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6年5月，英国议会教育委员会公布了一组罕见的数据：英格兰有24家高等教育机构可能在未来12个月内面临资不抵债和退出市场的风险，其中7家在校生超过3000人。英国迄今还没有一所大学因资不抵债而彻底关闭，但监管部门已经开始讨论，如果风险真正发生，学生如何转学、课程由谁承接、学分和成绩档案如何保存。大学“倒闭”，第一次从媒体的危机想象变成了监管机构必须准备的应急方案。
危险并非毫无征兆。过去两年，英国高校陆续冻结招聘、推动自愿离职、合并院系、减少课程，并推迟教学楼、实验室和宿舍建设。一些学校出售土地和物业，以换取短期现金。越来越多大学发现，过去赖以平衡预算的一笔关键收入，正在变得不再可靠。
这笔收入来自国际学生。
长期以来，外界习惯把国际学生理解为大学的补充生源：他们带来多元文化，提高校园国际化程度，也为所在城市增加消费。但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国际学生早已承担了远超“补充生源”的功能。他们支付更高的学费，更少依赖本国学生贷款，集中在收费较高、学制较短的课程中。大学由此获得可自由支配的现金，用来填补本土教学、科研和校园运营的缺口。
当签证、家属、毕业就业和移民政策集体转向，大学面对的就不只是少招几名学生，而是一套建立在国际生持续增长之上的财务结构开始松动。
01
国际学生不是补充生源，
而是大学的隐形财政
理解英国大学的困境，需要先理解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大学招收本土学生，并不一定能够覆盖培养他们的全部成本。
英格兰本土本科生学费长期受到政府上限约束。多年间，大学每年最多向本土本科生收取9250英镑，之后虽有小幅上调，但远远赶不上工资、能源、维护、养老金和实验室成本的增长。英国财政研究所测算，计入平均每名学生约1050英镑的直接政府教学拨款后，多数课程每名本土学生每年能够获得的总资源也只有约1.05万英镑。
对普通企业而言，成本上涨可以通过提价转移；但大学的本土学费具有公共政策属性，价格调整同时面对选民、政府和学生债务压力。结果是，本土学生越多，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学的利润越高。对于实验设备、临床训练和小班教学投入较大的专业，扩招甚至可能扩大资金缺口。
国际学生则是另一套定价体系。国际学费不受本土学费上限约束，大学可以根据排名、专业热度和市场需求自主定价。2023/24学年，英格兰高校从每名全日制国际学生获得的平均学费收入约1.9万英镑；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学校超过3万英镑。同期，国际学生学费为英格兰高校带来约100亿英镑收入，占高校总收入的22%，而2017/18学年这一比例还是17%。
图1 国际学生学费在英格兰高校总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上升。注：为行业整体数据，不代表每所大学的收入结构。
更重要的是，这部分钱不只用于给国际学生上课。英国大学的科研经费往往不能覆盖项目的全部成本，实验室、研究助理、行政管理和设备维护都需要学校配套。英国高校2023/24年度TRAC成本核算显示，全行业科研活动成本缺口约54亿英镑。议会收到的行业证词指出，学校需要依靠非公共资助教学收入——主要是国际学生支付的较高学费——平衡账目。国际学费同时帮助学校维持本土教学、低收入学科和校园设施。
这并不意味着某一名国际学生直接“养活”了某一名英国学生。更准确的说法是，国际学生提高了大学整体可支配收入，使学校能够承担那些不能完全依靠本土学费和公共经费覆盖的活动。
授课型硕士尤其重要。英国一年制硕士周期短，商科、管理、计算机等课程相对容易规模化，同一套课程可以覆盖更多学生，国际学生又往往支付全额学费。过去十多年，不少大学把授课型硕士做成了增长最快的产品：开设新专业、扩大班级、增加海外代理，并根据未来国际招生增长扩建宿舍和教学空间。
问题也由此埋下。教师、实验室、校园、宿舍、养老金和债务都是固定成本，无法随着某一届国际新生减少而同步消失。很多大学年度经营结余原本就很薄，一旦高边际收入的国际学生低于预算，损失会迅速穿透利润，转化为现金流压力。
大学真正依赖的并不是“国际学生人数”，而是国际学生所提供的高学费、快回款和可自由配置的边际现金流。
02
学生并非不再留学，
而是不再相信留学一定值得
国际学生下降，经常被解释为经济放缓或年轻人消费降级。但这一轮变化的特殊之处，是传统英语留学目的地几乎同时调整了签证、家属、就业和移民政策。学生面对的不是单纯涨价，而是留学投资回报的多个变量同时恶化。
英国：从家属限制到毕业签证缩短
