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法制晚报记者 阿彬后围观时代：不愿再做“旁观者”
法制晚报讯(记者 曾炜) “围观”这个话题从微博刚刚兴起之时，就已经有大量的讨论了，指的是由于微博、自媒体兴起，网友对一些热点、突发事件迅速、集体地关注，网友通过转发、点赞、评论，形成“虚拟的围观”。
对于网络围观，人们有一种乐观的情绪，尤其是在2010年，“围观改变中国”这一口叫得很响。那么，这么些年过去了，围观改变中国了吗？今天的网络围观，比当初微博刚刚兴起时的围观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新特点？
冷漠的围观：无名的旁观者
“颈部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这段著名的“鸭论”对于很多人而言并不陌生，它来自鲁迅的文章《药》。鲁迅这句话描述的是当时的民众“围观”革命者被杀时候的情景，以及国人面对革命者的热血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和麻木不仁。
鲁迅给人们的启迪是非常深刻的，但冷漠的“围观”并不仅仅出现在鲁迅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在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2011年，一名女孩试图跳楼，楼下聚集了大批的围观者，他们拍照、起哄，甚至立下赌约，最终，在一片“跳啊，快跳”的起哄声中，女孩纵身跃下。
这些围观发生于现实世界，就是一群并不认识的民众，因为某件突发事件聚集在一起“看热闹”。这些聚集的人群要么沉默，要么起哄，但都体现了“冷漠”。
这是一种受人诟病的“围观”，很多人像鲁迅一样，认为这种“围观”就是“国民劣根性”的体现。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心理学老师张陆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称：“人们都有参与社会事务的需求，围观正好能够满足这种需求，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从众心理而围观。”所谓的“从众心理”，其实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随大流”。
“随大流”可以解释人们看到人群就“兴奋”的心理，“颈部都伸得很长”就是体现。但是，围观的人群又为什么会“冷漠”呢？在社会心理学中，另外一个理论或可以解释这种现象，那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效应”。它说的是“在紧急情况下，人们由于有他人在场而没有对受害者提供救助，而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与在场旁观人数成反比，即旁观人数越多，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
当然，这种理论因为很难获得权威数据证明，存有一定的争议性。张陆认为，所谓的围观很难做科学分析，尤其围观中的“冷漠”很难解释。“从众心理”和“旁观者效应”都只能部分解释“围观”。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突发事件引起围观的时候，这些围观者的确都是一群“无名的旁观者”。冷漠甚至起哄，或因为群体聚集时的“无名”和“旁观”。
虚拟的关注：围观改变中国？
“围观改变中国”这一口号颇为流行。这主要是因为微博的兴起，更多的“腐败”被网友自发地关注、曝光，从而达到了一定的舆论监督效应。另外一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也因为网友热心地转发求助信息，得到了救助。
“围观改变中国不是一句空话。”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邵建在回复《法制晚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在邵建看来：“我们今天非常需要这种虚拟世界的参与与介入，因为它可以实际地影响现实世界，很多官员因网民的网络关注而倒台即说明这一点。”邵建还认为，“围观可以把众多的个体力量形成一个有效的声势，它让任何人不敢小觑。”
相对现实中的冷漠围观，对于“虚拟围观”，很多人更为乐观。当官员的“名表”被眼尖的网友发现、曝光，流浪的儿童被人发微博救助，甚至高官被审判也能微博直播的时候，人们的确有理由相信：一个更为透明、公开、公平的时代的到来。
1791年，杰里米·边沁提出一种叫做“圆形监狱”的蓝图，它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环形监狱的中心，是一个中央监视塔，所有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这样的设计可以让一个监视者监视所有犯人，犯人却无法确定是否在受监视。
边沁自豪地把圆形监狱描述为“一种新形式的通用力量 ”，在几百年后，法国哲学家福柯却把这一设计视为“极权社会”的象征。所谓的“中央监视塔”就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84》里无形的“老大哥”。
如果用围观来解释“圆形监狱”，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彻底的“反围观”设计。如今的网络虚拟围观恰好就是这种“监视”的反面，“中央监视塔”不再监视别人，而是被无名的网友所监视、监督。所以，有媒体报道说，佩戴“名表”、抽“名烟”的官员都战战兢兢，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不会被网友发上微博，从而引起“围观”，进而“引火上身”。
但是，围观真的改变了中国吗？
选择性围观：娱乐八卦更吸引人
同样是网络围观，韩寒那场旷日持久的代笔事件，却被知名的媒体人许知远认为是一场“失焦的争论”。这个评论提醒我们：有些围观不值得花费太多时间。
确实，正因为网络的匿名、快速和简易，使得网络围观能够迅速掀起，但也因此可能迅速被淹没，而一系列的戏剧性娱乐八卦，也容易冲淡本该受到高度关注的公共事件，形成所谓的“选择性围观”。
正因为此，在微博里，有所谓的“拯救论”，某个商业公司或者社会组织的危机，因为一个戏剧性的娱乐围观事件而获得了“拯救”，从而摆脱了公众锐利的目光和监督。
南通大学老师、时评人张卫斌告诉记者：“现实的围观和虚拟的围观，最大的区别就是围观的成本不同，虚拟的围观成本明显要低得多。”成本的低廉，其实也意味着网络围观的脆弱性，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各种娱乐八卦、口水争论所吸引、分散。
这是网络围观天生就具有的弱点。随着人们对于这种弱点的控制、研究和把握，新的舆论调控技术也会越来越“成熟”。这就会导致这样一种危险：一些社会组织或者商业公司，很可能会通过制造虚假的网络围观来“拯救”自己面临的公共危机。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现在已经有一些商业公司开始使用这项“技术”了，网络水军的出现正是此担忧的最好证明。
不再仅看热闹 还要当主角
回顾2013年的网络娱乐事件，“帮汪峰上头条”是去年最著名的网络围观事件之一。
但在笔者看来，它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传统的网络围观事件，它体现了某种网络围观的新特征。
在这次围观中，网友不再满足于“看热闹”、“做旁观者”，不再满足于知道些什么，而是自发地“组织”起来“自娱自乐”，甚至通过虚拟的世界产生了对当事人真实的影响，最起码，汪峰因为这次“帮忙”而真的“被头条”。
张卫斌告诉记者：“在这次围观中，网友之所以要‘帮汪峰上头条’，其实是在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那就是他们认为汪峰根本配不上章子怡。”
笔者非常认同这个分析，它所表明和传递出来的信息是，现在的“旁观者”能够自发组织，也能够传递某种态度，形成某种真实的“压力”。
像“帮汪峰上头条”这样的围观事件在2013年还有很多，其中李亚鹏和王菲离婚事件也是一个“典型”。腾讯的记者开着车追赶王菲座驾，直接逼停对方车辆，拍照之后扬长而去。人们不再满足于“围观”他们是否真的离婚了，而是直接“切断”、“干预”围观的事件本身，进而让自己成为“主角”，成为被围观对象。腾讯成功了，他们的“独家照片”被传的天下皆知。后来腾讯的道歉，也像是一个娱乐主角的道歉秀。
一个被动“围观”的时代似乎正在成为过去，一个主动参与、干预、自娱自乐的“后围观”时代正在来临。
文/记者 曾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