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新闻周刊》杂志封面
导读：《新闻周刊》新一期封面文章称，多项研究表明，贫穷及与贫穷伴生的境况影响青少年、儿童的大脑发育，他们大脑部分区域的灰质较少、表面积萎缩；这样的结论让我们反思传统的教育项目，将注意力转向减轻儿童的贫穷状况。
一段视频讲述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基斯坦人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2012年乘坐校车时被塔利班枪击脑部但幸存下来的故事。“我想获得教育，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优素福扎伊在视频中表示。她还提到塔利班向一些人的脸上泼酸性物质并杀死其他人，但这不能阻止她前进。
一位15岁男孩在南加州大学大脑与创新学院的笔记本电脑上观看该视频——他面无表情，弯腰驼背。研究人员问他有什么感觉。
他耸耸肩回答道：“我不知道。没什么感觉。”研究人员接着问他长大后想成为哪种人。
“好人，”他说。
“你想上大学吗？”
“想上。”
“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我没想过。”
“你想做什么工作？”
“我没想过。”
这位男孩是南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家Mary Helen Immordino-Yang五年跟踪研究的73位青少年之一，该项研究旨在了解文化、家庭关系、暴力影响和其它因素如何塑造人的思维。测试对象来自南加州各地，将观看40个视频，其中每一个视频都是由亲历者讲述的不同真实故事。部分故事——比如优素福扎伊的故事——被选中是因为故事令人揪心和发人深省。这些青少年再次观看视频片段并进行核磁共振记录大脑反应。两年后他们被叫回大脑与创新实验室（Brain and Creativity Lab）进行测试，实验室是一个学习中心和校园创新中心，有核磁共振实验室、会议室、现代艺术美术馆和表演大厅。测试过程随时间推移反复进行，以跟踪受试者的变化。
初步结果显示出一个令人困扰的趋势：那些在暴力程度较高的生活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实时神经连接较弱，涉及意识、判断、伦理与感情处理的大脑部分反应也较迟钝。
Immordino-Yang的工作将对被称为贫穷神经科学的一个不断发展领域做出贡献。不过虽然她的研究主要基于大脑模式与特定环境之间的关系，但研究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贫穷及通常与贫穷相伴的境况——暴力、过度噪音、家庭混乱、污染、营养不良、虐待和父母失业——可影响年轻大脑连接的互动、形成和休整。
最近两份举足轻重的报告引起了人们对该问题的热议。研究人员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贫困儿童海马体、前额叶和颞叶中的灰质较少。海马体与记忆有关，前额叶与决策、问题解决、冲动控制、判断、社会和感情行为有关，颞叶与语言、视觉听觉处理和自我意识有关，灰质是支持信息处理和执行行为的大脑组织。这些大脑区域共同作用，对人们遵守指令、注意力和整体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儿科》（JAMA Pediatrics）杂志上，研究了389名4岁-22岁的青少年和儿童。1/4研究对象来自收入远低于联邦贫困线（四口之家2016年年收入2.4万美元）的家庭。来自最贫穷家庭的儿童灰质消失程度更大，在标准化测试中得分更低。
第二项重要研究也于2015年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 ）杂志，研究了1，099名3岁-20岁的青少年和儿童，结果发现父母收入较低的儿童与那些家庭年收入至少15万美元的儿童相比大脑表面积缩小。
哈佛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Center on the Developing Child）主任肖可夫（Jack Shonkoff）表示，我们早就了解健康状况和学习成绩体现的社会阶级差异，但如今神经科学将环境、行为和大脑活动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会导致教育和社会政策方面的令人震惊的改革，比如反思传统上强调早期读写的抢先优势式课程。肖可夫认为，新方式也可专注社会和感情发展，因为科学研究如今告诉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和交互作用塑造控制行为（如注意力）的大脑区域，而控制行为也可影响学习成绩（如读写）。肖可夫说我们生活在生物革命时代，新发现最终将使得我们能够真正理解先天与后天的相互作用。
长期处于不战即逃的状态
19岁的维加拉（Stephanie Vergara）回忆在南洛杉矶上初中时的情景，脑海中浮现的是金属探测器、警犬和骚乱。她所在中学一度被封锁一周——学生不得离开校园，不能在走廊随便走动，因为校方担心校外的帮派活动。
