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周志懿
撰稿/周志懿 黄逸秋 杨春兰 彭波 杜泽壮
2004年，山城重庆，《重庆时报》坐拥华商报系上亿资本呼啸而至，一时硝烟四起。
2004年的《传媒》，曾对重庆冠之以“报业第四城”，对《重庆时报》加盟战团的重庆报业进行了重点关注。
五年里，重庆的经济得到重大发展，甚至有专家呼吁将重庆、成都、西安连成一线，打造中国第四增长极，与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并驾齐驱。重庆，已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第四城。
在报业发展上，经历五年激战的重庆报业，战局如何？是否还能匹配“第四城”的美誉？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在乍暖还寒的春天里来到重庆。除了了解真实的重庆报业生态之外，我们甚至还希望，通过对重庆报业的关注，来展望目前整个中国报业的状态。2009年1至2月，受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报业广告整体下降30%左右，中国报业是否遭遇到现实的增长极限？报业的发展是已经饱和还是尚有空间？重庆报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整体中国报业发展的缩影。
希望本期专题能对读者认识中国报业的发展有所借鉴……
重庆报业现状之2009
刚下飞机， 记者就被重庆一栋接一栋矗立在山坡上的高楼吸引了。雾都重庆群山环绕，江水多情，一座座相互交叉的高架桥、城市轻轨、隧道、跨江大桥及帅哥靓女，让记者仿佛置身于3D游戏之中。当北京还是寒风凛冽时，眼前的重庆早已是满城翠绿、春意盎然了。重庆商报社的同志一路热情地给我们介绍着重庆的特色，车窗外一幕幕忽闪而逝的大厦鳞次栉比，仿佛向我们骄傲地展示着山城的繁华，这使我们对重庆的报业市场发展更加充满期待。
第四增长极
重庆坐拥巴渝，东望中原，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尽管面对广西北部湾、福建海西区域、武汉城市经济圈、安徽合肥城市经济圈、东北沈(阳)大(连)经济圈等的挑战，重庆能否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尚无定论，但3月6日出席全国两会的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还是提出了联合重庆、成都、西安，打造“西三角经济圈”的设想。一石激起千层浪，设想很快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点头称赞者有之，摇头质疑者有之。
在3月13日重庆市举行的社科理论界“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研究成果交流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重庆在“第四极”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形成了三种观点：观点一，重庆、成都、西安“三角”鼎立；观点二，重庆与成都“联袂主演”； 观点三，重庆有基础和实力演好“独角戏”。
记者注意到，不论哪种方式，重庆在第四极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重庆承东启西、跨越南北的战略价值，“西三角经济圈”突破秦岭屏障，贯通成渝、关中经济带，为西部大开发打造出引擎和龙头的设想更值得拍手称快。
作为全国重要重工业基地和西南最大的商业中心，重庆素以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和冶金三大支柱产业闻名。重钢集团、特钢集团、西南铝厂历史悠久。重庆在继续强化三大支柱产业的同时，正计划建设成西部地区的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
直辖12年来，重庆始终保持着高速发展。2008年，重庆市GDP 总量达到5096.66亿元，增速高达14.3%。在中央新增刺激经济的2300亿元投资中，重庆市拿到了76亿元，并将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调整出口加工产品的结构、增加信息产业出口业务、承接东部沿海加工贸易转移，可以确保今年GDP12%的增长。”重庆市市长王鸿举日前在会见港澳媒体时如此表示。蓄势待发的重庆正在被国内外战略家、投资家青睐，作为重庆重要宣传阵地之一的重庆报业是否准备好了呢？
不匹配的报业报业
在重庆市现有的26份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报纸中，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占了14份，销量更是占到80%以上。但包括日报集团在内，三分之一的报纸运营状况并不理想，已经或正在走向边缘化，让记者不禁为之惋惜。如经休刊调整后复刊的《旅游新报》、改成周报的《时代信报》、由周一刊改为周二刊的《大众网络报》、面向全国发行的《21世纪人才报》、交由新女报传媒出版的《健康人报》、高管持股运作的《人居周刊》等。
在重庆， 报业的竞争主要集中于都市报层面。“一家独大”的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重庆晨报》、《重庆商报》、《重庆晚报》与华商报系跟重庆市总工会联合打造的《重庆时报》间的竞争时强时弱、或明或暗，四家从未停歇过，没有一家主动收手。“几家都市报不是在把重庆报业的蛋糕做大，而是把蛋糕做小，还在小蛋糕里抢来抢去。”说这话时，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蔡敏脸上显露出一丝苦笑与无奈，“各报之间在互相拼抢对方的阵地”。
“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哪一方都不敢率先轻易做出调整。因为一经调整，必将产生新的市场空隙，马上就会有竞争对手填补跟上。”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陈夷茁清楚地知道，重庆广告的含金量仅相当于云贵川三个省会城市平均价格的47%～48%，但要改变它，使之与重庆的发展相匹配“尚需时日”。
在重庆报业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同质化的问题最突出，也最明显。同质化不但让4家都市报看起来相似，就连版块结构、印刷时间、发行时间、发行量、广告客户也非常接近，不但影响了广告价格，也使版面数量越加越多、广告折扣率越打越低，“只见流水，不见利润”。同质化不但困扰着重庆的报人与读者，还困扰着重庆市主管新闻宣传的政府官员。为此，重庆市委宣传部在今年春节后专门组织各报负责人到上海考察、学习上海报业的发展经验，希望改变现状。
记者从重庆市工商局广告处获悉，2008年重庆市__广告总额为33.32亿元，约占重庆GDP份额的0.65%，低于1.5%的世界平均水平。这其中，重庆报业的广告收入占GDP的份额还不到0.2%。这一方面表明重庆报业广告收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重庆报业尚不成熟，与北京、广州、成都等还有很大距离。
空间有多大？
“尽管2008年诸多的重大新闻事件让报纸显示出力量、焕发出新的生机，但广告收益下滑、纸价上涨、劳动合同法的执行使用工成本提升、金融危机的冲击等问题却不断困扰着报纸的进一步发展。”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报刊处一位负责人说。包括4家都市报在内，处于前两个阵营的各报的日子都并不轻松：从2008年至今，它们都在力求通过改版、调刊等手段，突破现有的困局，实现自我超越。如《时代信报》2008年9月休刊，10月复刊；《重庆青年报》2008年7月由日报改为周一报；2008年初，《重庆时报》改成小报；2009年1月9日，《重庆晚报》由对开大报改为四开小报。
与都市报的近身“厮杀”不同，“独孤求败”的《电脑报》也有自己的难处。虽然《电脑报》连续9年居全国IT类报纸第1位，平均期发量60万份，市场占有率升至76.69%，但东家——重庆中科普传媒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宁倡却忧虑地告诉记者：“互联网的冲击让IT平面媒体的顶峰时代过去了。”他告诉记者，《电脑报》的当务之急便是寻求创新、实现突破，虽然目前还没有找到适合的方法，但一定会向多媒体发展。而按照重庆市的规划，中科普公司、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将定位为重庆新闻出版领域最具潜力的战略投资者。未来5年，中科普公司要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总资产10亿元；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要实现销售收入20亿元，总资产45亿元。
据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提供的各报最新报送的数据显示，2008年重庆市报纸平均期印量为312.37万份，同比增长15.78%；发行收入25955.62万元，广告总收入116583.27万元。利润总额为8070.53万元。而记者从重庆市工商局广告处获取的数据则显示，2008年重庆报纸广告收入为91840.38万元。两者相差近2亿元。有业内人士分析，这很可能是由于两处获取数据的渠道与范围不同所致，如是否将区县的《三峡都市报》、《武陵都市报》、《巴渝都市报》、《酉阳报》四报及高校校报计算在内等。不管哪一个数据，都显示出2008年重庆报业广告收入的确超过了2007年的7.62亿元，增幅不小，而且首次超出电视(2008年重庆电视广告收入为73230.70万元)的收入。由此看来，虽然受各种因素困扰，但重庆报业的发展仍然有较大空间。
重庆报业竞争：五年拉锯战
“重庆就是个码头，只要二位记住重庆是个码头就行了。”重庆学者吴江文意味深长地说。
处于两江交汇的重庆，曾经是整个西南地区的贸易中心，重要的水路码头。码头文化也在历史的进程中积淀入重庆性格的方方面面。码头上的组织形式就是大大小小的“帮派”和“堂口”，带来的一方面是“堂口”内的互助打拼、豪爽耿直，是下水要拼命划船、上水要拼命拉纤的吃苦耐劳，另一方面也是“堂口”之间的争强斗气、重义气轻规则。而后者同样是重庆报业市场竞争尤其是都市报竞争中无法回避的特性。
重庆报业的市场化发声于1997年《重庆商报》创刊，而2004年外地资本的进入则使重庆成为了中国报业竞争最为激烈的城市之一。虽然与国内其它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存在的两个或多个报业集团相比，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在本地市场一家独大，但集团下属各报(《重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与集团外报纸《重庆时报》(其背后是实力雄厚的华商报系)实力不相伯仲，一场至今已长达5年的白热化拼杀也由此展开。
从三国演义到两军对垒
2004年的重庆报业市场有两件事将注定被载入当地报业历史：《重庆商报》“小红帽”上街和《重庆时报》强势入渝。重庆似乎也因此具备了成为继北京、广州、成都之后“报业第四城”的潜质。
2004年7月，以“魔鬼发行人”著称的《京华时报》副总经理谭军波加盟《重庆商报》，任副总裁，分管发行与专版专刊。此前《重庆商报》为适应报业市场化需要，已于2002年将报社优良资产剥离，成立了由报社绝对控股的重庆汇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8月3日，重庆第一支正规化、专业化的报纸发行队伍——商报“小红帽”，以红衣红帽的统一装束出现在重庆街头。这支1000多人的队伍打破了重庆报业代理商把持渠道的发行格局。完成初期的铺点扩张后，商报“小红帽”把人员稳定在600人左右。据了解，“小红帽”上街后，《重庆商报》的发行量在原有基础上翻了一番，更重要的是，《重庆商报》由此在较大程度上控制了自己的发行终端。
更大的震动来自《重庆时报》，这是由外来资金加空降部队打造的一张全新的报纸，由华商报系号称滚动投入1个多亿改造《现代工人报》而成。2004年8月25日，由曾经成功打造了《潇湘晨报》的柳祖源领军的《重庆时报》创刊，依托华商报系成熟的管理经验和新闻资源，以一系列娴熟的市场化攻势为手段，《重庆时报》很快成为当地的主要报纸之一。
《重庆时报》的创刊使得自2000年以来形成的重庆报业格局被打破。以前重庆报业市场的竞争主要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重庆晨报》、《重庆晚报》和当时尚属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主管的《重庆商报》之间进行,追随者为《重庆青年报》、《重庆经济报》,《现代工人报》、《消费导报》、《重庆法制报》又次之。《重庆时报》强势切入,使得原来各报既得的市场开始重新划分，重庆报业拉开了新的竞争帷幕。事实上，重庆报业已经开始秣马砺兵、枕戈待旦，为了应对商报、时报的挑战，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开始整合广告资源，将日报、晨报、晚报的广告统合起来成立了广告总公司，晨报还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开始了长期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此时的《重庆青年报》正处于短暂辉煌之后的爬坡期,由于高层更换频繁、采编队伍不稳定、经营出现问题等原因，还没有来得及上坎，就被这一波热浪打了下去。由此，重庆报业市场形成了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商报》与《重庆时报》三国演义的局面。
谁也没有想到，仅仅1年之后竞争格局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05年11月，根据重庆市政府批复，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所属的重庆商报社、重庆印刷第一厂和重庆新华印刷厂整体划转至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报业市场格局由此发生大逆转，《重庆时报》成为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抗衡的唯一一极，这也标志着重庆本土报业开始联手与外来资本博弈。
