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造成的需求下降、经济活动低迷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新一轮救助创造了“借口”。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联储称这将是最后一次对企业的救助，但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各种诱因不同导致经济衰退总会给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同一个说辞：当前经济情况特殊，我们必须救助企业、保证就业，才能确保经济尽快重新启动。
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一边直接或间接地救助私人企业，另一边时时强调称这不会导致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在政府救助企业上，道德风险更具体的指向政府救助将鼓励企业承担更多风险而不担心后果。简单地说就是，企业做出了短视的错误决定并以此获利，但当这些错误决定将企业引向破产边缘时，政府就会下场出钱救助，政府的钱即是纳税人的钱。因此，私人企业的大股东、资本家们就会受益于政府救助有利的一面，而纳税人则要为不利的一面买单。
美国股市在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宽松政策下水涨船高，政府在危机时期对企业兜底，真不会导致道德风险吗？我们下面将回顾美国政府救助企业的历史来分析。
对金融机构的救助
在谈及金融危机时，鲜有人提起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危机（S&L Crisis）”，但那场危机确实导致了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救助行动。
在“一间房子两台车、三个孩子一条狗”的美国梦指引下，美国政府大力扶持主营房贷“借短贷长”的民间非银机构---储贷协会。70年代末，高通胀压力下，实际利率飙升，而仍就只能投资房贷储贷协会大量亏损。80年代初，政府放开存款机构管制，激励了储贷协会冒险投资，房地产泡沫逐渐膨胀；80年代中后期，石油危机下大环境风险下行，房地产价格下降，违约事件频发，储贷协会大面积贷款损失，银行不良资产激增，储贷危机爆发。
在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George H.W． Bush）领导下，到1995年风暴停止时，美国为拯救储贷协会共花费了1530亿美元，其中纳税人承担了124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640亿美元）。但在此之前，大量的储贷协会利用了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其中许多公司放贷过多，当经济疲软时，无法弥补损失几成定局。
承担储贷危机收尾工作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的前主席威廉·塞德曼（L． William Seidman）说：“80年代和90年代的银行问题主要来自不健全的房地产贷款，但并非全部来自。”这些公司在经济繁荣时期并不精明，也没有为经济低迷做好准备。
这当然不是美国政府和联储对金融机构最后一次接受纾困。2008年金融危机时，历史再次重演，人为压低的利率和银行破产使美国政府在此借入。美国政府说，银行和美国国际集团（AIG）“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不能让它们破产，因为这会对经济造成巨大伤害。然后，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对AIG、银行、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救助花费了纳税人6210亿美元（按今天的美元计算），是之前救助的两倍多。
所以，屡次危机屡次被救助的银行现在更强大了吗？在今年3月份特朗普宣布的2.2万亿疫情救济中，来自银行业的救济补贴申请可能已经给了你答案。
对汽车产业的救助
在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就曾救助了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但这并不是政府第一次救助汽车公司。1979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就早已拿到过1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7亿美元）的救助。韦恩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过山车：克莱斯勒公司的历史》一书的作者查尔斯·海德说：
根本上说，克莱斯勒在70年代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产品选择。他们决定专研大排量高油耗汽车，当时阿拉伯接连发生了石油抵制和汽油价格危机。克莱斯勒的汽车卖不出去。另一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质量问题。他们的车可能是所有汽车公司中造得最差的。
2008年金融危机，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再次陷入了困境。这一次，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救助金额约为1000亿美元，约为上次救助金额的17.5倍。并且，因为福特和其他汽车公司的错误决定，这些汽车公司本不应该收到救助。
可能有人会质疑，政府救助企业难道不是为了保住人们的工作吗？但事实上问题是，这些公司在得到救助之后，也从未真正的解决自身的问题。虽然低利率和直接救助帮助他们暂时渡过了危机，但同时也让他们更加脆弱、更加依赖政府救助。
当前危机下，汽车产业仍然处于不可持续的泡沫中，随着全球汽车销量的下降和场车贷违约率的上升，新一轮的崩溃和救助也不可避免。事实上，美联储宣布购买企业债ETF的标准将包括“堕落天使”债务，已近在帮助福特公司。
对航空产业的救助