维加拉16岁的妹妹瓦内萨（Vanessa）的回忆更加不堪。她记得和一位朋友去上物理课，被五个女孩截住。她们把瓦内萨的朋友打出血，因为她们认为她的朋友“太冲”。两姐妹在学校从未感到过安全。校外的人——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通过打破窗户进入学校。帮派分子放学后出现在校园并逗留。“他们始终缺钱，”瓦内萨说，“他们会等到学生出来。”
高中情况好一些，但也不尽然。瓦内萨记得，有一次校园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学校进行了一次红色代号封锁。全体同学被引到体育馆，因为枪手穿过校园，而且还带着枪。
瓦内萨和维加拉在一个950平方英尺（约合88平方米）的房子长大，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兄弟。她们的父母是美国移民，在缝纫厂工作时认识。经过多年的省吃俭用之后，他们1999年分期付款买下了这个房子。至少有四个互相争斗的帮派控制着他们的街区和周围街区，不过这家人说，至少他们的房子和几所学校隔得近，走着就可以去。
2013年，维加拉作为受试者加入Immordino-Yang的研究，一边观看一系列视频，一边进行核磁共振。（她记得一位患了晚期癌症的女孩卖柠檬水竭力筹钱治病的故事。）这项经历激发了维加拉的兴趣，当她得知Immordino-Yang招实习生时，维加拉报了名。她得到了实习工作，帮助从她的社区招受试者。维加拉所在社区43%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维加拉开始在Immordino-Yang实验室实习之前便明白富裕街区居民如何看待她的生活，以及研究人员为何对研究她和她的同学感兴趣。然而维加拉开始看到同学们大脑的核磁共振时，她了解到一些深刻的、令人不安的情况正在发生：我们的大脑其实并没有和生活在其它社区的人一样发展。
维加拉还不知道身体的压力-反应系统与大脑发展存在直接联系。生活贫穷必然意味着压力，维加拉姐妹始终知道她们的地区何时帮派暴力激增。她们知道哪块街区由哪个帮派控制，知道哪些人是街区的长期混混，哪些小学生是新入伙的。维加拉从未见过谁被枪杀，但好多次听到子弹在窗外飞。
Immordino-Yang表示，不用非要看到人被枪杀才是受到暴力影响。如果所有这些骚乱都是你生活的背景，那么生物学意义上的你就处于可怕的社会世界。Immordino-Yang说这种情况很危险，意味着你所在的地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无法相信其他人是好人。在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下，大脑结构发生变化。神经元突触改变，神经元发生不同反应。弥漫在大脑中的应激激素超速运转。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枪口下生活会开启“不战即逃”（fight-or-flight）反应模式，释放包括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在内的激素，把能量和精力注入肌肉。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多巴胺之类的神经传导物质释放进入扁桃体，刺激大脑告诉心跳和呼吸加快。情绪和敏感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身体作好拼命逃跑或拼命战斗的准备。这超越了压力——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对106位抢劫案受害者进行了分析，发现33%的受害者最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80%的受害者表示有过度怕人的感觉。
现在请设想每天看到几十位暴力犯罪分子。设想他们任何时刻都有可能从阴影中冒出来打你、抢劫你、强奸你或朝你开枪。你的应激激素始终处于兴奋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后你的身体将不能调低应激激素量。你的大脑将陷于“不战即逃”的常态——这种长期压力阻碍干细胞、大脑连接和神经元的发展。
Immordino-Yang的实验室分析暴力影响是否干扰青少年有效规划、设定目标、作出道德决策、维持情感稳定能力的发展。Immordino-Yang表示，似乎他们的大脑活动组织性较弱，大脑活动未充分发展和缺乏系统性。
类似伤害也在对家庭混乱、忽视和虐待的反应中发现。这种生物-神经影响抓住青少年和儿童不放，但在幼儿和新生儿中也可见到。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研究人员对77名孩童的研究发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小至五个月的婴儿较富裕家庭婴幼儿的前叶和顶叶区域的灰质区缩小。该研究和其它对婴儿大脑活动的研究显示，贫穷的这类早期影响可导致大脑发育放慢。
在大脑发育方面，如果起步落后，那么也许永远不能赶上来。
新优生学？
新闻媒体对这一新兴神经研究的报道标题令人震惊和不安——《贫穷如何阻碍孩子大脑发展》、《贫穷从出生起便使大脑萎缩》、《为什么穷人似乎爱作糟糕决定》。