《重庆商报》本是晚报和晨报的有力竞争对手，这次携子报《渝州服务导报》加入集团，表面看既为自己找到了稳固的靠山，也了却了集团收编商报的夙愿，但事实远非如此。作为一张彻头彻尾市场化的报纸，要融入一个传统体制下的报业集团，无论在体制的适应上抑或在企业文化的融合上都存在着相当的难度，昔日竞争对手身上的“火药味”也难以在朝夕之间消除。而商报最初确实“受过委屈”，据说，在集团内部的一次联欢会上，明明商报的节目质量最优，却因为其他报纸在评委中占多数而无法获得名次，商报社长郭汉江不得不专门为此对商报员工进行安抚。更明显的后果是，加入集团初期的不适应对商报士气造成打击，一年以内流失了一批经营骨干，谭军波、汇融集团总裁助理郭登礼和《渝州服务导报》主管广告的副主编廖佳都在这一时期离开。而这一磨合期历时整整两年。
另一方面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当时的内部结构来看，晨报和晚报均属于都市报，同样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竞争。即便负债累累的《重庆经济报》，虽不能对晨报和晚报构成威胁，但依然是走都市报的路子，跟这两家报纸形成同质化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势下，定位与上述三报基本相同的商报进入后，报业集团内部如不调类似这样的捆扎废报，在重庆的街头还有许多，由此可以想象重庆报业竞争之激烈整某些报纸定位，则必将加剧“窝里斗”，资源整合不成反倒加剧内耗。正是看清了这一点，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内部定位调整同时启动，11月30日，《重庆经济报》刊登了停刊公告，该报订户转为送《重庆晨报》。
反观《重庆时报》，作为外来资本在重庆市场的代表力量，商报并入报业集团使得其彻底陷入被本地报纸包围的处境，三国演义变成了“三打一”，有关时报被报业集团三报“封杀”的消息频频见诸网络。尽管当事双方对此各执一词，但竞争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柳祖源“时报将完成再造重庆报业市场的使命”的豪言无疑为时太早。2005年末，再度传来爆炸性新闻：《人民日报》旗下的投资公司——华文控股收购了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纸华商报系主要股东华盛集团，成为其最大股东。换言之，时报因此获得了《人民日报》的强大背景。有人评价，时报在晨、晚、商报的联合狙击下，举步维艰，只好找棵大树靠一靠，以缓解压力。但时报的困局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改变，混战仍在继续。
恶战之城
2008年9月4日，《重庆时报》头版刊登了一则某地产公司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广告总公司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地产公司承诺在2008年底前在重庆时报的投放份额不超过8%，并于9月31日之前将报业集团各媒体不足份额补足，即可享受VIP客户的价格优惠。几乎同时，坊间流传时报也出狠招，房地产广告不仅“买一送一”，而且只要不在其他报纸上投放广告的楼盘，即使不投放时报的广告，时报也可以免费送其一个版。
暗地斗法被摆上了台面，一时间舆论哗然，但实际上，恶战早在时报创刊之日起就已开始。造成恶性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报内容定位的严重同质化。有限的市场上同时流通着《重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重庆时报》等都市报。这几份都市报内容大同小异，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家新闻”。为避免恶战并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为防止广告经营的内部恶性竞争，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实行了广告经营统分结合的管理体制，实行上统下分。集团制定了12条制度，成立了监督管理办公室和广告管理委员会，对广告折扣、发行价格等实行“六统一”。集团内报纸必须遵循这些内部竞争的游戏规则。监管办对广告每天进行监督，如有违规问题就协商。
在内容上，四报也开始寻求各自的侧重点。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对旗下三报提出三个“多一些”，即《重庆晨报》定位于最早上市，信息量更多一些；《重庆晚报》历史最长，定位于有文化内涵的东西更多一些；《重庆商报》的经济类报道比重更多一些。而时报在保持“网络新闻”的精美包装外，本地新闻也逐步在从重视“农村题材”过渡到“都市报道”，更适合都市报的标准。但从总体来讲，各报的差异并不明显，也仍然没有形成各自明显的内容优势。
内容定位的同质化造成了竞争手段停留在较低级的水平。根据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庆社会科学院共同发布的《重庆新闻出版业发展报告(2007—2008)》披露，.. “有偿新闻、虚假新闻和格调不高新闻程度不同地存在于报纸版面；发行竞争无序，低价倾销、有奖征订、捆绑搭售、抽奖促销等不良发行手段层出不穷，而且花样翻新；广告竞争乱套，报纸无节制扩版，广告版越来越多，表面上欣欣向荣，实际版面价格大大缩水，广告刊例价、折扣率下降”。
由于四报的激烈竞争，重庆报业广告市场增长大大低于报纸成本费用的增长，使得商报处于“微利”状态，时报则年年亏损。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委宣传部只能发挥行政力量进行干预。2005年8月，重庆市委宣传部出面敦促包括日、晚、晨、商、时等在内的16家报纸签署《规范报纸发行和广告经营协议书》。《协议书》对报纸发行和广告经营中的不正当行为进行了明确界定：一是严格规定了各报的年发行最低征订价和最低发行价，二是要求各报不得在报纸发行征订业务中向报纸订户和零售用户赠送礼品，三是对各报经营广告折扣率和版面总量作了明确规定。《协议书》还特别明确了违约认定程序、违约责任及承担方式等相关内容。2006年1月，重庆市委宣传部再次召开规范媒体经营行为专题协调会，就规范重庆报业市场广告、发行等经营领域的竞争行为听取各方的陈述和意见，进行协调。会议决定，各媒体必须遵守《规范报纸发行和广告经营协议书》的有关规定，今后谁先违反规定挑起争端和矛盾就处罚谁。在这次协调会的会议纪要上，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副总裁张佑国、商报总编辑张宪民、时报总编辑柳祖源等大腕的名字赫然在列。
然而，不是协议书一签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恶性市场竞争更不是简单靠行政命令就能化解的。面对你死我活的生存压力，苍白的协议无法阻止各报频出的恶招，尤其到了报纸年度征订时，各报的发力手段简直叫人瞠目结舌。家住重庆市高新区的网友“瞌睡遇到枕头”就对各报的扰民式征订牢骚满腹：“重庆报纸的发行员最疯，为了订报啥子疯招都使出来了，一是免费给你当门童，天天守你家门口。二是比警察还查得严，告诉她我们已经订了的，她竟然要看我们的订报收据，说这一片都是她负责，哪个敢订？三是免费给你擦门，说老实话，我家的门如果是木头做的，可能早就擦穿了。晨报发行员比商报的要聪明点，只要前面来的一个是商报，她们就会问，商报的价格是多少啊之类的问题，但我最不明白的是，都是都市类报纸，价格为什么可以差这么多？时报的发行员从不单独一个来订报，全是三五成群体的，门还没开，从猫眼里就看到明晃晃的一把菜刀，当然是订报的赠品，可哪个敢开门嘛？这是以前，现在时报的订报员大多在门口摆摊子订报了，什么菜刀、锅盆、椅子、保健品一地都是，看到都觉得烦”。
尘埃未定
经过5年的拼杀，晨晚时商四报不论在广告或发行上都依然没有形成等级差别。各方提供的数据显示，虽然四报座次各有不同，但都牢牢占据市场第一梯队。而同质化带来的恶性竞争已经成为阻滞重庆报业发展的顽疾。自2004年以来，尽管重庆报业始终保持稳定增长，却一直没有拉近与近邻成都的差距。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和重庆市工商局提供的2008年整个重庆报业市场的广告收入分别为116583.27万元和91840.38万元，而据成都报界人士披露，仅《成都商报》一家去年的广告收入就达7亿元，整个成都报业广告收入则为40亿元左右。
进入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加之2008年新闻纸价上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导致报业成本增加的后续影响，2009年.. 1～2月份，全国报业广告整体下滑30%，整个重庆报业市场份额则下滑22.9%。受大环境影响，重庆四张主要的都市报广告刊发量和到款量都呈两位数下降，平均水平达20%多。但我们依然有理由对重庆报业未来保持乐观。2008年国务院批准重庆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试验区，2009年国务院又专门出台3号文件，为重庆设计了一整套政策以加快重庆地区的发展。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说，重庆虽然穷，但是讲到优惠政策，称得上有个“合订本”。全国人大十一届二次会议期间，重庆市长王鸿举表示，中央政府为拉动内需拨款40000亿，在已经分配了的2300亿中重庆便拿到了74亿，比重庆人口在全国所占比例2.4%还要多一些。综合以上利好，重庆有条件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借势有利的大环境，重庆报业的未来无疑值得期待。
面对严峻的现实与巨大的机遇，晨晚时商四大报谁将胜出？又将如何胜出？
市场竞争的规律告诉我们，未来，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在由混乱到繁荣的跋涉中，重庆报业必然还要经历痛苦，也更需要理性与执著。
重庆商报的传奇
重庆商报社长郭汉江的办公室，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大气、清爽。他说，当家人要时刻头脑清醒，时刻要警醒所站的高度，不断因市场之变求变，因自己之变再求变。2009年，受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重庆报业广告整体下降20%以上，而商报在重庆的几张都市报中算是境况最好的。记者注意到，他的文件柜里保存的两份报纸格外醒目，一张是与直辖市同龄的重庆商报创刊号，一张是他到商报后负责签发的第一张报纸。与这两张报纸相比，今天的《重庆商报》显得更加时尚而厚重。郭汉江说，商报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将商报认同为一种商品，既然是商品，就要按市场规律出牌，尤其是面对这场金融海啸，商报在去年底就开始着手应对这个传媒冬季。
第一桶金
据郭介绍，《重庆商报》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从最初的300万元贷款起家到现在的产值近3个亿，11年时间里，重庆商报几经沉浮。“我们在不断做乘法，这个乘法就是在300后乘10，而不是单纯地做加法”。郭汉江认为，做加法对于商报太慢，只有做乘法，不断地高速增长，才能真正适应市场变化和读者需求。
1997年1月1日，《重庆商报》依靠力帆集团300万元贷款起家，尽管力量弱小，因为是和直辖市一起成长的报纸，一开始就分割了当时的《现代工人报》、《重庆晚报》和《重庆晨报》的读者份额。但是这样的份额在当时晚报和晨报眼里是“无名小卒”，广告商也不认同，所以从1997年到2000年，与商报结缘的是“亏”字，以致于1998年郭汉江到商报负责经营时，“最发愁的就是每个月给职工发工资，到处贷款借钱。”他称，报社在最开始的那段时间，一到发饷时，他最闹心，也是他认为自己最无能为力的时候。
面对如此窘况，重庆商报的领导团队开始思变，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和办报理念。2000年，商报开始在广告经营上作文章，采用相对灵活的市场化策略。当时的广告经营方式为自由赛跑的竞争方式，商报开市场之先河成立两家广告公司代理报社部分行业广告，同时与其他广告公司深入合作，采取广告代理和自营相结合的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报社的广告经营。另外报社开始尝试与商家和行业协会共同策划活动，通过专刊进行推广，这种策划经营的初级方式拉开了商报策划营销的序幕，并促使商报广告收入快速增长。至此，商报的经营状况发生了质的改变。当年的数据显示，该报基本上结束了在发展中亏损的局面，甚至还赚到了商报历史上的第一桶金，从此扭亏为盈，此后经营额基本稳定在六千多万元的水平。
以前的.. “无名小卒.. ”转眼间成了“后起之秀”，商报的发展态势引起了当时的《现代工人报》、晚报和晨报的警觉，这些报纸开始对商报形成合围之势。如何让商报快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强势媒体，在当时的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局长陈夷茁的支持下，郭汉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谋划，主要策略就是采编与经营剥离，实行公司化运作，将报社优良资产剥离，成立了由报社绝对控股的重庆汇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机制的改革使商报轻松上路，并由此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当时已经盛行的策划概念让商报团队意识到，光靠经营人使劲吆喝商报是如何如何好，商家不一定买帐，一些企业对媒体已经提出了新要求，不愿意媒体只做简单的“二传手”，而是希望借助其平台展示新形象、传递新信息。为此，2003年，重庆汇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了专门的策划部门，以谋略之道推进经营之果，策划竞争代替自然竞争，使策划成为经营的润滑油和添加剂。
