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美国爆发的农业革命——农业人口被迫转变为工业人口，使数百万人失业，这是大萧条的真正原因。如今，美国经济面临类似的转变：工业人口转变为服务业人口，这可能导致80年前大萧条重演。
农业革命摧毁农民生计引发危机
1930年代的大萧条，并非因为金融危机，而是源自经济根本的弱点。银行体系的破产直到1933年才达到高潮，这已经是大萧条开始和失业率飙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了。
1931年，失业率已经达到16%左右，而1932年继续飙升到23%，城郊的贫民窟随处可见，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农业革命促进生产力提高，导致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普遍下降。
在大萧条开始时，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在农场工作，在1929年至1932年期间，这些人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这使得农民多年来遭遇的问题更加复杂。
美国农民一直是农业进步的牺牲品。1900年，美国很大一部分人口都是农民，农业革命提供的改良的种子、更好的肥料、更高效的耕作方法，以及广泛的机械化设备，导致农业人口比例不断下滑，到今天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生产的粮食不但自给自足，还能大量出口。
这种转变的确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意味着农民的就业和生计被摧毁。
由于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产量增长快于需求，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农民收入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当时的农民和今天的工人一样，需要依靠大量的借贷维持生活水平和生产需要。
但由于农民和银行都没有预料到价格会出现断崖式下滑，因此很快出现信贷危机，农民根本无法偿还贷款，金融业陷入了农业收入下滑的漩涡中。
农民的危机蔓延到城市。随着农民收入下降，农民购买的工业产品越来越少，工厂被迫裁员，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减少了对农产品的需求，打压农产品的价格。很快，这种恶性循环开始影响整个经济。
居民收入下滑，楼市也往往跟着倒霉。农业不景气，区域经济萧条，城市化进程也被迫放缓，农民被牢牢摁死在一亩三分地上，迁入城市更加困难，而且城市的高失业率对移民减少了吸引力。在1930年代，尽管农业收入锐减，但是整体外迁并不多。
战争支出完成经济转型
因此，罗斯福政府要化解危机，必须解决农业问题。一方面，罗斯福新政通过农业调整法案，通过减产提高农产品价格，一度程度上缓解了“谷贱伤农”的情况。
但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支出狂飙以应对全球战争，才将美国从大萧条的泥潭中拖出。当然，如果美国政府是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技术和技术设施，而非军事，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会更好，但即便如此，强劲的公共支出也能抵消私人支出萎缩的弊端。
美国政府扩大支出，无疑中帮助美国经济完成了必要的结构转型，特别是美国南部，决定性地从农业转向了制造业。
战争支出在城市中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大量劳动人口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农产品生产和需求再次达到平衡，农产品价格开始上涨，新的城市移民接受了城市生活和工厂技能培训，同时相关法案也确保退伍老兵能够重返社会，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找到栖身之所，曾经无数被困在农场的劳动力得到了“解放”。
美国完成这一转型过程漫长，而且非常痛苦。
1930年代美国经济正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如今则是从制造业转向服务经济。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数量下降幅度很大，从60年前的占比三分之一，如今不到十分之一。而且，过去十年里，这一下降速度明显加快。
这种变化的背后推动力，一个是更高的生产力，彻底改变了美国农业，迫使农民转型成市民和工人。还有一个动力则是全球化，将数百万制造业岗位转到低工资国家或者基础设施或技术更为完善、投入更多的国家。
昨日重现 美国能再次完成转型吗？
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会导致出现和80年前相同的结果：失业和收入减少。今天在底特律等城市失业的数百万工人，和大萧条时期的农民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美国经济四大服务业领域：金融、房地产、健康和教育，前两个行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过度臃肿，另外两个领域即健康和教育，传统上的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美国政府采取的紧缩政策，对教育行业影响尤为严重。
这和大萧条时期发生的事情类似，赤字鹰派要求平衡预算，削减更多的财政支出，而不是通过投资人力、技术和基础设施，推动必须的结构性改革。这种策略可能导致经济萧条比以往更长更深。
货币政策不会帮助美国经济改变困境，需要的是一项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正如80年前罗斯福新政所做的那样，以提高未来几年的生产力，并且现在也会增加就业。这种公共投资增加了GDP，增加了私人投资回报。
问题是，没有全球战争动员的情况下，美国当下的政治体制能做到这一点吗？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荒废了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因此增加这方面的投资回报很高，而且资金成本确实前所未有的低廉。
如果美国今天借钱来为高回报投资提供资金，那么债务就是GDP，而债务占GDP比也将显著改善。如果能同时增加占美国总人口1%的高收入群体税收，美国债务的可持续性将进一步提高。
即使美联储继续维持零利率，私营企业也不会进行所需规模的结构转型，唯一可行的只有政府的刺激措施，将美国经济从制造业转变为民众所需的服务业，转变为提高生活水平的生产活动，而不是那些增加风险和不平等的经营活动。
为此，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基础教育需要支持。例如美国政府此前数十年对互联网和生物技术的投资，已经助力经济发展。如果不对基础教育进行投资，拿什么推动下一次创新？
美国目前的资源效率率不可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因此资助研究，技术熟练的技术人员、更清洁和高效的能源生产倡议，可以建立未来数十年的强劲经济。
此外，美国目前老旧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堤坝和发电厂，都是有利可图的投资主要目标。
本文作者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oseph E． Stiglitz 和哈佛教授 Linda J． Bilmes，原文标题《THE BOOK OF JO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