2001年911事件后，航空旅行行业收到重创，政府决定帮助航空公司活下去。当时美国政府提供了50亿美元的补贴和100亿美元的贷款（相当于今天的220亿美元），时任总统的小布什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赞扬国会在通过负责的立法方面的合作和快速行动，这些立法将改善空乘安全，帮助受害者和他们的亲人，并在航空公司制定长期生存计划的同时保证美国航空业的发展。
然而今年的新冠疫情危机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所谓航空业的“长期生存计划”似乎并没有用。
近期的美国航空公司们面临着如同当年一样的问题：需求空前下降，但他们仍然准备不足。 人们往往认为这些产业不会在同一个石头上绊倒两次，然而美国航空业做到了。现在，美国政府再次介入，向航空公司们投入了250亿美元的补贴和额外250亿美元的贷款。
很多人会质疑，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通过救助汽车、航空这些雇佣了大量美国工人的产业难道不是在帮助人们度过难关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也是美国政客们频频出台企业救助计划最想看到的结果，保证就业即保证选票；但从经济根本上来说这些都是成本极高且不可持续的，直接的资金救助或者人为的低利率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些在短时间内可以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企业的弊端而只是将危机推迟，企业自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从长期来看就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最终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美国政府救助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通过上面对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对金融机构、汽车产业、航空产业的救助，我们可以看出，多次的救助并未让这些公司学到教训，流动性供给不能改变企业本身的弊端，同样改变不了企业短视和追求短期目标的问题。以航空业为例，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航空公司们用96%的利润来回购股票，推高股价，让大股东们获利并没有为再次的周期性经济衰退做好准备。
全美独立企业联合会 （NFIB） 最新调查显示，一旦财政救济金耗尽，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小企业预计将开始裁员。在调查中，通过薪资保障计划 （PPP，联邦政府对小企业救济的核心部分） 获得贷款的公司中，有14%预计在使用贷款后将不得不裁员。在这些公司中，有一半预计会解雇一至两名员工，约12%的公司说可能会裁员至少10人。
美国政府对企业的救助，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当，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缓慢增长。美国政府救助的主要权衡对象是：当前的高失业率与之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当前的低失业率与之后更低的经济增长。
如上图，救助越多，经济增长越慢，我们也可以从基本的经济原理上来解释：公司倒闭，归根结底是由于这家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太低。如果公司破产，那么部分或者全部的资源将转移到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部门和更加谨慎的投资者，这些资源会得到更好的利用，经济增长也会更快。 然而当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宣布将救助一家公司时，这就打破基本的市场规则，一方面，受救助的公司会继续做出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得到错误的暗示，该公司即便做错了，也不会对市场负责。
当前美国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商界，均存在对于是否应该任由美联储将财富从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大公司股东的争议。Social Capital创始人Palihapitiya在接受CNBC采访时曾直言，不够精明的公司应该任由其破产。但还有更多人认为，政府救助大企业是在救助工人，然而事实上，最受益的群体是这些公司的大股东和资本家。
本次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还在继续大肆放水，任由泡沫继续膨胀。我们之前在《爆表的美国国债钟》中提到过，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特朗普一样看重股市作为自己的“政绩”，而特朗普在对付经济衰退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救济金和社会项目上投入巨资。2020年又恰逢美国大选年，确保足够的选票保持连任是特朗普更重要的目标。
再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美国经济事实上一直没有走出前次QE带来的影响，2018年美联储进入短暂的加息周期，但一见到经济放缓的苗头，他们马上又开始下调利率。今年3月，美联储将政策利率下调至0水平。更低的利率和加上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百宝箱”，促使企业借贷仅在过去的两个月就超过6170亿美元，第一季度企业债务年化增幅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18.8%。
美国政府救助企业和低利率的游戏还将继续玩下去，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前，我们将很难看到真正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路径。 （新浪美股 林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