“我们打的是组合拳，而不是东一拳西一拳，”郭汉江称，策划部门的重要职责就是整合多个经营部门，集合经营资源，通过大型活动或重要节假日的活动策划，搭建具有传播影响力的展示平台。商报此举果然得到商家追捧，他们不仅前来展示，而且还期待商报参与到他们企业中，为他们服务，量身定做广告信息等。记者在重庆的采访中，即使商报的竞争对手对商报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重庆商报的活动策划数量多，活力大，连续不断颇具创意的活动营销促使其高速发展。据了解，商报每年有一定规模的策划活动都在近百个左右。一年一度的“时尚产业周”、“年度行业飚榜评选.. ”、“美食节.. ”、“汽车节”、“读者节”、“圣诞狂欢节”等已成为影响重庆的大型品牌节日。
在资源配置方面，“二八理论”在商报也被充分利用。据郭汉江介绍，以前的经营资源配置几乎是平均用力，所以在版面表现等方面无疑造成资源浪费。为改变这一现象，商报对经营资源进行整合后，用80%的资源(人力、物力、版面)去打造20%的事情，如确立汽车、地产、财经等重点行业和版面。
除了广告经营模式的变化，原有的发行模式也在求变。2000年以前商报就组建了重庆第一支正规而又专业化的报纸发行队伍——商报“小红帽”，彻底打破了重庆报业代理商把持渠道的发行格局。从该年度开始， 商报一直坚持商报与读者零距离的发行模式，商报发行员第一时间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这一模式使商报的发行较当时的晨报、晚报有优势得多，让商报拥有了更多的读者群，在读者结构方面，知识型和家庭型读者占绝大多数。
2004年，对于许多重庆本土报人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也是转折性的年份。陕西华商报系空降重庆，携雄厚资金和人才吞下当时已经残喘的《现代工人报》，更名为《重庆时报》，欲与晨报、晚报和商报等一较高下，重庆媒体之争一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但即便多了一个竞争对手，此时的《重庆商报》依靠已经形成的灵活的经营机制、市场化的经营策略、品牌化的包装推广远远跑在了时报的前面，“从2002年开始， 6 千万、1亿、1.6亿、2.1亿、2.3亿、2.5亿，这么多年一路走过来，商报连续有四五年都是40%～50%的高速增长。”郭汉江谈到。《重庆商报》真正跻身为重庆主流强势媒体恰是在时报登陆重庆的前后两年。
风雨磨合
然而， 恰是在发展的盛夏，重庆报业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2 0 0 5 年1 1 月，原属重庆市新闻出版局的重庆商报社整体划转至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由于体制与文化上的差异，商报从此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磨合，特别是搏击多年的商报早锤炼成纯市场化的报业实体，要融入集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计划色彩与机关作风的大家庭，恰是南橘北枳，曾经受过不少“ 委屈”。
也是在那段时间， 关于商报财经报的定位成为重庆网络关注的焦点，不少网民以为，商报会走向死胡同。“在中国，一份纯经济类的报纸若没有强大的资金、人力支撑，生存将非常艰难，很可能就走向了死亡”，一位负责《经济观察报》等大牌财经平媒的职业报人曾经断言。然而现实出乎这位报人的预料，郭汉江在内容的定位上有自己独到的一套见解，“由于特殊的媒介生态环境，办成纯粹的经济类报纸将难以存活。当然我们也在逐渐加大对经济新闻的侧重，但若要脱离区域情况，违背市场原则，冒着失去读者的风险迎合商字，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管并不并入集团， 商报的发展脚步不会停滞甚至倒退，郭汉江认为，求变、求活、求发展是商报发展的根本，对于新闻产品，郭汉江提出 “主流、好看、轻松、有用”八字办报理念。用他的话说，八个字很实在，但也很实用，《重庆商报》随之坚持以“主流、好看、轻松、有用” 的办报理念，并逐步形成了以“新闻提质”、“转型攻坚”、“报网互动”为目标的，坚持以经济和民生为特色的定位，坚持以市场调查和市场考核为报纸采编质量的评判标准，坚持以策划带动版面、以策划形成特色的操作思路。
如果将采编与经营比喻成报纸的两只手，商报经营的手似乎伸得更长。记者了解到，商报的策划一直是其经营的主导。面对市场竞争，策划也逐渐集中在“策划、活动、服务、速度”八字方针上展开。 商报在2004年就成立单独的策划中心，将报社的新闻策划资源和经营策划资源整合到一起，通过整合报社的资源，强化策划对采编和经营的助推作用，从而提升报社在当地的传媒竞争力，拉动广告收入。比如与重庆市政府合作的三峡国际旅游节，创意重庆国际城市形象论坛，理财节，第四届、第五届中华美食节，家博会；十七届全国书市，与行业主管部门合作的品牌大考，商报教育专家联盟；与媒体及其他资源平台合作的，中国住交会“三名”评选，中国案例评选，汽车风云榜，新丝路模特大赛，国际旅游小姐大赛等等。客户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既提升品牌，又拉动销售，与商报形成了双赢的局面。
回顾四年来的风雨磨合，商报由原来的人才流失到如今的再发力，集团也给予了商报非常充足的土壤。在集团的四张大报中，给商报的政策也是最宽松的。不仅维持了商报原有的体制、资源配置和干部队伍，而且允许商报实行独立核算，也不用向集团上缴利润，为商报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经历磨合期后，商报的活力再次被激发。
打造小航母
2008年下半年，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让商报人意识到，这场危机同样会波及商报，如果应对不适当，商报或许会被这场危机拖垮。去年的年终会上，郭汉江就在全报社敲响警钟，也适时提出了应对危机的策略。 “金融危机的影响将会慢慢显现出来，我们今年的策略是大小通吃，而不再是以往的抓大放小”。
大小通吃不仅体现在商报经营上，各个行业都要全面开花，多点出击。策划竞争更为显现，商报要求策划中心、各个事业部和广告代理公司无论大小策划都要做，不仅做好展示平台，而且要服务好广告客户，在整个市场广告份额减少的情况下，将更多的份额赚进重庆商报社。记者在策划中心采访时，看到该中心策划人员都在忙碌，每个人都有策划案，每个月都有大型、中型策划活动。从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商报的策划活动的确为商报赚足了吆喝，汽车、地产、财经等行业的36%广告份额为商报所拥有，参与活动的广告客户也对商报的策划大声叫好。2009年3月19日，是《重庆商报》汽车周刊发布的日子。记者注意到，当日的商报光汽车品牌广告就有整整30个半版。
可以说，商报的整合举措在办报理念和方向上因这场金融危机实现了大突破。《重庆商报》总编辑张宪民介绍，该报除了继续坚持原来的办报理念——“主流、好看、轻松、有用”，2009年初进行全新改版，并在贯彻“原创、独家、声音、互动、活动”这一改版原则，在做强民生新闻的同时将着力打造财经新闻版、证券新闻版、理财新闻版以及财经周刊。同时，强化报网互动新闻版并增加记者博客，前者实现与大渝网的互动，后者在全国纸媒体中率先尝试这样的新闻视角。
无须讳言的是，商报的基础的确是目前重庆几张都市报中最好的，除了《重庆商报》这个主体，郭汉江已经开始在谋划打造两报一网一中心的“小航母”。目前，报纸方面集团已完全委托商报经营管理《渝洲服务导报》，经过重新谋划发展，将与现代传播等联手打造，由邵忠的团队负责模板与内容的建设，商报负责经营，现在已经进入工商注册阶段。
另据郭汉江介绍，大渝网的发展势头良好，去年实现了百分之四十几的增长，今年1～3月份仍实现了8%的增长。
布局中的一个中心在许多业内人士眼中，不啻为一块金字招牌。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管、商报为法人代表的对外交流中心，是《重庆商报》实现“提升品牌、广告增量、以会养会”目标的平台，通过与政府的联姻，目前招商已将近三百万。
“我一直相信冬天的时候越是没有声音，春天来到的时候也许就可以积蓄更多的力量。我们拥有几大良好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别的报纸用单一渠道进行发展的时候，我们拥有的资源已经整合为一个套餐。拿做广告来说，客户是愿意只在报纸上刊登，还是愿意既有日报又有周报，又有网络呢？”郭汉江自信满满，商报人也自信满满。
报人柳祖源的坚守
谈起重庆报业，如果忽视了《重庆时报》，显然是有失客观的。尽管有强大的华商报系作为后盾，尽管时报在五年拉锯战中同样频频出招，但由于华商总部远在西安，对重庆有鞭长莫及之憾，而日报集团一家独大，两者相争，在外人心里，情感的天平自然倾向了时报这个“弱者”。而要谈及《重庆时报》，自然离不开其背后的灵魂人物——柳祖源。记者拨通了柳祖源的电话，告知其采访意图，但柳听说我们之前已经去了商报，便婉言拒绝了采访，拒绝的原因记者不得而知，但隐约之间，记者已经嗅出了硝烟的味道。
柳师出《华西都市报》，因不到4年时间将《潇湘晨报》带上湖南都市报业翘楚位置而声名鹊起，后又成为华商报系布局作战重庆的领军者。曾经有人这样形容他——他是一条在传媒江湖快乐地游来荡去的鱼。有一天，这条鱼游到了嘉陵江与长江汇流之处，他跟人们说“我这条鱼游回重庆后不会再向外游，我希望永远依傍重庆这个码头”。然而，近五年时间过去了，这条鱼能否适应两江汇流的水温？他是否依然还在快乐地游荡？
拼命三郎返故里
2004年8月25日，重庆市总工会所属的《现代工人报》被改头换面成为《重庆时报》，柳祖源携华商的人力财力登陆重庆报业市场，他曾踌躇满志地这样表示：“我是将自己的命运与重庆系在了一起，我是来做拼命三郎的。这与过去在《华西都市报》、《潇湘晨报》又是非常不同的状态。在其他地方，失败了还可以再来，在这里，失败了便无可挽回。”看来他将命运托付给了重庆报业，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他的根在这里。
柳祖源踌躇满志进军重庆报业之际，重庆报业市场又是怎样一个竞争格局呢？据记者了解，当时的重庆都市报市场已经有了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重庆晨报》、《重庆晚报》、《重庆经济报》和重庆新闻出版局所属的新闻中心主办的《重庆商报》四家都市报以及重庆市团委的《重庆青年报》，《重庆时报》要想从中再分得一杯羹，必须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在第二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上，柳祖源曾经这样说：“现在，都市报必须以核心竞争力进入市场的特定位置，满足受众的特定需求，新的游戏规则开始了。”柳祖源找到的这个新的游戏规则，记者理解就是做出特色，就是差异化竞争。他强调“必须确定市场边界，确定各自深度耕耘的范围。谁的边界越清晰，谁的市场控制能力就越强”。
这个拼命三郎以实际行动在践行着自己的承诺。客观地说，《重庆时报》本着差异化的竞争策略让重庆报界耳目一新。一版的导读呈“货架式”排列，让读者在感受厚报的同时也享受了新闻的“盛宴”。《重庆时报》以重庆主城区的行政区划设置版面，暗合新兴都市报的新闻价值理念，柳祖源把这种分区设置版面的操作手法称为“致力于中国传媒重庆叙事”，在全国开创了先河。这个阶段的《重庆时报》以大量的社会新闻，尤其是贴近区域的“身边新闻”迎合了读者需求。柳祖源认为，一张能够唤起读者阅读需求的报纸应该能够真正表达时代声音，体现市场需要，为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行为进行新闻式的出谋划策，塑造并服务于普通大众的生活方式，这才是一张好报纸。《重庆时报》专门设立视觉部门，它一出场，就以强烈的视觉化思维方式震动了重庆报界，也确实获得了相当的市场份额。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重庆时报》就号称有了30万份的发行量。数据未必精确，但不可否认的是《重庆时报》已经成为重庆市场上对日报集团构成主要威胁的都市报。拼命三郎为时报在重庆的发展谋得了一席之地，时报的锋芒初露。在为重庆报业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让重庆的报人感到了危机，“战争”由此开始。
3月16日，雾都重庆也迎来¬了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上午11点50分，记者来到了位于重庆市陈家坪金冠机电市场西北边的一家三峡报刊零售厅，据这位摊主介绍，《重庆晨报》、《重庆时报》卖得最好，平均每天分别能销售23份上下，《重庆晚报》能卖到20份，《重庆商报》能卖到十几份，但是有一段时间，卖《重庆时报》的人少了。据业内人士介绍，这是报业集团发行公司以补贴零售摊主的方式来抢占零售终端的做法，后来时报马上加大对摊主的补贴。双方在发行终端的抢夺上一直处于胶着状态。
离这家报摊不远的陈家坪汽车站对面的一个报刊零售厅的摊主也向记者介绍了一些销售的情况：“《重庆晨报》卖得最好，平均每天能卖出70多份，《重庆商报》、《重庆时报》能卖到50份左右，《重庆晚报》原¬来只有30份，但改成小报后销量上升了很多。”他说，报纸的销售情况跟摆放的位置也有一定关系，哪张报纸的位置显著一点，哪张报纸销得就会好一些，谁¬给他送一些礼品，他就把谁¬摆在显著的位置。
一两个摊主的介绍，也许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重庆报业市场的状况，但却让记者闻到了“硝烟”的味道，因为早在2005年11月，面对《重庆时报》强劲的发展势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将《重庆商报》收编旗下，以便对抗《重庆时报》这份“外姓”报纸。自此，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与《重庆时报》代表的华商报系进入了“两军对垒”的局面，一边是一张拥有雄厚资本实力的外来报纸，一边是几乎集合了重庆所有优质资源的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面对对手的发行竞争，《重庆时报》以“黄马甲”发行团队另辟蹊径，这个队伍一直是将报纸送到订户手中，并提早了发行时间，同时《重庆时报》的有偿“废报回收”策略也解决了读者积累旧报无处置放的忧虑。
如果说这种发行上的迂回战术使柳祖源初战告捷的话，那么广告争夺战便真正开始了正面交锋。吴江¬文说，《重庆时报》在重庆报业市场频频遭遇竞争对手的招数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记者在重庆市工会大楼采访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原¬局长、《现代工人报》原¬总编辑¬、《重庆时报》调¬调小组原¬组长赖炳福时，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一张赫然悬挂着的牌匾——《重庆时报》调¬调小组职责，赖炳福向记者介绍道，这个调¬调小组自《重庆时报》创办就成立了，负责《重庆时报》在重庆地区的相关事务。比如，《重庆时报》的发行和广告一度陷入恶性竞争，调¬调小组的成员召集了一些人大代表、政调¬委员去调研，力图通过这个途径来帮助解决问题。
