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大西洋月刊》，转载自微信公号“英文联播”，译者：洪珮嘉
尽管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找出下一个伟大的初创企业，过去十年间科技产业故事的主线依然是苹果和谷歌的崛起。在积累财富方面，两家公司无出其右。八年前，两家公司都未杀入世界十大最有价值公司，市值加起来不超过3000亿美元。如今，苹果和字母表（谷歌母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总市值超过1.3万亿美元。两个大鳄在各个市场冲突日多，从智能手机到家庭音频设备，据猜测，它们还将在汽车产业展开竞争。
可苹果和谷歌间的最大冲突却很少有人注意。两家公司对其股东和未来发展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一个愿意迁就投资者，另一个把权力掌控在创始人和经理人的手中。两种相互竞争的方式不仅关系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家公司，还体现出两种资本主义模式，而胜出的一方将塑造经济的未来。
2012年春天，深受尊敬的股票研究分析人士托尼·萨克纳西发表报告，提出苹果采取激进之举。他和其他分析家一直以来要求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考虑将苹果囤积的现金部分返还给股东，2011年底，其资金池已达一千亿美元。库克及前任史蒂夫·乔布斯则反对类似呼吁，用乔布斯的话说，存钱的公司才能“晒干火药”，对“未来更具战略性的机会”加以利用。
可苹果不愿拿出现金另有原因：大部分钱都存在苹果运营国际，那是公司1980年在爱尔兰偶然间创建的，如今却歪打正着。多年来，苹果公司的非本土收益都流入爱尔兰，动了那笔钱，转到美国本土，意味着要上缴大笔税收。
因此萨克纳西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苹果公司在美国贷款一千亿美元，再以股息或回购股份的方式把钱付给股东。这一不同寻常的提议吸引了银行家的注意，这也符合萨克纳西的预期，即对库克施压。一周后，苹果发了慈悲，公布计划以股息方式发放现金。
硅谷也注意到萨克纳西的报告，三周后，谷歌做出回应。谷歌2004年上市时确定的股权结构越来越不稳定。最初的安排让谷歌创始人拥有对公司的投票控制权，尽管发行更多股票后他们手中的所有权份额缩水。很明显，这种结构可以“保护谷歌免受外界压力，避免因短期需求的诱惑而牺牲未来的机会”。
但2012年3月苹果发表声明前，对抗外界影响的堡垒正在瓦解，谷歌创始人继续抛售股票，作为薪酬待遇，员工持有股份。苹果对股东做出妥协的数周后，谷歌创始人宣布建立新股权结构，以应对类似情形。新股权给予创始人股十倍于普通股的投票权，确保他们能对公司的长远战略拍板，用创始人的话说，谷歌可以“为未来几十年的成功打好地基”。
事件发生后谷歌和苹果做出的反应是二十一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典型故事。苹果2012年决定支付股息并未满足股东们的胃口，反而激起了更大范围的抗议。多家对冲基金要求获得更多股利，其中某些对冲基金还对苹果提出诉讼，甚至还提出“i优先”计划，那是要求苹果释放更多现金却无需支付高额税收的一种新型股。
2013年和2014年间，苹果提高了发放现金的承诺。2013年到2017年三月止，公司通过股息和回购释放了两千亿美元，采用标普资本智商数据库数据，这超过同期苹果公司营运现金流的72%，营运现金流通常用来衡量现金增殖而非利润增长情况。为了筹集资金，苹果负债990亿美元，萨克纳西的设想成真。
谷歌同期都做了些什么呢？和苹果一样，谷歌也赚了很多钱。2013年到2017年3月，谷歌产生1140美元的营运现金流。公司将多少资金分配给股东了呢？与苹果72%付现率相差悬殊，谷歌仅把其中6%分配给股东。
苹果与谷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这体现出回答今天资本主义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的两种答案：上市公司该如何处理他们赚到的钱？虽说公司利润丰厚，可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和增长机会，于是资金过剩。这种不平衡现象导致公司资产负债表上堆积了2万亿美元。
当公司持续产生的利润多于促进自我增长的投资需求时，问题就来了：谁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收益呢？是管理层还是投资者？谷歌，在治理结构的保护下，创始人和经理人说了算，答案显然是前者。苹果由于缺少庞大的管理层股东，于是投资者说了算，答案明显是后者。（明确一下，尽管此前苹果扼杀投资者担忧的努力无法维持，它仍可动用大量资金用于研发）。
为何两家公司各行其道呢？这两种战略反映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的不同反应，即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简而言之，在公司规模较小时，所有者就是管理者，可现在所有者并非管理者。当所有者必须将运营公司外包给经理人时，就产生了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委托代理问题”，即一个人、一个组织或公司，即“代理人”，可以做出对“委托人”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
像苹果公司一样，让投资者处于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处理“委托代理问题”的好办法：所有者促进管理层做出正确决定。这可以避免在失败产品（还记得“谷歌+”吗？）或管理层的私人项目上浪费钱财，但苹果却必须面对大投资人的管制。大投资者可以做单个股东做不了的事，他们可以迅速遏制经理人谋求自我肥富的企图，例如浪费资金的兼并、过高的经理人薪酬或大量特权。毕竟从理论上说，公司利润属于投资者，他们为什么不能决定如何使用利润呢？
谷歌管理模式的拥护者担心另一个“委托代理问题”。他们并不担心管理层无视投资者，倒是担心投资者无助于那些可以从公司长期成功中获益的人。那些专业投资者既包括首席执行官们的委托人，也包括众多股东的代理人。
对苹果施压的对冲基金只对捞快钱感兴趣，他们是令人生畏的“短期”投资者，他们对最初向他们拨付资本的长期获益者有害而无益，例如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公司是一群缺乏耐心的投资者，有观点认为，它们缩短投资期限，从而毁了经济。
孰对孰错？哪一种“委托代理问题”更令人忧虑？股市收益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答案，尽管并不全面。从公司最初发展看，谷歌远胜于苹果。若将时间局限于过去一年，结论则恰好相反。若非时过经年，没人知道苹果和谷歌的金融战略哪个更好。
更为重要的是，公司策略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呢？资本主义制度注重如何有效分配资本。没错，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本，工人阶层就更有可能看到工资中位数增加。从某种程度说，他们在某一模式下过得如何，必须看谁在做出决定，决策是什么，如何对利润进行投资。
管理层对利润再次分配时，公司数十年来积累的能力和知识会派上用场，对管理层激励不足可能导致处置不当。然而，由投资者负责对利润进行再次分配时，再分配的范围会更广，理论上这会引导更多创新。可另一方面，投资者缺少多年积淀的组织能力，可能受制于自己的投资短视。
有人认为公司财富分配的差距让劳资双方问题加剧，当然有其他方法解决这种差距，确保管理层和投资者就资本分配有效划分责任，对尽可能做大经济这块蛋糕至关重要。就这一点来说，尽管谷歌模式问题突出，但也有值得赞赏之处；苹果模式导致的资金过剩和大量股权回购同样危险重重，人们还远未意识到。
那么哪一种资本主义模式会胜出呢？过去十年间，苹果代表了主要企业融资模式。公司用股份回购来分配现金，通过借钱以快速筹措回购资金。另一个阵营中，迪尔、IBM、安进和3M等美国品牌将权力让渡给投资者，就好比你在慢速观看一场杠杆回购。
这两种模式的重要性将大幅提升。联邦税制改革很可能释放公司在海外积聚的现金，汹涌而来的资金洪流必然在经济体中重新分配——在某些领域，以某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