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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帝国”传奇要翻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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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叔说

来源:瞭望智库(ID:zhczyj)

10月28日,已故韩国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的出殡式以家族葬方式举行。

李健熙25日因病去世,三星集团经营继承和未来发展将何去何从,引发韩国舆论高度关注。

韩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头部财阀企业——三星、现代、SK、LG、乐天……财阀家族占据大部分GDP增长,几乎能够左右国家经济走向。

民主化转型后,韩国总统任期最长不过5年,财阀集团却可以让子孙后代世代传承。李健熙掌舵三星期间,青瓦台的主人换了6位,历任总统上任后都要与李健熙握手、交谈,可谓是“铁打的财阀,流水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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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帝国”掌门人

李健熙于2014年5月因急性心梗住院,6年来持续接受康复治疗,近日病情恶化,抢救无效离世。

韩国政界商界和国际社会纷纷表示哀悼。受总统委托,青瓦台秘书室长卢英敏和经济首秘李昊昇当晚前往灵堂吊唁。

1942年,李健熙生于韩国大邱,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第三个儿子。他早年留学日本,后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1967年,李健熙与洪罗喜成婚,两人育有一子三女。

在李健熙的经营下,三星从一家贸易公司发展为世界知名科技企业,旗下子公司包含三星电子、三星电视、三星火灾和三星生命等,业务涉及手机、芯片、电器和保险等诸多领域。韩国人常说,“在韩国无法避免的三件事是死亡、税收和三星。”可见,三星在韩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再来看看三星家族的继承者们。

长子李在镕从首尔大学毕业后赴日留学,后在哈佛商学院获工商管理博士学位。1998年,李在镕与大象集团林昌旭会长的女儿林世玲结婚,后于2009年离婚。

长女李富真为新罗酒店社长,她与普通员工出身的任佑宰结婚,今年年初正式离婚。次女李叙显为三星福利基金会理事,她与《东亚日报》金炳琯会长的次子金载烈结婚。小女儿李允馨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但在留美期间自杀身亡。

李健熙离世后,他的独子、现任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被视为三星集团热门接班人。

据悉,李健熙名下的三星集团旗下企业股份总市值约为18万亿韩元,李健熙的法定继承人将面临1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00亿元)的继承税,即使分期缴纳,每年的缴税额也将超过1万亿韩元。

如果以韩国政府正在推进的《保险业法》为准,三星生命和三星火灾只能保留三星电子股票总额的3%,其余4亿股(价值约20万亿韩元)均需出售。由此,三星公司架构或发生较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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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

在韩国,长子继承家业被视为顺理成章。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却废长立幼,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实际上,李秉喆原属意长子李孟熙接棒事业,却因一出糖精原料走私案改变了原定接班布局和三个儿子的人生轨迹。

1962年,李秉喆创建韩国化肥厂,三星被爆以进口白水泥等建筑材料为名走私糖精原料。对此,李秉喆长子李孟熙主张,这是时任总统朴正熙与三星“共谋走私”,将所获资金用于下届总统选举、化肥厂建设以及三星原始资本积累。事后,朴正熙却利用媒体揭发三星走私。最终,次子李昌熙落案,被判5年徒刑,李秉喆只得把三星51%的股份上交国家。

李昌熙保释出狱后,对独自背黑锅不满,遂向青瓦台写检举信。李秉喆认定李孟熙为走私案主谋,将其逐出家门,这才决心让三子李健熙接班。

1987年,李秉喆去世,李健熙成为三星集团第二任会长。他在就任时表示,将自律经营、重视技术、尊重人类,带领三星成长为世界级超一流企业。

此后,李健熙长期处于韩国商界舞台中央,他的一句话就能在整个商界掀起旋风。

1993年,李健熙提出“新经营宣言”,表示“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宣布第二次创业。