当柳祖源秉承华商一贯的都市报办报模式闯入重庆报业市场时，一方面加剧了重庆报业的竞争，另一方面却屡屡发生触礁事件。据吴江¬文介绍，《重庆时报》在重庆的量化考核分一度被扣减到将近零分，这为一向特立独行的《重庆时报》敲响了警钟，也让柳祖源绷紧了生存的弦。他必须要在保持读者已经¬接受的“时报风格”的同时，另辟一条同时也符合核心价值的道路。从后来的报纸中可以看出，柳祖源选择了一条“小骂大帮忙”的路，也就是抓住主旋律的题材，不惜一切代价做大、做深、做透，而对于那些不关痛痒的小事也是尽量做到吸引眼球。尽管柳祖源得意于自己的新闻风格，但重庆本土报人及一些官方人士依然对“柳氏风格”表达了自己的反感。他们认为，时报多习惯于渲染夸大负面或花边新闻，在选题设置上误导读者，这种纯粹的“吸引眼球”的报道方式降低了新闻的质量与档次，是很不负责任的。
弱者？强者？
2008年《重庆时报》已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但与报业集团的几张报纸相比，其资本的压力依然是最大的，而华商报系的资金投入同样有一个上限，不可能永远无节制地投入，有人断言，现在的柳祖源已是“强弩之末”。然而，柳祖源和他的《重庆时报》真的是弱者吗？
《新女报》总编辑¬王浩明确地告诉记者，“我认为柳祖源是强者，我们才是弱者，我们有三张报纸，而他只有一张，去年很多地方的报纸在涨价，而我们却没法涨，因为柳祖源不涨；他在闯市场投入阶段，可以给广告客户送版面，如果我们也送，就是三张报纸都要送，我们的运营成本要比他高得多；他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机制上比我们灵活，柳祖源可以拿年薪，他甚至可以跟自己的中层干部去谈年薪，这些我们都没法做到。所以《重庆时报》跟我们比，是船小好调头，身轻如燕好竞争。”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掌门人陈夷茁则更加直言不讳：“《重庆时报》是在拿高投入破坏重庆正当的报业竞争，跑马圈地，造成报业市场的恶性竞争。”鉴于双方存在客观上的竞争关系，记者对这些说法不好评价，但曾任《重庆晨报》总编辑¬和《重庆青年报》总编辑¬的李鸿仁的一席话似乎更耐人寻味：“外来办报者在重庆施展不开有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新闻价值的认同以及对新闻的处理上会和重庆报人有差异，重庆报人会更加严谨一些”。
据记者了解，外地入渝的办报者不止柳祖源一个人，比如，由重庆力帆注资的《重庆青年报》也曾经¬从外地引进过人才，但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龚建平曾经¬两进两出，还有堪称发行魔鬼的谭军波，加盟《重庆商报》之后又退出，唯有柳祖源，他战斗了四年多，坚持了四年多。不管竞争多么激烈，柳祖源始终将自己和时报捆绑在一起。吴江¬文告诉记者：“时报的创办，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冲着某个媒体来的，而是冲着整个重庆报业市场来的，经¬过了两三年的发展之后，时报才开始寻找自己的话语权，2007年《重庆时报》大改小，真正把矛头瞄准了《重庆晨报》。”然而，此时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将“做大做强《重庆晨报》作为占领重庆报业市场的一个战略性规划，必然会倾斜人力物力增强晨报的力量。面对着有强大的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做后盾的《重庆晨报》，柳祖源和《重庆时报》的处境又如何呢？
有人认为，《重庆时报》四年多时间才达到收支平衡，再加上时报内部暴露出来的人员流失等问题，华商还能否一如既往地对其提供资金支持尚需打一个问号。也有人认为，柳祖源也许正面临着华商对他产生的信任危机，理由是2008年初，华商已经¬派驻到《重庆时报》一位专门负责内容的副总。但记者随即咨询了华商报系执行社长孙晓冰，孙向记者坦言，不存在给时报断奶的说法，只要时报需要，华商报系还可以加大投入。可见柳的坚持背后是华商报系的有力支持。
谈及《重庆时报》未来在重庆的发展问题，被人誉为都市报之父的席文举说，“将《重庆时报》也划入报业集团我认为是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子，或者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重庆时报》虽然报纸办得不错，但得不到好的经¬济效果。所以划入集团变相地成为无竞争，一家人相安无事。说穿了异地办报在目前体制下是天真烂漫的想法。所以我想目前情况下就是不要竞争，但是最好将这几张报纸压缩成两张报纸，压缩成一张最好，质量最高，成本最低，市场最大，让报纸有生有死。” 吴江¬文则认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时报在重庆的发展还需要磨合，重庆毕竟有重庆特色，特别是独特的城市文化；从市场角度看，答案是明确的；若从非市场的角度看，那就难说了。
面对种种尴尬和猜测，坚守的柳祖源将何去何从？
重庆晚报和重庆晨报的故事
俗语说得好，“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在重庆报业市场，最能称得上是兄弟的应该非《重庆晚报》与《重庆晨报》莫属了。二者同属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同属都市类报纸，同为集团下属的二级法人，发行同样由集团发行公司负责，甚至在内容上也有太多同质之处。在集团的统一调控下，这两位“兄弟”当然是“同心”对抗竞争对手的， 之前与《重庆商报》打得火热，后又与《重庆时报》顽强抗衡。然而据记者的调查，晨报与晚报的“同心”却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达到“断金”的效果，相反，经过几年的博弈，两位“兄弟”却越来越面临着不同的命运。
晚报当年
“愿做报春燕，飞入百姓家”。24 年前的4月25日，《重庆晚报》以这样一句颇富诗意的口号深入到重庆的千家万户，成为重庆市的第一张都市类报纸。
由于缺乏同城竞争者，《重庆晚报》当之无愧地坐享着“老大”的利好，日子也过得相当红火。“那个时候只有4个版，最多的时候8个版，但是每天在日报集团门口的张贴栏里，围满了看报纸的市民。报贩们每天都在报社排队等着取报纸。特别是到20世纪90 年代，广告客户争着上广告，都要排队3天以后。”一位曾在《重庆晚报》供职的老报人如晨报》如是说。
在记者的街头走访中，大多数读者反映，在重庆报业市场上，《重庆晚报》的确是一张老牌的有着深厚的受众基础与品牌底蕴的报纸，在《重庆时报》进驻之前，《重庆晚报》一直还稳坐老大的位置。就连《重庆商报》社长郭汉江¬也对《重庆晚报》表达了由衷的敬意。他告诉记者，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重庆晚报》还是能做到一报独大的。即使到了2000年，《重庆商报》的广告还只有2000多万元，而《重庆晚报》已经¬稳收1.4亿，纯利达到8000多万。而这一切离不开《重庆晚报》的一位强人，他就是该报现任总编辑¬石刚。
翻¬开石刚的履历，这位在重庆报业中颇有声望的报人主要的职业生涯都与《重庆晚报》密不可分。石刚1991年进入《重庆晚报》工作，历任该报副主任、主任、编委、副总编、常务副总编等职务，对报纸经¬营管理有着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他主持《重庆晚报》广告业务工作期间，晚报广告营业额超常规发展，从1992年的700万元起，年年•¬番，短短5年，净增长17倍。
然而正如全国大多数晚报一样，虽然曾经¬辉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庆报业的形势与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重庆晚报》也越来越开始正面迎¬接新型都市报的挑战。1995年《重庆晨报》创刊，1997年《重庆商报》创刊，2004年《重庆时报》创刊。这些新来的报纸客观上在慢慢通过自己的扩张蚕食着晚报的市场份额。曾经¬过着自在逍遥日子的集团内的这位“大哥”也开始紧巴起来。
2008年应该是《重庆晚报》不容易的一年。尽管按晚报的说法，在竞争如此残酷的情况下，《重庆晚报》的广告收入依然保持了12%的增长，完成1.6亿元。但是重庆本地有识之士指出，对于这张老牌报纸而言，完成1.6亿的广告额不仅从数据上看是基本无增长，而且由于广告含金量较低，从种种综合表现来看形势不容乐观。
并不轻松的“老幺”
与晚报如今的境遇相比，1995年创刊的《重庆晨报》显然要幸运得多。
有意思的是，《重庆晨报》现任总编辑¬张永才，其在重庆的职业经¬历就已经¬反映出重庆报业竞争的戏剧性。
张永才与《重庆时报》的柳祖源其实均出自早年有着“中国都市报之父”之称的《华西都市报》总编辑¬席文举帐下，二人为同根同源师兄弟，且均有过成功运作多家报纸的经¬验。当年柳祖源远足湖南，将《潇湘晨报》一举带成湖南排名第一的报纸，而《华西都市报》经¬济部主任出身的张永才其实还早于柳一年离开华西闯天下。张2000年1月接受了福建厦门元洪集团的邀请，到昆明任《生活新报》副总编辑¬，开始了媒体职业经¬理人的生涯，2002年出任《生活新报》总编辑¬。但由于在《生活新报》发展过程中，张与老板的办报思路出现了分歧，张决然地接受了师兄柳祖源的召唤，于2004年5月出任《重庆时报》的副总编，成为《重庆晨报》竞争对手中的强悍一员。这就是张在出任《重庆晨报》执行总编辑¬之前的全部履历。但记者至今对张永才当年为何从《重庆时报》再次跳出加入“敌营”充满好奇，更何况，张加入《重庆晨报》后如何面对昔日恩兄柳祖源，如何再次调整角色定位去适应与《重庆时报》的竞争？
面对记者的疑惑，张只是用“因为家庭需要”的理由向记者简单地解释了他投奔《重庆晨报》的原¬因，听似有理却也充满着无尽的玄机。有知情人士透露，当年张曾再次被云南省有关高层看中，欲召回昆明办报，结果被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陈夷茁获悉，陈马上找到张，将其留在了日报集团并委以《重庆晨报》执行总编辑¬的重任。不管情况是否属实，张被集团“招安”无疑是集团的一招妙棋，既瓦解了对手，又收获一员虎将，可谓一举两得。
2008年8月，在晨报原¬总编辑¬唐林光荣退休之后，张永才顺利地接任了《重庆晨报》总编辑¬的位置。
张永才的确比石刚幸运。按照集团的总体部署，对于三张子报，集团的竞争战略是扶持一张报纸独大，而不是付出三倍于对手的成本，于是《重庆晨报》被集团选为竞争的急先锋。对晨晚商三报而言，同属一家集团，有限的资源决定了三家不可能都做大。正如集团总裁陈夷茁所言，只能集中力量做大做强一家报纸，同时做优做强另外两张报纸，使之共同形成市场强势，从而保证集团整体的新闻竞争力和利润水平。但是，三张都市报，哪一家应该作为重点扶持对象？除了读者市场的最终选择，也涉及到很多非市场的因素，对集团竞争战略决策必然产生很多制约。在陈夷茁心目中，晨报是“做大做强”的最优选择——在未来几年内，将晨报“做大做强”，从数量上应对集团外以及市外的竞争，而对晚报与商报则采取“做优做强”的市场策略。因此，尽管当时晨报在发行、广告方面只是相对优势，但有集团的大力扶持和政策倾斜，晨报无疑具备了胜出的极大可能。
于集团而言，这样的部署也不无道理。晨报得到集团扶持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集团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向晨报相对集中，比如晨报上市时间最早、发行政策最到位等，加上晨报原¬总编辑¬唐林苦心经¬营多年，晨报在集团也有着良好的资源优势，因此，在三张子报中，《重庆晨报》的日子是最好过的。
但张永才并不轻松。
重点扶持之下，集团要求的回报必然也不同于其它两家。一是集团目前的经¬营创收压力主要依仗晨报，《重庆商报》名义上虽是集团子报，却还没有承担向集团上缴利润的任务；二是由于有所谓政策倾斜，集团内部同样面临平衡问题；加之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重庆晨报》与全国其他强势都市报一样，经¬营并没见太大的起色，尽管今年3月有所回升，并且依然保持了市场份额第一，但前途如何仍有待观望。
不同命运的背后
而石刚所面临的形势与环境可能要严峻得多。晚报是四报中资格最老的一张，虽有24年来积累的读者群体和公众影响力，但读者群年龄偏大。自从经¬营高峰增长之后，2004年开始，晚报的增长势头更受到《重庆时报》的冲击。最直接的原¬因可能还要归于上市的时间较其它三张都市报都要晚一两个小时。而《重庆时报》依仗华商报系动辄上亿的不惜血本的做法及柳祖源的“柳氏”报道风格，最先抢到的必然是上市最晚的这张都市报的蛋糕。事实证明，《重庆晚报》的确在竞争中慢慢失去了部分市场份额，在竞争中所受到的负面影响也较大。这一点从晚报去年下半年就开始酝酿的改版中也能看出端倪。
在西祠胡同等全国较有影响的论坛中，关于《重庆晚报》的改版有着种种猜测，有的说是与全国其它地方的都市报一样系迫于纸价上涨成本剧增的压力，也有的说是经¬过几年的角斗，《重庆晚报》渐渐处于劣势，一时风言四起。当然就连石刚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体制、理念的原¬因，《重庆晚报》的确失去了一些机会，这次改版也属于迫于形势的主动突围之策。
2009年1月9日，《重庆晚报》成功改为对开小报，与晨报、时报同样规格的报纸形态，同时通过积极争取，晚报也实现了与晨报、时报的同时上市。晚报的改版无疑是成功的。无论是集团内部提供的数据还是记者亲自在重庆街头对报贩做的调查，结果都显示晚报改版后发行量明显上升。但业界人士对晚报今后的发展却依然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特别是今年头两个月，重庆报业广告总体下降22%以上，晚报的广告无疑同样受到较大的影响。
那么张永才能否在利好的政策与扶持下顺利地担起集团的重托？石刚的《重庆晚报》能否再度雄起？重庆工商大学的蔡敏教授认为，关键看是否能为两张报纸松绑。《重庆时报》与日报集团的三张都市报经¬历多年的激战，一直处于胶着状态。虽未分高下，但时报毕竟只是一报之力，却拖住了集团三张报纸。最令石刚与张永才无法充分施展拳¬脚的是，晨报与晚报均不是法人单位，不具有市场主体资格，也就没有完全独立运作的权力，一举一动还得听集团的统一安排。因此，也有人认为，体制的束缚才是真正捆绑两张报纸发展的关键所在。