2024年起，除攻读研究型研究生或获得政府资助等少数情况外，多数国际学生不能再携带家属。这项政策对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市场影响尤其明显：这些市场的授课型硕士申请者中，年龄较大或已经成家的比例相对更高，家属能否同行本身就是留学决策的一部分。
毕业后的时间窗口也在缩短。按照英国现行安排，2026年12月31日前申请毕业生签证，通常仍可停留两年；2027年1月起申请，期限将缩短至18个月。对牛津、剑桥等顶尖学校而言，半年差异未必足以改变需求；但对排名一般、就业资源有限的学校，学生会更直接地追问：花费数万英镑，只获得一年课程和18个月求职时间，是否值得？
截至2026年6月的一年内，英国发放约38.35万份学习签证，同比减少11%，较2023年6月的高点减少41%。HESA数据显示，2024/25学年英国授课型硕士新生减少6%，其中非欧盟新生减少10%。国际学生的变化已经从签证申请端进入大学课堂。
美国：总量仍高，但新增研究生先降
美国的情况需要更谨慎地判断。2024/25学年，美国国际学生总量仍达到约117.8万人，不能据此宣称美国留学全面崩塌。但首次进入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下降7%，降至27.71万人，其中新增国际研究生下降15%。存量学生和正在进行OPT实习的毕业生会托住总量，新生变化才更接近下一阶段收入。
美国签证审查、旅行限制和政策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了风险。对大学来说，学生并不需要等到签证被正式拒绝才会改变选择；只要申请周期、入境规则和毕业后工作前景变得难以预测，一部分人就会提前转向其他国家。NAFSA据情景测算，2026年秋季美国可能比此前基线少最多11.1万名国际学生，对地方经济的直接贡献可能减少34亿美元，并影响约3.9万个岗位。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项行业预测，而非已经发生的最终结果。
加拿大：政策性收缩最为剧烈
加拿大是这一轮调整中最鲜明的样本。加拿大移民部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境内学习许可持有人约92.84万；到2025年底降至约69.12万，同比减少29%。2025年新进入加拿大的国际学生比2024年减少约17.76万人，降幅约61%。2026年，加拿大计划最多发放40.8万份学习许可，其中新入境学生约15.5万，目标继续低于前两年。
收紧背后有清晰的公共政策理由：住房紧张、部分低质量学院利用留学项目输送移民，以及学生权益保护不足，都迫使政府控制规模。但教育财政的矛盾并没有随之消失。2025/26学年，加拿大国际本科生平均学费已超过本土学生的5倍。公共投入不足和本土学费受限，曾推动学校不断扩大国际招生；当政府主动关小入口，大学和学院首先失去的恰恰是最昂贵的学生。
澳大利亚：外围产业先于大学感到寒意
澳大利亚的情况又有所不同。2024/25财年，国际教育为澳大利亚带来约536亿澳元出口收入，其中高等教育贡献约388亿澳元。它不仅是大学收入，还连接着语言学校、职业教育、住宿、交通和零售。
澳大利亚为2026年设置29.5万人的国际新生规划水平。2026年前5个月，国际教育注册人数和新入学人数均同比下降8%；但高等教育注册仍增长2%，英语语言培训ELICOS则下降27%。这组分化说明，政策影响存在明显时滞：语言班、预科、职业教育、招生代理等入口行业先下滑，大学在校生规模则要等现有学生毕业后才会完全反映出来。
图2 四大英语目的地均出现收缩信号。注意：四国指标口径和观察期不同，只用于呈现方向，不能直接比较市场规模。
四个国家的共同变化，不是国际教育需求凭空消失，而是留学从一项相对确定的教育投资变成了一项需要同时评估政策风险的长期决策。学校排名仍然重要，但学生还要计算学费、汇率、家属政策、毕业签证、就业概率和移民通道。过去决定留学的是“能否申请上”，今天越来越多家庭先问“读完之后能得到什么”。
03
从关专业到卖资产，
大学危机开始向外传导
国际学生减少对大学的冲击并不是等比例的。假设一所大学年度收入为100、成本为97，原本只有3的经营结余；如果国际招生不及预期令收入减少4，即便总收入只下降4%，学校也会从盈利3转为亏损1。现实中的财务结构更复杂，但这一简化模型说明了问题：高边际收入下降，会迅速吞噬本就有限的安全垫。
英国OfS最新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脆弱性。2024/25学年，35.8%的高校报告赤字；如果不采取额外措施，2025/26学年预计有42.7%的高校出现赤字。国际学生招生下降7.7%，而且比学校此前的预测低9个百分点。风险并不只来自招生下降，还来自大学长期过于乐观地把增长写入预算。
