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6日消息，关于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上周出手干预，阻止该国一些主要银行根据去年的利润派发75亿英镑的股息，一个问题随之而来。
但并不是央行是否应该采取行动的问题：考虑到英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冲击，很少有人认真质疑英国的银行是否应该保存资本。恰恰相反。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别忘了，就在巴克莱银行（Barclays）为投资者派息的3天前，英国央行就出手干预，这丝毫不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向转变；更多的是一个u型手刹，在路上留下了黑色的橡胶印。
官方的解释当然是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给银行带来了更大的放贷压力，与此同时，银行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客户违约。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英国央行上月取消了压力测试，并释放了银行所谓的反周期“资本缓冲”，允许它们在资产负债表上容纳更多由固定股本水平提供资金的贷款。
但直到最近，病毒传播才在当地成为重要新闻。令人困惑的是，所有的资本分配都未能更早完成。很难相信央行会相信银行老板们会表现出克制，尤其是当巴克莱（Barclays）的美国首席执行官杰斯•斯特利（Jes Staley）等人在发放股息时获得高额奖金时。
更有可能的是，英国央行相信自己的说法，即这些银行资本极其充足。现已离职的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最近吹嘘称，与2008年不同的是，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现在非常稳固，银行可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英国央行经常提到的一个指标是将账面价值（Book Equity）与风险加权资产（RWAs）进行比较。风险加权资产是指根据银行承担的风险量进行加权的资产。
在这个基础上，一切看起来都很不错。以苏格兰皇家银行为例。在危机爆发前，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CET1）非常低，2006年仅为2.9%左右。今年2月，该行宣布去年达到16.2%，使其损失了逾六分之一的加权资产，而没有耗尽资本。
那么真的一切都好吗？
真正的问题是，CET1是否真正体现了资本实力。
关于风险加权资产的一个担忧是，银行老板可能会通过调整资产数量来影响计算结果。正如阿纳特•阿德马蒂（Anat Admati）教授10年前在给英国《金融时报》的一封信中与他人共同观察到的那样，这“鼓励’创新’节约股本，从而破坏了资本监管”。
一种不太可行的衡量方法是，不将股本与风险加权资产进行比较，而是简单地比较未经调整的总资产数量。此外，由于账面价值的会计计量是向后看的估值方法，可能会掩盖亏损，因此，利用银行的市值来代替账面价值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在事情进展迅速的时候。
使用这种“市场调整”的衡量标准，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根据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教授凯文•多德（Kevin Dowd）的数据，巴克莱目前的杠杆率仅为1.2%。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目为1.7%，两者看上去都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两者均远低于央行设定的3.25%的下限（尽管央行使用会计衡量标准）。
最大的原因是股价与账面价值的比率大幅下降；巴克莱从危机前的2.32倍降至现在的0.23倍。包括汇丰（HSBC）在内的所有英国银行的比率都远低于1。
这些数字低得可怕，不能指望它们就这么消失，因为它们反映的是对未来盈利能力较低的担忧，而非资产质量。正如经济学家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所言，50%的账面比率“只是市场的说法；“我们给了他们一美元，他们设法把其变成了50美分。”最终，正是他们将一美元兑换成超过一美元的能力，让银行得以履行自己的义务。
这些对英国央行来说都不是新闻。市净率（Price to Book Ratio）多年来一直低于1。
“伟大的资本重建”本应恢复人们对银行机构的信心。包括卡尼在内的许多人坚持说，这一承诺已经兑现。如今，英国最具系统性银行的估值非常低，这表明这些说法是空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