张永才与石刚当然是明白这一点的。但面对记者的采访，张永才却对记者称从不主张属下谈论体制问题。究其原¬因，张认为体制问题并不只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一家，而是中国报业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集团下属，在其位，与其问责体制，还不如主动适应，寻找新的市场机会。石刚则表示，2009年是《重庆晚报》的超越年，为适应竞争、改变局面，最先应该做好自己。张与石均表示，面对2009年的竞争形势，他们都有信心、有决心开创更好的局面，经¬营指标都将努力实现更大的增长。
周报异军突起的重庆
在从重庆飞回北京的路上，记者和同行的女同事一直沉醉于《新女报》的精彩内容之中。在三天的采访中，只要谈起重庆的周报市场，《新女报》便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它似乎成了重庆周报市场的老大。为了印证这个感觉，记者再次拨通了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蔡敏教授的电话，蔡教授告诉记者：“如果用群雄逐鹿来形容重庆的都市报市场的话，那么‘一报独大’便是对重庆周报市场的最好注解，在生活服务类周报中，《新女报》高居榜首；而在专业类的周报市场，《电脑报》独占鳌头”。
竞争中的边缘者
用《新女报》总编辑¬王浩的话说，“这种格局也是在激烈的竞争中优胜劣汰¬形成的”。据记者了解：2007年，原¬《重庆经¬济报》更名为《重庆人居周刊》；《旅游新报》休刊调整后复刊；《时代信报》由周五报改成周一报；电脑报社主管主办的《大众网络报》调整刊期，由周一报改为周二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将《健康人报》交由新女报传媒出版；最近《渝州服务导报》在几经¬波折之后，又传出与现代传播集团合作的消息。
这些调整、复刊、改版向我们传达着一个信号：这些未登上宝座的周报也曾经¬奋斗过、挣扎过，试图为自己寻找一条坦途，但终因定位、经¬营等问题未能如愿。记者在报摊上随手翻¬阅了最近一期的《旅游新报》和《渝州服务导报》，《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相关专题跃入记者眼帘，两个专题内容十分相似。除此之外，两家周刊的栏目设置也十分雷同，如都设有时尚、影视、美食、明星、房车等相关栏目，甚至连开本也几乎一致。《渝州服务导报》设有《周边游》栏目，其内容与《旅游新报》也颇为相近。而事实上，《旅游新报》本应是一份以旅游为主的周报，但却迫于市场需求而涉足生活服务类内容，由此导致其发行和广告停滞不前。据业内人士透露，报纸的期发行量在2～3万之间徘徊，收益只有几百万。与《渝州服务导报》和《旅游新报》定位重复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重庆人居周刊》，这是一家定位在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报纸，可是在重庆，包括《重庆晨报》、《重庆商报》、《重庆晚报》、《重庆时报》在内的都市报生存的支柱都是房地产及周边产业广告，由此使得《重庆人居周刊》腹背受敌。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副研究员吴江¬文幽默地说：“《重庆人居周刊》成了一张被都市报边缘化的专业报。经¬过两年努力，这张报纸发行量仅两万多份，广告收入也只是停留在四五百万之间”。
大浪淘沙，在众多的竞争者被边缘化之后，重庆周报市场的两支劲旅《新女报》和《电脑报》异军突起，以绝对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于重庆的周报市场。那么，这两个周报榜样有着怎样的独门秘笈？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困惑呢？
《新女报》，跨越者亦有无奈
记者和王浩约好了下午两点半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从外形来看，位于渝中区解放西路的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老办公楼区依然保留着机关大楼的一些特色，而当记者走到大楼的三层——《新女报》的办公地点时，立马呼吸到了一股时尚的气息，接待记者的是一位时髦的女士。
谈起《新女报》辉煌的“发家史”，王浩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2001年12月13日，《新女报》面市当天，5.5万份报纸便销售一空，3个月后发行量突破15万份，如今发行量已达到20多万份；创刊第一年实现广告收入800万元，创刊9个月时即开始全面赢利，颠覆了低成本投入报媒赢利周期3～5年的传统理论，2008年广告收入更是达到近5000万元。
据记者了解，《新女报》进入重庆市场之际，《渝州服务导报》已经¬占据了生活服务类周报的绝对市场份额，成为当时年轻男士和在校大学生的至爱读物。但《新女报》从创刊开始就以跨越式的发展从本地周报的围追堵截中脱颖而出，傲然跃列西部周报第一品牌。
王浩如数家珍般地向记者介绍着《新女报》这些年来的“武功绝学”：突出女性特色而不忽视男性读者；突出地域特色而辅以全国视野；突出周刊特色而强化新闻内º¬，将其作为生存的强力支撑，构建了《新女报》独特的发展空间。他说，“《新女报》锁定女性人群为目标读者，以女性角度切入市场，通过对细分市场的精耕细作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因而不存在都市报在新闻时效性方面的先天弱势，从而避免了与网络的正面交锋，形成一种错位竞争的态势。只有坚持‘女性角度’，走适合女性报媒发展之路，才能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差异化生存，站稳市场的一席之地，并逐步利用自身的优势做大做强”。与这种独特的视角相对应的是，《新女报》还构建了“美丽产业”链，新女报传媒公司的官方网站即是美丽网，更重要的是，《新女报》把经¬营理念延伸到实体经¬济中，如与重庆一些美容机构合作等；这也为后来接管《健康人报》发展健康产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新女报》在重庆周报市场还开创了出售创刊号冠名权、采编人员零底薪计件制、周报跨地域经¬营三大先河，为后来者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理念。
然而，谈及《新女报》未来的发展模式时，王浩有些无奈，他说：“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新女报》肯定不缺钱，但如果要迅速扩大，做成新女报系，或者整合更多的周报资源的话，它既缺人也缺钱，还缺资源。”在整合现有周报资源和创办新女报系两种发展模式中，王浩更倾向于选择后者。他说，做报系也好，做集团化经¬营也好，都离不开《新女报》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特色，《新女报》发展的思路应该是做女性的媒体，可以跨媒体也可以跨地域。因为会办报的人不一定会办杂志，会办女性媒体的不一定能把其他类型的媒体办好。
《电脑报》，续写奇迹的困惑
采访完重庆中科普传媒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宁倡时，已近中午时分。在与谢宁倡的交谈中，记者得知，《电脑报》1992年的创刊生逢其时，正值电脑的推广和普及阶段，当时的重庆报业市场还没有一家电脑类行业周报，《电脑报》的横空出世正好填补了这个市场空白。以硬件内容为主的《电脑报》在这一阶段的定位是面向家庭、学校、军队的计算机报，并很快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取得了二三百万的纯利润；之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脑的用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读者迫切需要一本能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报纸。这一时期，《电脑报》合订本年销售量一度高达125万套，仅合订本一项的纯利润就高达1200万元。效益最好的时候，《电脑报》每年纯利达6000万元。
每一份成功的报纸就像一个成功的人，总有一部自己的“制胜宝典”。谢宁倡说，“我们力图将《电脑报》办得通俗、实用”。怪不得《经¬济观察报》也评论说“《电脑报》是实用主义的胜利”。《电脑报》原¬社长李志高做客搜狐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要做大众化的专业媒体、专业化的大众媒体。作为IT媒体，我们很通俗很实用。专业性的大众媒体，这是我们的定位”。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一直想知道在当前互联网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电脑报》当年的传奇能否被续写，它的发展潜力到底还有多大。谢宁倡的回答引人深思。他说：“PC给《电脑报》带来了发展的春天，但互联网却让《电脑报》感到了寒意。从2004年开始，传统电脑类报刊业务发展萎缩，直至今日。主要因为《电脑报》所刊登的内容是基础性的、资料性的知识，不具时效性。互联网的普及让原¬先的读者成了网友，阅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于电脑及相关知识他们更喜欢在互联网上查询相关内容，而且这种途径比查阅《电脑报》更方便、快速、海量。可以说，《电脑报》受互联网冲击非常大，远远大于时政类报刊所受到的冲击。而从目前看，金融危机对《电脑报》读者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但因为国内外的电脑厂商缩减了广告预算”，好在影响并不大。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2008年《电脑报》期发60万份，2009年1月1日《电脑报》合订本已发行60余万份，广告收入近8000万元。如果横向比较，它在专业类周报市场依然稳坐头把交椅，但与2003年相比，广告收入却下滑了约30%。谢宁倡告诉记者，集团一直在寻找发展的突破口，但现在却没有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副研究员吴翻江¬文告诉记者，《电脑报》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一些非优质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发展，如他所收购的《大众网络报》、《21世纪人才报》，由于定位和经¬营的原¬因都减少了集团的经¬济效益。
榜样的力量
《新女报》和《电脑报》算得上是重庆报业市场的两颗明星，业内人士认为，他们发展的轨迹和成绩也值得重庆的都市报们借鉴。
一是填补了市场空白，抢占了市场先机。《新女报》和《电脑报》创刊之时，重庆报业市场还没有一张和他们有着相同定位的周报，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读者又产生了不同层次的阅读需求，《新女报》和《电脑报》的应运而生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市场机会，才使得他们在报业市场一炮打响。
二是清晰的定位、一以贯之的办刊理念。在重庆报业市场，“走女性路线”和“我们只解决硬件问题”成为人们提及《新女报》和《电脑报》的代名词。蔡敏教授说：“《新女报》和《电脑报》的成功得益于他们定位的清晰和准确，这也恰恰是重庆报业市场最需要的。任何一张报纸，如果丧失了自己明确的定位就会迷失方向无法前行。此外，在适当的时候要向重庆之外的市场拓展，延展整个产业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大做强”。
三是宽松的办报环境。在重庆的采访中，王浩是唯一一位告诉记者没有受到太多体制约束的报人。他解释说：“《新女报》是生活服务类的周报，我们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内容，因此基本上也没有感到太多的体制束缚”。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陈夷茁：甘做铺路石
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迎¬来自身发展的最好机遇。10多年过去了，有人断言它将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增长极，重庆报业无疑也将获得巨大的发展动力。2009年我们探问重庆报业，目光首先对准了巴渝报媒的重要人物——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总裁陈夷茁。
人的性格与城市的性格据说一脉相承，重庆山水柔美骨子里却火辣执着，陈夷茁恰给人如此感觉。她出身优渥，却也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的知青岁月；她身为女性，却一肩撑起重庆报业的天空；她身上萦绕着硬气与柔情，作为重庆报业的大家长却唯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许多辛苦不足为外人道。
斑斓一生，企业到政府的回归
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生活优越的陈夷茁，与许多报业老总一样，也拥有一段知青岁月，那是在1969年至1971年，山东宁津县的小店公社。40年后，回忆起当年的知青生活，她仍感叹当时生活条件对人的磨炼和整日劳动的“再教育”对心志的砥砺。两年多的知青生活，使她深刻认识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农村，什么是中国的国情，以及自己的奋斗目标。
知青返城后，陈夷茁来到重庆钟表工业公司从事宣传工作，从新闻干事、宣传干事、理论干事、副处长到处长，在十几年的工作经¬历中，她体会了1981年工业体制改革的发端，感受到了工业体制改革的“阵痛”，也了解了企业经¬营、改革和管理的真谛。
1986年4月，陈夷茁调任重庆市人大工作，后又到某县任县委副书记，再荣升为重庆市人大副秘书长，前后干了9个年头，对民主法制建设工作渐渐轻车熟路。但是1997年一纸调令，她从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调任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离开熟悉的工作环境，去另一个比较陌生的行业做“一把手”，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庆幸的是这段经¬历让她对新闻出版行业宏观布局的把握变得游刃有余。8年局长经¬历，她判断准确、思想活跃，《重庆商报》汇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成立，重庆新华书店集团、重庆出版集团的组建便是她在担任局长期间的运作。而这段政府工作经¬历，又让审时度势、既要积极又要平衡的思想根植在陈夷茁的心中，坦率地讲“有饭大家吃”是她不断面对的质疑之一，然而何尝不是多年从政经¬历让她感受到的最好的解决方式之一。