图3 从签证政策到大学财务及地方经济的传导过程。入口行业通常先变化，大学财务存在一个或多个招生周期的滞后。
关停专业：市场收入开始反向塑造学术结构
大学应对财务压力的第一步通常是冻结招聘、压缩行政支出和推动自愿离职；如果缺口仍无法填补，调整便会进入院系和专业。低招生、低收入或教学成本较高的专业，往往最早出现在名单上。
卡迪夫大学在2025年1月提出“确保学术未来”方案，最初包括削减约400个全职岗位，以及停止古代史、现代语言与翻译、音乐、护理、宗教与神学等部分课程。经过咨询、自愿离职和方案调整，到2025年6月，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削减的岗位降至69个全职岗位，古代史、宗教与神学、现代语言等课程仍面临停止招生或调整。这个过程本身比最初的400人数字更值得关注：学校并非一纸命令关掉所有专业，而是在财务目标、社会需求、员工协商和学术声誉之间反复权衡。
国际学生减少，最后被削减的却可能是本土学生需要的语言、历史、音乐乃至护理课程。原因在于，国际学生集中的商科、计算机和工程专业过去产生了更多可支配收入，帮助学校维持其他学科。一旦交叉补贴能力下降，大学的学科结构就会被收入能力重新排序。
爱丁堡大学则说明，名校也并非完全安全。学校在2025年批准两年期预算，包含约1.4亿英镑的削减目标，约350名员工接受自愿离职。爱丁堡拥有强势品牌和大量资产，但同样面对工资、养老金、科研与基础设施成本。品牌可以提高招生韧性，却不能消除高固定成本。
卖资产：校园扩张开始反向收缩
当裁员和专业调整仍不足以缓解现金压力，大学会推迟建设、削减设备采购，甚至出售土地和建筑。资产出售能够迅速释放现金，却很难修复长期收入结构。如果出售的是能够产生稳定租金或服务收入的资产，短期流动性改善还可能以长期收益下降为代价。
学生公寓已经成为观察国际招生的领先指标。英国大型学生住宿运营商Unite在2026年2月表示，国际研究生减少和教育成本上升正在压低需求，其2025/26学年入住率由上一学年的97.5%降至95.2%，并出售一项价值1.86亿英镑的伦敦物业。到2026年中，预订情况有所恢复，公司预计2026/27学年入住率为94%至96%，但租金增速预期仅为1%至2%，明显低于此前阶段。
这意味着，国际学生变化已经从高校延伸到商业地产。顶尖大学附近的物业仍可能保持强劲；普通大学较多、授课型硕士依赖较强的城市，则更容易出现空置率上升、租金放缓和开发计划延期。大学的招生能力，正在重新进入学生公寓的估值模型。
大学危机，也是大学城危机
国际学生为城市贡献的不只是学费。他们租房、乘坐交通工具，在当地消费，并支撑语言培训、餐饮、零售和就业。2024/25学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约429亿美元，支持超过35.5万个岗位。
澳大利亚同一时期的国际教育出口收入达到536亿澳元。当大学削减招生、员工和建设投资，影响会沿着住房、服务业、建筑业和地方税收继续传导。
并不是所有大学面临同样风险。国际学生比例高并不必然危险，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学校拥有全球品牌和更强定价能力。真正脆弱的，是国际收入占比高、来源国集中、依赖一年制硕士、品牌较弱、负债较高且现金储备有限的学校。如果所在地对本土学生和就业也缺乏吸引力，国际招生下降后几乎没有替代生源。
国际学生退潮不会平均冲击所有大学，而会加快生源、资金和学科资源向少数头部学校集中。
04
国际学生没有消失，
全球大学正在重新争夺生源
如果只观察美英加澳，很容易得出“全球留学退潮”的结论。但全球国际学生并未整体消失，他们正在向成本更低、就业路径更清晰或政策更友好的目的地重新分布。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预计，2025/26冬季学期德国国际学生约42万人，接受调查的大学中，约四分之三报告新入学国际学生保持稳定或增长。OECD汇总数据显示，德国2024/25冬季学期外国学生同比增长约6%，法国2024/25学年国际学生增长约3%。低学费、工程教育和较清晰的就业路径，使欧洲大陆获得更多价格敏感型需求。
亚洲也在主动接住新的流量。中国香港资助大学非本地学生招生上限在2024/25学年由相当于本地学额的20%提高至40%，并将在2026/27学年进一步提高至50%。英文教学、全球排名、亚洲就业和相对明确的留港路径，使香港成为中国内地和亚洲家庭的重要替代目的地。日本也在扩大国际招生，希望把国际学生与老龄化背景下的人才需求结合起来。
