯皮格尔拥有超过半数投票权，与另一名联合创始人罗伯特·墨菲合计控制逾99%的表决权，而公开交易的A类普通股基本不享有投票权。多年来，斯皮格尔持续推动增强现实眼镜业务，即使该业务需要大量研发投入、商业化表现仍面临挑战。今年，激进投资机构Irenic Capital Management曾要求Snap关闭、分拆或独立融资其眼镜业务，并呼吁赋予普通股东投票权，但斯皮格尔仍坚持这一长期战略。截至10月30日，Snap股价约为5.34美元，较2017年IPO时的17美元发行价下跌近70%。
对持有Snap普通股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可以选择出售股票，却几乎无法通过股东投票改变公司的战略方向。即使部分投资者认为管理层的决策正在损害公司价值，也缺乏传统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制衡手段。
资本市场对这种制度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2017年，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曾禁止新上市的多重股权结构企业进入标普综合1500指数及其成分指数，但这一限制在2023年被取消，使采用特殊投票权安排的企业重新获得纳入相关指数的资格。
随着AI企业不断扩大融资规模，特殊股权结构正让创始人拥有更大的融资自由度，同时延长其对公司的控制期限。对外部投资者而言，购买这些企业的股票，意味着接受一种权力分配方式：他们能够分享企业成功带来的收益，也必须承受战略失败造成的损失，但未必拥有与其投资规模相称的治理权力。
资本市场可以为创始人的商业帝国提供资金，但这些资金并不必然换来相应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