2005年5月，她正式进入传媒行业，在此后的4年间，陈夷茁带领一班人开启了艰难的改革历程。她力推党报要闻版改革，通过“五多”原¬则变革话语体系，采取一系列措施创新集团体制、机制，这些无不记录了她斑斓人生中的改革心态。
妥协是实现目标的重要途径
在重报集团，陈夷茁既要成为勇于实践、让报业与时代共进退的大家长，又必须受到多方利益制约，做“儿多母累”的妥协¬者。用她的话来说，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创新和发展都是博弈的结果，要找到接触点，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集团与外报的竞争、集团子报间的磨合她无一不记挂心间。
重报集团按专业化分工的原¬则，在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重庆日报社基础上组建，最大的两张子报晚、晨报，只是日报社的二级核算单位，而商报和其它进入集团的子报则都是独立法人。处理集团不同体制下的子报竞争和利益协¬调关系让陈夷茁颇费心思。回顾整个采访过程，她的眼神始终坚定果决，惟有在谈到一次没有结果的对外招商引资时，难言心痛。这对质疑集团体制的部分业内人士来说可能无法理解。体制之困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就重庆报业而言，造成日报集团体制问题的原¬因众多，包括历史形成的包袱、集团组建的行政方式、竞争形成的相持格局、报业结构的先天缺陷等等，都会让当事人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考虑众多，就像所有图形之中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一样，妥协¬和平衡或许成为了很多报业集团做决定时考虑的重中之重。
这片生养她的土地满布她的足迹，而她由衷热爱的重庆报业，在她眼中却让人失落：市场竞争中，新的进入者受弱势地位所迫，完全不是一起把蛋糕做大，而是依靠不计血本的资金注入，采取价格竞争这种最初级的竞争手段，抢饭碗、跑马圈地，导致重庆报业市场广告含金量极低，仅相当于云贵川三省省会城市平均价格的47%左右，而同时各报累于庞大的编辑¬、发行、印刷成本，加之多足鼎立由来已久，重庆报业从未出现过一报独大，使重庆报业的竞争异常激烈。
现实如此，陈夷茁相信目前重庆报业市场的几家主要报纸不会主动洗牌，更谈不上主动率先调整结构，因为生存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一些问题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还将继续。“举个例子来说，重庆的周报市场曾经¬有过一次调整，当时集团有三家周报分别为《新女报》、《渝州服务导报》、《热报》，为了改变同质化竞争的局面，我们把《热报》的订户全部转到了《新女报》。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出版集团却马上创办了《旅游新报》，《电脑报》创办了《热度周刊》，本来想三家变两家，没有想到却变为四家，看上去是调整了，但同质化更加严重。”看来，仅仅依靠行政手段与良好的主观愿望来整合报业市场终归是事与愿违的，必须尊重市场的选择。
为此，陈夷茁心目中希望竞争能够成为竞合，一是恶性竞争的报纸如果能够通过资本联合走向竞合，将实现重庆报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整合。二是通过竞合，维护一个良性的竞争秩序，真正把重庆报业的蛋糕做大。她认为，金融危机为结构调整提供了一次机遇。“危机中马太效应凸显，资本积聚增加，如果抓住机遇，通过三个手段一是科技二是资本三是市场淘̬机制，重庆报业可以做大做强并改变现有结构” 。
这个论断其实已经¬体现在她的规划之中。华龙网、大渝网不仅仅是报网互动的范例，同时更是她看中的新媒体平台，而集团对于子报子网的打造也是不遗余力。“只要拥有网络，只要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报网一家，特别是拥有由网络而催生的媒介传播方式，平面媒体就有应对未来的出路。”而目前大渝网与腾讯的合作、华龙网与政府外宣部门的联合，并进一步按照全媒体、大媒体的思路与广电集团的音视频的融合，已经¬成为报业集团发力的阵地。万州记者站与发改委、重庆中小企业局合办的中小企业网更是拥有纵横交错的可用资源。
与此同时，盘活存量、积累增量更是她谋划的重点。“去年一年，我们解决了所有聘用员工的社保问题，花费巨大；同时由于纸价上涨等原¬因，负担很重。但更大的问题是存量资产的长期累积，现在我们正在以增量促存量。新的投资将更谨慎，一定要围绕主业进行。比如投资兴建的创意产业园区，不仅仅是对地产的投资，更是为集团今后的规模、项目、人才等积聚力量”。
创新平面媒体价值 谋划巴渝报业布局
“在工作节奏极快的今天，•¬阅报纸已经¬依然是我的必备功课。”陈夷茁提起了她每个周末必做的一项耗费精力和时间的工作——利用整天时间•¬阅比较各家报纸。虽然是报业集团的舵手，但她也坦言“与新媒体相比，报纸在传输手段、制作成本以及对时下读者快节奏消费习惯的适应性上都处于劣势，由此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但她亦认为“做内容是永远有饭吃的，不过是怎么吃的问题”。因为报纸具有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如果能够找到与时代的最佳契合点，报纸在生存上就是安全的。
报业发展的今天，深耕内容已成为平面媒体应对竞争的不二选择。“我们要创新平面媒体的核心价值——传播权、解释权，成为读者的精神家园。同时，适应受众多元化需求，也就是在普遍性需求基础上找到特殊性，细分市场，定位目标群体，提供知识和观点、理性和逻辑¬，做好品牌经¬营。一定要加强内容建设。”陈夷茁认为，集团的几张大报在现有竞争格局下，应该有差异化的定位，尽量避免因同质化而产生的内耗与恶性竞争。“晚报已经¬创刊24年，尽管拥有高忠诚度的读者群，但为了保持广告收益的增长就需要将自己扩展到中青年中去；而《重庆商报》目前看来是一份综合性都市报，纯财经¬类报纸在中国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所以对商报来说彻底的财经¬化并不现实，集团更希望它逐步做大、做好、做深财经¬内容；《重庆晨报》经¬过调查，发现不少读者群来自买报坐车的早班族，他们时间节奏快，我们就要求晨报的信息要更早更全面”。
针对各报发展的不同状况，集团在2005年提出了“做大做强晨报，做优做强晚报和商报”的竞争策略。“为了避免集团内部子报之间的恶性竞争，集团在总组织架构上进行了调整，尤其是在广告方面，我们实行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日报、晚报、晨报都设立了自己的经¬营中心，同时统一财务管理。并同商报一道，制定了统一折扣等管理制度。”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也是在不断磨合中进行的。突发的状况、变化的现实在不断地考量着陈夷茁这位女强人。
祸福相依，危机中孕育重庆报业
“危机常常是有远见的投资者的机会。在萧条中如果可以积蓄力量的话，经¬济高涨时我们就可以乘势而起，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夙愿。”回顾金融海啸对报业的影响，陈夷茁坦陈2009年1～2月份重庆报业市场整体比较低迷，广告到款量呈两位数下降，这在过去的四年中是从未有过的。
但危机之中往往蕴含着希望，至少对于重庆报业集团来说，陈夷茁坚信拥有机会。“经¬过四年的成本控制和精细化管理，我们的内功也已经¬锤炼得很好。今年利率和纸价又有下降，这样的话至少可以减少几千万元的成本支出。”同时，“重庆本身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国家对它的战略定位及扶持力度也很大。重庆外向型经¬济所占比重比较小，所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相对较小，这次国家四万亿投资中重庆也取得了一个良好的份额。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有着共同的机遇，报业应该还会有较高速度的发展”。
事实证明了陈夷茁的判断，3月份重庆报业广告已经¬开始好转，刊发量、到款量环比都有了明显提高。重庆报业集团还不失时机地在主城区购买了两块土地，一块将通过资本运作实现集团大厦的“零投入搬迁”；另一块将作为印刷物流基地及创意产业园，承载起集团的快速发展。
在谈到危机与机会时，山城清晨的雾渐渐散去了，缕缕阳光洒在采访的会议室里，眼前的陈夷茁果敢坚韧，胸中有自己谋划的未来蓝海。对于中国报业来说，有多少风生水起的媒体就有多少位个性迥异的媒体帅将，而陈夷茁于统帅之外更兼具母性特征，集团内部子报众多，难免儿多母累。但她心中一片坦然，对于自己已经¬或即将经¬历的一切，她唯一的评价只有一句——“我只是重庆报业发展中的一块铺路石”。
民间资本投资重庆报业的历史
文/吴江 文
近日，重庆商报社社长郭汉江¬向《传媒》记者透露，经¬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评估认定，现代传播集团已与该社达成意向，双方共同注资千万改造《重庆商报》主办的《渝州服务导报》，由现代传播负责内容模板建设，《重庆商报》负责广告和发行工作。这意味着经¬过5年的沉寂，民间资本开始在重庆报业市场掀起微澜。
追溯民间资本与重庆报业的联姻之路，其间的起起落落显而易见。 1996年民间资本开始试水重庆报业市场，2004年达到高潮。此后逐渐冷却，虽然坊间也传出《南方都市报》与《重庆青年报》在谨慎接触、市内民资持币观望和国外资本力图进入等传闻，却一直“只打雷不下雨”，直到2009年现代传播出现。
民间资本当年缘何如此青睐“朝天门”？又为何一度在市场失语？现代传播的进入能否带来民间资本与重庆报业联姻的“二次高潮”？过往的故事也许已经¬被遗忘，但我们仍有必要在历史的碎片中探寻真相。
民间资本的报业激情
2004年7月接受《传媒》记者采访时，时任《重庆青年报》总编辑¬的李鸿仁对该报的战略规划是“保有市场，伺机而动”。历史好像故意开了个玩笑，2008年7月，整整4个年头之后，曾经¬在重庆报业市场几番起落的青年报由日报改为每周一报，完全退出了市场竞争，回到起点，投资方重庆力帆集团的8000万元就此“打了水漂”。
在青年报的失败并不是力帆集团投资报纸失利的第一次，也不是民间资本败走重庆报业市场的唯一。
自1996年力帆集团投资《重庆商报》至今13年间，民间资本先后5次较大规模地对重庆5家报纸投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近邻《成都商报》以其较低的投入成功介入市场，并成为成都报业市场的一匹黑马；《华西都市报》独立于党报创立都市报，并成为中国都市报业的标杆。在这两个成功案例的示范效应下，业内人士以办报可获丰厚回报、以印刷机尤如“印钞机”和获得其他利益等对投资人进行游说。二是重庆直辖，为重庆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报业对此也抱有希望。三是重庆人一直有办报情结，喜欢办报。在这三方面的影响下，1996年，民间资本在重庆报业试水。
1996年，力帆集团投资200万元以股东身份参与《中外房地产报》重组，创办《重庆商报》，并在报社担任行政职务，成为民间资本与重庆报业的第一桩联姻。两年后重庆泰达集团投资400万元对《重庆工业报》进行改组，创办《重庆经¬济报》，泰达董事长担任报社管委会成员。这一时期民间资本进入重庆报业的操作极为大胆，不仅直接进入，民间资本持有者还可以成为报社的股东和领导成员。2000年10月起转为间接进入，民间资本投资报业采用曲线策略，投资人只能通过涉及经¬营间接进入报业。例如力帆集团投资《重庆青年报》，由力帆集团与《重庆青年报》联合建广告公司，名义上代理经¬营业务，实质上是对报纸进行投资，并获得报纸的编辑¬、出版、经¬营权；2004年重庆大方广告也是通过双方组建的广告公司，对原¬《消费导报》重组，以每月30万元对新创办的《时代信报》进行投资，获得其经¬营权。2004年4月以后民间资本再次直接进入且有很大发展，投资人直接操作所有采编、经¬营业务。目前重庆市场上唯一在与报业集团抗衡的《重庆时报》，就是2004年下半年华商报系控股公司华博公司携资1.2亿与重庆市总工会合作重组《现代工人报》而来。
激情能够调动身心的巨大潜力，却往往决定不了结局。5家民间资本对报纸的投资虽然推动了重庆报业的发展，却有4家报纸以失败告终。力帆与《重庆商报》合作还不到一年，投资《重庆青年报》8000余万元，维系8年后最终回归到机关报；泰达投资《重庆经¬济报》创刊9个月后被迫出局；大方广告投资《时代信报》两年后退出。
毫无疑问，报业需要资本，资本同样渴求报业。然而当激情退去，却发现所谓联姻不过是个假面舞会，一曲终了，岂能不散？
谁¬辜负了谁¬民间资本纷纷败走重庆报业，其间的恩怨情仇、是是非非难向外人道。客观地分析，重庆报业的政策环境早期是相对宽松的，只要能坚持正常的舆论导向，主管部门没有对内容进行规制。但随着1999年《重庆经¬济报》创刊一个月内多次出现内容问题，如刊发涉黄涉性内容、对灾难的肆意炒作、通过媒体插手地方事务，使得重庆市有关部门不得不对内容进行管理。就经¬济报而言，首先是由主管主办部门派驻整改人员，负责审查所有刊发内容；接着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各主管部门和各日报都参与的新闻协¬调会，原¬则上报社的分管领导或总编室主任参加，主要任务是对当日的报纸进行评阅，以及对次日报纸的注意事项进行通报，包括缓发、禁发内容。
体制原¬因使得民间资本在“义”与“利”之间游走。作为资方，投入总是有回报预期，当投入资本到达一定的限度后，仍看不到回报，投资者难免犹疑。更重要的是，由于体制原¬因，众多民间资本进入报业的行为由战略行为转化为短期战术行为——急功近利、管理模式不当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才流失和投资的首鼠两端。但不论是谁¬辜负了谁¬，受伤害的终归是双方。
2000年力帆集团注资改造《重庆青年报》，报纸很快在重庆市场上打开局面，提升了知名度。但由于没有达到资方的实际预期，资方着手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在《重庆青年报》面向市场的8年时间，前后更换过5位总编辑¬。虽然总编辑¬理应由主管主办部门决定，但其实总编辑¬人选是由资方指定，相关部门仅是履行一个手续而已，没有实质的权利。