肖可夫称这种措辞很危险。说我们发现贫穷家庭儿童大脑灰质和表面积平均较少是一回事，而人们得出“哦……你大脑受损” 的结论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不公平地污蔑人。如果脱离具体语境，贫穷与大脑关系研究可助长有关智力种族不平等或穷人天生低人一等的误导性观点，并可用来为种族主义张本。
康涅狄格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休伊（Matthew Hughey）表示：“我们这些发现存在为一种新优生学运动推波助澜的风险。‘穷人大脑与众不同’是太随意、可怕和固执己见的说法。”
据密歇根大学国家贫困调查中心（National Poverty Center），的确部分少数族群体生活贫困的比例大大超过美国平均水平。截止2014年，美国贫困率为14.8%：26.2%的非裔美国人和23.6%的拉丁裔美国人是穷人，而白人和亚裔美国人贫困率分别为10.1%和12%。这证明贫穷在各族群中并非平均分布。
路易斯维尔大学泛非研究助理教授伯德（W． Carson Byrd）表示，更有可能经历贫穷的少数族裔年轻人最终可能承担另一项负担，即少数族裔孩童较白人同龄人能力差。单凭贫穷少数族裔成长经历在美国不会使人天生更容易脑部发育受影响——但贫穷的表现及社会对待贫穷少数族裔的方式可造成影响。
针对生活在不安全、破败房屋中少数族裔的住房歧视、教师含蓄的种族偏见、营养不良和穷社区学校经费不足可妨碍正常大脑发育。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可造成学习几乎不可能进行，并影响比如非裔美国人为何比白人更容易陷入贫困的原因。伯德表示，很容易发现对穷人大脑较小的新闻报道最终如何助长对社会不公和忍受社会不公人们的狭隘观点。这开始成为过去种族主义论调的回声，十分危险。过去所谓的科学家声称黑人大脑较小，因而没有欧洲人聪明。
大脑研究科学家认同他们的工作往往在大众媒体乃至研究摘要中被过度简化的说法。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诺布尔（Kimberly Noble）举例道，当我们只有相关性证据时他们就暗示有因果关系。用这种方式描述研究结果常常会歪曲科学。大脑并非一成不变。不能根据家庭收入精确预计一个特定孩童的大脑大小。
孩童父母要挣多少钱只是难题的一个方面：肖可夫指出，你发现也有生活贫困的孩子大脑发育完好，这是因为贫困一方面只是收入的一个衡量指标。单单贫困不等于神经生物学生活因暴力或虐待压力而受损。帮派控制的贫穷社区的某些孩子仍能有安全感地长大，因为他们有父母的保护，而且父母从情感上教育他们做好应对逆境的准备。
通过与让他们觉得安全、教他们处理机制的父母、教师和其他成年人的各种关系，以便他们“不战即逃”系统不要始终兴奋，这些孩子能够发展出保护大脑不受逆境影响的韧性“缓冲”。肖可夫说，这是让压力系统降至基准线，形成处理暴力或贫穷负担的能力。
这些微妙之处事实上暗示了一种潜在解决办法：我们需要从早期阶段便教导在贫困中成长的孩子。肖可夫说，即使神经基础因早期逆境而薄弱，但要挽救永远都不会晚。大脑不断发展。神经电路对环境影响的塑造保持开放。大脑的神经可塑性——修改其自身结构的能力——在出生和幼儿期最高，随时间推移而下降，但永远不会降至零的水平。在15岁-30岁，大脑经历又一次可塑性大增的阶段，这意味着青少年经过教导和实践很容易适应。
儿童行为专家同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反思贫穷社区的社会项目和政策，投资那些减少犯罪、污染、过度拥挤和虐待的项目，专注于在孩子的前五年帮助其父母。新项目不仅将关注孩童，还将关注在贫穷中成长，因而未能形成相关处理技能、极有可能将不利影响传递至子女的母亲。
学校可以在小学至高中的课程表中增加社会、情感学习课程，以帮助学生认识、注意到自己的感情，尤其是处理创伤和压力时的感情。这类课程可像阅读和数学那样规定为必修课，要求重新评价我们教育和发展机构的优先工作，对新项目、新工具的某种投资被视为必须。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国会、地方政府、校董会或美国法律体系行使权力。2013年，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与教育实验室研究人员布莱尔（Clancy Blair）主持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个孩子生活在贫穷中的时间和生活在充满混乱的家庭中的时间与应激激素皮质醇的较高水平显著相关。布莱尔说，类似发现可像过去烟草、含糖饮料、垃圾食品有害健康的研究结论那样加以利用，那些结论最终改变了相关行业的政策和监管规定。与之类似，布莱尔的研究成果可用于支持针对居住条件过于拥挤、房价和儿童保育费昂贵的立法乃至里程碑式的诉讼。
劣质学校和社区基础设施、保护不善的社区与不受控制的儿童虐待、环境污染，以及医疗卫生条件、公共交通及绿色空间不足，这些强化贫穷循环往复的其它体制或面临法律挑战或新的法律制约。（柠楠/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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