这一轮重排不会让所有新目的地平均受益。追求顶尖科研和全球品牌的学生仍会选择头部美英大学；价格敏感型学生可能转向德国、法国和部分亚洲国家；重视亚洲职业发展的学生会更多考虑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日本。国际学生市场正在从国家之间的粗放竞争，进入学校、专业、成本和就业结果之间的精细竞争。
中国能承接多少新的国际教育需求
中国内地同样具备承接部分需求的基础。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相关数据，2024—2025学年共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38万余名国际学生在中国境内110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研修或培训，较上一学年增长15%。这一口径包含不同类型的学习者，与欧美国家以学历生为主的统计不能简单横向比较，但至少表明，来华学习正在恢复。
中国高校的优势并不只是成本较低。工程、医学、计算机、供应链和制造业等领域拥有产业场景，中国企业出海又带来中文、技术和区域经营人才需求。对亚洲、非洲及“一带一路”国家学生而言，“在中国学习—进入中国企业或本国中资企业就业”有可能形成一条比单纯学历更具体的价值链。
短板也很清楚。高质量全英文课程仍集中在少数学校，国际学生实习、就业和签证衔接有待完善，不同高校在住宿、医疗、职业服务和跨文化管理方面差异较大。部分项目依赖奖学金，尚未形成美英高校那样的高学费商业模式。因此，中国能够承接一部分产业型、区域型需求，却很难在短期内等量替代顶尖美英大学的科研品牌和全球就业网络。
从“学生出海”转向“课程出海”
面对本土招生和国际流动的不确定性，大学也在改变产品形态。HESA数据显示，2024/25学年，在海外本地学习英国高校课程的跨国教育学生达到约66.995万人，同比增长8%。这个规模已经接近在英国本土就读的国际学生群体。
背后的商业逻辑并不复杂：如果学生不愿承担高昂的跨境生活成本，大学就把课程、品牌、质量认证和部分师资送到学生所在国家。海外分校、中外合作办学、联合学位、2+2项目和混合式学位，都在把国际教育从“人口跨境流动”转向“课程和认证跨境流动”。
这种模式能够降低学生生活成本，也能帮助大学保留国际收入，但它并不是没有风险。海外课程质量能否与本校一致、合作方如何分配学费、学位是否获得雇主认可，以及大学会不会把低成本交付包装成高价国际文凭，都将成为下一阶段的监管重点。
留学服务行业的新生意，不再只是申请
全球生源重排也会改变中国留学服务行业。过去，一家机构可以依赖英国硕士、加拿大移民或美国研究生中的单一市场，通过选校、文书、申请和签证完成交付。未来，政策波动意味着机构必须同时准备多个国家、多个路径和转学预案。
第一，服务会从“帮学生申请到学校”转向“管理一笔教育投资”。家庭需要比较的不只是录取概率，还有总学费、生活成本、毕业签证、专业就业率和投入回收周期。
第二，机构会从文书服务延伸到就业和合规。海外实习、求职辅导、雇主资源、工作签证、资金证明、学历认证和回国就业，将成为决定客单价和复购口碑的新环节。
第三，院校端服务可能比学生端更具增长空间。国际招生承压后，大学需要区域市场数据、招生渠道管理、学生留存、就业支持、合作办学设计和海外项目运营。传统留学中介如果只停留在流量和申请环节，价值会被压缩；能够同时连接学生、大学和雇主的服务商，才可能获得新的议价能力。
结语
过去十余年，国际学生为大学提供了一种近乎理想的收入：收费高、支付快、需求持续增长。大学由此增加课程、招聘人员、扩建校区，并逐渐把增长视为理所当然。国际学生的高学费，掩盖了本土教学拨款不足、科研成本缺口和校园扩张风险。
如今，学生开始重新计算。学校排名仍然重要，但它必须与学费、签证、就业、安全和职业回报一起接受审视。当普通大学无法证明一张文凭值数万英镑，学生便可以转向成本更低的欧洲大陆、机会更近的亚洲，或者选择不离开本国的跨国教育项目。
大学也不得不重新计算：一门课程真正需要多少教师，一栋新楼是否必须建设，国际生源能否继续增长，科研和本土教学究竟应该由谁买单。这不是一轮简单的招生淡旺季，而是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证明的开始。
政府同样面临两难。一方面，控制移民、住房压力和低质量教育有其公共合理性；另一方面，如果国际学费下降，而公共投入没有补位，最终结果只能是课程减少、员工离开、学校合并甚至部分机构退出。国际学生政策从来不只是移民政策，它同时也是大学财政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
国际学生没有离开全球高等教育，只是不再愿意无条件为大学的高成本和低效率买单。真正被击穿的，是一套长期依赖“更多学生、更贵学生”才能维持的增长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