正是由于资方对总编辑¬有足够的调配权，就给其插手编辑¬业务提供了操作空间。如果总编辑¬不听从资方的，或者没有按资方的要求生产内容产品，就意味着会丧失其地位。同样的思维方式会作用于采编部门的中层、基层，最终实现了资方对采编部门的绝对控制。
在换人、干预不能改变窘境时，资方便从资金上对报社进行控制，投资逐年减少，2000年至2004年，力帆向《重庆青年报》投资超过4000万元，其强度已经¬呈现递减趋势。2005年5～7月，资方对追加投资产生了疑虑，采编部门连续3月欠薪。从2005年以后，出版量一减再减，甚至连刊期也缩减，所投资金几乎只能维系报社的基本运转，到2008年7月，只能退回到原¬来的机关报每周一刊的状态。
另外，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和管理模式。《重庆商报》、《重庆经¬济报》和《重庆青年报》的资本分别是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资本。这些资本涉足报业后，没有认真思考产业差异，把原¬产业的模式简单地移植到报业，由此产生了南橘北枳效应。
力帆参与创办《重庆商报》和改版《重庆青年报》时号称对报纸业务骨干采用“三子登科”策略，即房子、车子、票子。这种唯薪金论成败的方式对于快速成就力帆的摩托车产业集团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可是文化人的诉求与产业工人有所不同，和产业工人比较，文化人追求成功、渴求理解、寻找知己，渴望自己的理念能在某个领域实现。而这些在力帆和泰达主导的报纸中都得不到。同时，力帆对《重庆青年报》的机构设置也简单地移植了产业组织的设计模式。首先是经¬营副总可以插手干预新闻采编业务，使负责新闻业务的总编辑¬受到制约；其次是个别内容产品生产部门直接面向市场，甚至新闻业务部门与专刊部门分庭而治，各说各话。
与此同时，伴随着市场的变化，民间资本进入报业的门槛也越来越高。1996年，《重庆商报》创刊时，储备资本1200万元，按当时的办报成本可以支撑1～2年。2000年《重庆青年报》改版上市时投资超过千万，而几乎同时创刊的《京华时报》启动资金达到5000万元。2003年《新京报》创刊储备的资金超过亿元。2004年《重庆时报》创刊，《华商报》首资投入达到1.2亿元，而同年《时代信报》创刊时大方广告与日报的协¬议仅是每月投资30万元。此时重庆报业市场的印刷成本、投资成本、人员工资等成本也明显提升。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民间资本进入重庆报业时报业已经¬处在资本强势推动阶段，而进入重庆报业的民间资本却没有通过强大的资本攻势来驱动报纸发展。
而在报社方，缺乏人才特别是缺乏既懂经¬营又熟悉新闻政策同时擅长新闻运作的人才。例如《重庆青年报》，总编辑¬虽然在新闻业务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但由于其一直是新闻人，没有直接参与过经¬营，没有正确地处理内容生产与经¬营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重庆青年报》叫好不叫座。《时代信报》是在原¬《消费导报》的基础上改刊而成，在创办《消费导报》时，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派入多名骨干，这些人也成为后来《时代信报》的主要成员。由于原¬来的工作环境和报业环境没有竞争，以致于进入新环境后没有足够的准备，凭借自己的经¬验办报。即使是外聘参与《时代信报》创办的人员，在这个环境中，也不同程度地被同化，导致新老员工对新环境的不适应。除此之外，当时重庆各报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和“串稿”现象，对于正在缩减投资或本身投入较小的民间资本介入的报纸影响十分严重，由此形成了一种投资方投入少、记者通过“串稿”提升见报稿数量达到提升收入的目的，形成同质化的稿件直接影响报纸质量，低质量的报纸无广告来源，投资方无法获得收益，再度降低投入的恶性Ѭ环。
不相知难相守
同样重要的是，不管是早期的《重庆商报》还是后来的《重庆青年报》、《时代信报》，投资方和报社的沟通机制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导致投资方与报社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一方面，双方对内容产品的生产缺乏有效的沟通。《重庆青年报》尽管设有联署机构，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时代信报》的运作模式问题就更突出，其报纸本身仅是资方的一个编辑¬部，而这个编辑¬部要生产什么，资方也并不知情，由此在生产和市场两个环节之间出现脱节，生产的内容产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这些产品对于拉¬动经¬营没有本质的作用，以致于《时代信报》所载广告只能借助资方其代理广告时的施舍。另一方面，资方和报社在报刊经¬营理念上缺乏沟通。由于投资方和报社都存在一定的本位思想，在办报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经¬营理念，而这些理念又是从自身对报社的期望出发，没有很好地进行换位思考，矛盾自然难免。个别民间资本注资的报社里还有资方的暗线，对报纸决策层的行为直接向投资人汇报。但当矛盾出现后，却又没有很好的沟通机制去解决，导致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不但没有形成合力，反而加剧了报社的内耗。
资方与报社相处却不能彼此相知，自然更加无法跟上传媒生态环境日渐变化的节拍。1999年《重庆经¬济报》创刊，是重庆市场的第四家都市报，当时《重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的竞争处在原¬始阶段，没有共同利益，甚至可以说是重庆报业市场的萌芽期，《重庆经¬济报》、《现代工人报》以及次年改版的《重庆青年报》都只是这个市场增加的分羹之人，对于最终谁¬会胜出，当时都无定论。这就为《重庆经¬济报》、《重庆青年报》进入市场且能获得市场份额创造了条件。即使1999年中期，《重庆经¬济报》划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后，也没有对《重庆青年报》造成影响，但是《重庆青年报》由于资方的原¬因没有及时跟进市场，丧失市场后再度进入市场的难度就很大了。特别是2004年《重庆时报》加入，2005年《重庆商报》划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报业市场已经¬由群雄逐鹿发展到两军对垒，加之网络等新媒体迅速崛起，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增加，使得本来很拥挤的重庆报业再也没有《重庆青年报》的位置了。
同时，受众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由于当时的特殊社会环境，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主要表现在“非主流”，《重庆青年报》以其独特的主办资源，为提供更权威、更多元的信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受众的需求发生变化后，《重庆青年报》的新闻理念没有随之发生变化，丧失了原¬有受众，以至于《重庆青年报》的发展前景越发暗µ¬。
总体来说，民间资本进入重庆报业前期的环境相对宽松，市场需求也在逐步发展，民间资本进入报业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来自民间资本内部。在后期，由于个别报纸在运作中违背最广泛价值体系和政策规制底限，政策环境和民间资本进入报业的运行手段都发生变化。同时，在这个时期重庆报业市场发生变化，特别是新媒体的异军突起，市场对报纸的需求转变，作为后来者，没能及时提升竞争力，最终导致失败。
何时再相拥
从曾经¬的热闹到今天的死水微澜，可以看出，民间资本已经¬读懂了重庆报业这本书。首先是重庆报业竞争格局基本形成，新进入者在两军对垒之中，一时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其次是对当地媒体生态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过去的失败案例造成了持币待进者的心理障°¬；第三是投资方对投资总额与报业回报问题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知道了报业的发展需要强大的资本驱动；第四是民间资本没寻找到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适合跨行业、跨区域办报的路子。
尽管如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报业也将会逐步开放，尤其是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谈及新闻出版企业上市融资的内容公开后，民间资本在可以看见的将来仍会再次进入重庆报业。但是，民间资本要真正在重庆报业市场有所作为，必须要迈过几道坎。一是要处理好文化安全和资本增值的问题。报业属于文化产业，这就决定了报业必须要为传承文化、弘扬主旋律服务，不能一味地追求资本增值而不顾对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塑造。二是要承认不同的企业组织有不同的文化和管理模式，因此不仅要设计合适的企业内部文化，更重要的是要寻找一种适合重庆文化投资和报业发展的文化与管理模式。三是重新找位，生态位是媒体发展的重要问题，新进入者必须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和未来，以此实现在哪里、如何做的问题。四是构建良好的人才生态。人才是驱动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民间资本要在报业，尤其是重庆有所作为，必须为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成长环境，鼓励创新，尤其是尊重人的思想。
从重庆宏观层面看，报业发展可以促进当地人文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原¬则范围内，应给民间资本以更大的空间和灵活度。其次是构建一个公平、宽松的竞争环境。可以考虑设计一个公平的竞争规则，所有在重庆的报纸享受同等待遇。
更重要是的，新进入的资本必须要认真总结过去民间资本进入重庆报业失败的案例，认真研究如何与报纸所属方处理责权利的关系，寻找真正制约双方行为的路径，尤其是要防止为他人做了嫁衣还当不上伴娘的下场。毕竟，再强势的民间资本，一旦注入报业，就可能成为弱势。
总体说来，目前民间资本还是对重庆报业持币观望。只要主管方、资本方、报纸方都有一个平和开放的心态，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间资本在重庆报业还是有所作为的。
作者单位 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创意产业研究所
第三只眼看重庆
席文举：缺乏产品设计是中国报业市场的通病
重庆报业市场的问题也是中国报业市场的通病。一是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报业集团，通吃，广告很显然是被当地报业集团垄断的。二是报业集团内部的重复建设太多，几张市场化报纸都办成都市报了。既然要集团化，就应该把多年不赚钱的产品淘̬，把相同的产品合并，但中国很少有报业集团这样做过。
我认为任何一个市场都是产品的市场，产品的市场竞争就是产品设计的竞争。产品设计的问题不解决，投资也是盲目的。其他行业的企业集团，特别是市场占有率高的名牌企业，都有产品研发机构，有的还有庞大的研发机构，不遗余力地在做市场的产品开发、新产品设计和产品更新换代的研究。而现在那么多报业集团，每家都重重叠叠设置了那么多机构，哪一个集团设置了产品研发机构？这就看出了他们是不是在认真研究市场。
现在中国报纸广告大部分都被都市报拿走了，所以都市报虽然在下滑，但还是处在抛物线高峰的两端，中国报纸仍然是都市报的天下。要解决报业集团内部重复建设的问题，要淘̬都市报，必须要拿出新产品——一是全国性的市场化综合性日报，一是全国性的经¬济日报。
现在的都市报都是地方报纸，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市场化报纸都是地方报纸，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能产生一张全国性的市场化综合性日报。如何才能办到呢？这就需要打开视野，开动脑筋，四处搜索，到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到未开垦的新领域，去寻找和发现“新大陆”，或者用全新的思路构思新报纸。美国过去也是长期都没有全国性日报，后来不是就办出了《今日美国》报吗！所以是事在人为。中国今后肯定会有全国性的市场化的综合性日报出现。
另外，经¬济类日报还没有市场化。世界报业市场主体是两大报系，一是综合性日报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一是经¬济日报如《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日本《产经¬新闻》。两大报种在世界报业市场基本上是并驾齐驱，前者注重新闻，后者注重参与经¬济活动的指导性和实用性。只有这两大报种在中国都实现市场化，才叫“中国报业的市场化”。现在上海虽然产生了两张经¬济日报，但就目前的发行量而言还远远称不上市场化，还不能与综合性市场化日报并驾齐驱，这两张报纸在办报思路上也仍然沿用了办财经¬周报的方式。我国的经¬济日报没有市场化，或者说其市场化根本没有启动，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产业链条。
中国报业的市场化虽然经¬过了十余年的历程，实际上才刚刚起步，品种单一，发育很不完全，还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一系列威武雄壮的活报剧还在后头。(席文举系中国都市报研究会会长)
蔡敏：重庆报业亟需“鲶鱼效应”
2004年，华商报系正式入渝筹办《重庆时报》，报业市场竞争加剧，重庆报业市场格局面临大的转变。由于当时宏观经¬济形势向好，重庆城市发展也在步入快车道，无论是业界人士还是专家学者以至读者都认为重庆报业生态的改变是一个好事，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在此背景下，有了重庆将成为中国“报业第四城”这个提法。我个人赞成报业第四城这个提法，这是一个愿景或者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报业第四城”的概念有丰富的内º¬，按我的理解，如果我们抛开前三位领先城市来说，规模第四、活力第四、发展环境和条件的第四、品牌第四、市场第四等等都可以争一争。但近五年过去了，目前看来“报业第四城”并没有成为现实，和目标预判相差较大。
重庆报业发展遇到的问题有整个报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如网络媒体挤压、媒介生产力增长迅速、市场需求不足等等；也有重庆的特殊问题，如体制和政策缺乏改革创新、市场结构改变不大、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够完善、缺乏专业强素质高的人才队伍、对市场预判和市场培育能力较弱、竞争缺乏规范和秩序、对媒介融合和新产品开发重视度不够等等。如果这些问题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重庆报业发展的潜力将会真正得以体现。
实际上以重庆的现有条件来说，重庆城市人口已近700万，将发展成1000万的巨型城市，2008年GDP超过5096亿元，居民消费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城市化速度快，政府对提升城市文化也相当重视，城市发展已上升到国家层面，这些都是报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但和条件相似的武汉、成都、南京等城市相比，重庆报业发展规模、内容质量有差距，生产和经¬营机制不完善，市场结构不平衡。
我们知道，在装满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一条以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之后，由于环境陌生，鲶鱼进入鱼槽便四处流动，而沙丁鱼见了鲶鱼则十分紧张，左冲右突，四处躲避。这样，沙丁鱼生存几率反而更高。这说明，沙丁鱼是受了外界刺激才保持了新鲜与活力。这就是所谓“鲶鱼效应”。重庆报业也是如此。如果在市场培育、体制和政策创新等方面加大力度，扶持和鼓励优势媒体发展，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不怕竞争，同时引进发达地区资金和管理，促进媒介联合，认真研究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并科学应对，重庆报业或可改变不利局面。(蔡敏系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副院长)
采访手记
周志懿：关于重庆报业未来的思考
文/周志懿
对重庆报业生态的调查持续了近一周的时间。尽管我们的记者有的每天凌晨五点就跟着报社的发行车实地考察，从报贩那里了解情况；尽管有的记者为了真实的一手数据晚上与采访对象要聊到凌晨三点；尽管我们尽一切可能想了解到基层更多真实的情况。但坦率地说，作为外来者，一周不到的时间还不能让我们自信地认定自己就是掌握了重庆报业那把金钥匙的人。我们所做的，只是尽最大的努力以客观、理性的视角报道这一切，将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数据、案例、人物在读者面前真实呈现。这既是《传媒》的宗旨，更是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所在。
抛开我们对报道真实的重庆报业可能引发的情绪不谈，其实我们与重庆的报人一样，更关心重庆报业的未来会如何发展。作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这个中国当之无愧的第四城，为什么报业的发展始终不能与重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匹配？为什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报业竞争的格局不能明朗？为什么不能出现一报独大的局面？通过重庆报业的现状我们是否可以联系到目前阻滞中国报业发展的一些共性原¬因？我们在重庆调研的日子里，报界同仁的眼神莫不对我们抱有某种无法言说的期待。
困局之源
在重庆，《时代信报》执行总编辑¬、52岁的老新闻人傅小渝就向记者道出两个困惑：一是为什么重庆就不能做到一报独大？二是报人都公认办得很好的《时代信报》为什么就是广告与发行上不去？
也许真是因为久陷其中，当局者迷，或者是顾及身份，无法言说。但傅的困惑真的成为了我们思考重庆报业迷雾的敲门砖。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我们的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报人或学者都认为重庆报业早在几年前就应该有一报独大的机会，而且几张都市报本来都可能成为其中的王者，究其原¬因，首先是重庆报业的结构不合理。早在《重庆时报》入渝之前，虽然重庆报业依然有着很大的空间，但当时的都市报市场已经¬打得火热，同质化竞争已然厉害。作为一个700万城区人口的城市，晨晚商三张同质内容的都市报已经¬凸显出重庆都市报需要差异化竞争的问题。设想如果当年时报没有强势进入，晨晚商三家报纸应该是可以差异竞争，共同把蛋糕做大的。
华商报系的确看到了重庆报业发展的空间，对重庆报业形势的判断无疑有其市场的眼光。然而时报再度定位成与晨晚商同质的都市报，一开始就将时报陷于不利的境地，虽有上亿资本的雄厚实力，但同样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事实也已经¬证明，时报进入重庆五年来，虽带来了一些新的新闻理念，但客观上不仅没有按设想拉¬开重庆都市报的竞争层次，相反，还使原¬本已经¬同质化严重的都市报之战更趋残酷与激烈。进入者想攻城掠池，守城者全力自保，双方同样的实力、同样的本事，盯的又是同样的蛋糕，谁¬能胜出，只有天知道。
其次是发展观念的滞后。比如对《重庆时报》不惜血本的促销方式，重庆不同层次的报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明显反对，这种观点认为《重庆时报》的做法使得重庆报业进入恶性竞争状态，导致竞争成本大幅上升，使报纸的新闻价值大大贬低，读者的眼睛盯在了各报的赠品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完全正常，既然是都市报，就应该与党报有别，应该在经¬营上充分市场化，报纸的竞争也应该通过市场的手段优胜劣̬。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但背后代表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观念，到底是要计划还是要市场，其实这早已有定论。在多次的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多次指出，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具体落实到时政类报纸中，重点是推行采编与经¬营两分开，鼓励党报集团将经¬营部分转制为企业，形成市场主体，开展市场化的经¬营活动。当然，这种市场化经¬营活动的前提首先是尊重新闻价值，尊重市场规律。
当然在报业发展的理念上，重庆同样存在着行政手段大于市场手段的行为。傅小渝感觉《时代信报》的确是一张办得很有品位的报纸，但是究其叫好不叫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时代信报》的“出生”本身就是行政指令的产物，它不能说是一个经¬过充分调研并建立在强大的市场基础上的产品，它一开始就是迎¬合小众的。换句话说，它一出生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第三是经¬营理念的滞后。由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虽战略显要，但终究在西南山区，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对传媒领域高级人才的吸附力还是有限的。当年谭军波等人投奔重庆，却终因《重庆商报》被集团收到麾下而决然离开，因此重庆报人大多还是本地自行培养起来的佼佼者。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重庆报业的经¬营理念相对传统。即使是机制相对灵活的《重庆时报》，虽有柳祖源聚集眼球的报道方式与不惜血本的渠道战略，但柳的短腿同样也是经¬营。而在其它报纸中，目前身居主要岗位甚至担负主要创收任务的报社老总们也大多是编辑¬记者出身，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习惯于将报纸的版面做为自己的终端产品，习惯性地认为只要把报纸的内容做得更吸引读者就能够在经¬营上打个大胜仗。这种观点若是在以前自然是非常合适的，然而在传媒形态日益丰富的今天，将眼光始终盯在报纸的版面上，主要依靠卖报纸的版面广告来为报社创收的做法难免老套。现在报业的经¬营早已从经¬营报纸向经¬营读者转变。若不能正确认识报纸媒体在现代传媒形态中的位置，正确认识纸媒在传播渠道中的中介与平台性质，报社的经¬营只会越来越难，而报纸的竞争也会始终是自娱自乐。
需要把握四大关系
出路在哪里？若将重庆报业置于全国报业的大背景下考量，特别是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报业进行比较，我们建议重庆报人特别是报业的决策者在如何发展重庆报业的问题上应该注意四大关系的处理与把握。
一是竞争与竞合的关系。按重庆当地人的话说，重庆报业的竞争之所以是低层次的竞争，是因为几张都市报都是在饭锅里争饭吃，一张报纸的份额上去，必定另一张报纸的份额下去，市场的直接体现就是一张报纸抢了另一张报纸的份额。一个市场如此长期发展自然是不利的，其结果每一个竞争的主体都是受伤者。要说改变重庆报业现状的根本方法还在于鼓励通过股权重组等市场化的方式，以资本为纽带，调整报业结构，形成合理布局，多在深化报业经¬营、扩大读者群体、培育市场上下功夫。处理好竞争与竞合的关系，实质就是正确看待竞争，把竞争当成发展的动力，最终还要走向竞合。如果最后能由竞争走向竞合，则真是重庆报业之福。
二是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报业发展如果光有计划没有市场，那等同于历史的倒退；但如果纯粹只有市场没有计划，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与报业实际。计划太多管得太死，市场化太滥又容易偏方向。因此，在报业管理中无论是体制还是机制，计划与市场手段在其中的比重非常重要。按照中央目前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对于报业的行业管理，政府等主管部门应该着眼于转换职能，由原¬有的具体管理转向宏观管理，转向公共服务。这同样适应于集团对子报的管理。比如，集团对子报的管理应该是管导向、管主要负责人、管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也就是绩效考核、目标管理、成本控制，其余具体的操作应该给子报更大的权利与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放水养鱼，共同发展。
三是媒体与媒介的关系。在与重庆报人的接触中，大家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到了纸上，这是多年形成的习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报人必须转换思维才能适应新的媒体发展形势。报纸报纸，其核心在“报”而不在纸。报社生产的产品从根本上是新闻内容，是信息产品。而纸只是这些内容的载体。报社是媒体，报纸只是一种媒介，媒体能够生产内容，而媒介只是物理载体之一。纸质形式的载体可能因为对资源与环境的伤害而被压缩使用，加之其可供阅读的时效性落后于其它载体，可能被淘̬，但是高质量的新闻内容是永远不会被淘̬的。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是内容的生产与开发，报社并不一定就是报纸的社，报社应该是报道社，是通讯社，应该是多种媒介同时并存的报社，这样才能跟上传媒业发展的形势。
四是经¬营报纸与经¬营读者的关系。在重庆报业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将以纸介质为主要载体的形势下，报社应该坚决打破过分依赖报纸版面创收的单一盈利模式。传统的报人习惯于把报纸作为自己的唯一产品和终端产品，新闻信息服务为唯一的服务。然而若站在经¬营层面上深挖，我们会发现，读者除了有信息需求之外，其实还有更多的其它需要，因此报社除了主要为目标对象提供足够的新闻信息等内容产品之外，还可以提供能迎¬合目标受众需要的其它产品。如果真正从企业营销的角度来看，关注与迎¬合用户的需求才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所以报社更应该把自己定位成服务读者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可以在读者之间打造共同的利益链条，只要打造了这样的链条，报社就能真正实现从经¬营报纸到经¬营读者的转变。比如《湖南卫视》的“快乐购”节目就基本实现了一个新闻媒体向受众平台的跨越。
作为记者，其实我们无权也不太合适给重庆报业下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即使我们发出这样或那样的议论都可能是微不足道的，重庆报业发展与破局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取决于重庆报人自己，特别是相关的主管部门及各报领导。主管部门及领导能否真正运用科学发展观，做到与时俱进，能否真正运用市场的观念与管理方式推进报业发展，这对重庆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再多的分析都将是隔靴搔痒。但是作为《传媒》，我们也有责任将自己所感知的一切，进行客观分析，并进行适当呼吁。如果我们的绵薄之力能为重庆报业带来哪怕是微小的变化，我们会觉得非常欣慰，权当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应。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期待重庆报业尽快雄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