2007年,李健熙发表“中国从后追赶,日本在前领跑,韩国经济沦为三明治”的言论,引发韩国商界巨大危机感。

2010年,李健熙发出“危机论”警告,称代表三星的绝大部分业务和产品将在10年内消失。

2012年,他又提出“创造经营”,不断地追求变化与创新。

如果说李秉喆将三星提升为韩国商界中心,李健熙则带领三星走向了世界。

韩媒报道称,在李健熙掌舵的27年里,三星总市值从9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4亿元)跃升至2014年的318.8万亿韩元,骤增348倍。三星集团出口额在韩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3%增长到28%,翻了一番。

据Interbrand2020年调查,三星电子的品牌价值达623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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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打的财阀,流水的总统

在韩国,很早就流传着“财阀共和国”的叫法。而若要为一个企业扣上“共和国”的名号,三星却是独此一家。

如果说李秉喆将三星提升为韩国商界中心,李健熙则带领三星走向了世界。

三星发迹于官商勾结的军政府时期,又在民主化转型的阵痛中做大做强。韩国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朝鲜战争后经济疲敝,政治与经济危机感并存。为实现经济独立,朴正熙军政府强力干预经济,采取以政府为主导、以财阀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时至今日,这一模式优势渐颓、弊端凸显,给韩国经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三星豢养的“食客”遍布韩国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韩国舆论诟病李健熙凌驾于法律之上,戏称大韩民国是“三星共和国”。

韩国总统看似权力大,却是进步、保守两派势力风水轮流转。因为与财阀勾结,历任总统都难逃“青瓦台魔咒”,或入狱、或自杀、或遭弹劾。与之相反,屡次犯法的财阀却总能获得赦免,在风波过后依旧手握经营大权。青瓦台的主人五年一换,与历任总统握手的财阀却一直在那里。

1995年,李健熙在公开场合表示:“韩国有着四流的从政者,三流的公务员,二流的企业家。”面对强大又狂妄的财阀,青瓦台除了表达不满外并拿不出什么对策。

1996年,李健熙被查出曾向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行贿,被判处两年监禁,缓期执行,但次年就被予以特赦。

2008年,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李健熙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次年,时任总统李明博就以申请平昌冬奥会戴罪立功为由,再予其特赦。

2016年底,“亲信干政”事件引发韩国政坛地震,朴槿惠被弹劾下台。2018年2月,李在镕亦因涉嫌向朴槿惠行贿,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缓刑4年。

同年7月,现任总统文在寅访问印度时,会见了参加当地三星电子工厂竣工仪式的李在镕,请他“促进国内投资、创造就业”。9月,朝韩领导人会晤时,李在镕等韩国财阀掌门人更是高调同行,正式开启“复权”进程。

戴罪之人如此高调地参与访朝行程,引发舆论批判。对此,青瓦台的回应竟然是:审判归审判,做事归做事。

在韩国,每一届总统上台,都需要财阀为其国家发展战略做贡献,政府制定的政策亦需财阀企业配合完成。可以说,总统有求于财阀更多,权力天平已逐渐向财阀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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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者的“命门”

韩国财阀享有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的“世袭权”,子承父业被认为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在继承权争夺和实现世袭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违法行为和不光彩的勾当。

李健熙早在1995年就开启了长子接班程序,赠与正在留日的李在镕61亿韩元。这笔钱投入股市两年后增值为536亿韩元,用于购买低价发行的爱宝乐园可转换债券和三星SDS附认股权债券。

当时,爱宝乐园董事会对贱卖债券的损己利人之举持默许态度,只有三星小股东们坚决反对。低价转让可转换债券,等于将股东的财富转移给李在镕个人,还侵犯了小股东优先购买三星电子股份的权利,削弱了他们的投票权,另致爱宝乐园至少损失969亿韩元。

1998年,李在镕成为爱宝乐园最大股东,爱宝乐园购入三星生命344万股股票。至此,“爱宝乐园→三星生命→三星电子→三星信用卡→爱宝乐园”的循环控股结构得以确立。

李在镕这一波操作可谓“四两拨千斤”,以少量股权控制三星帝国。多次故技重施后,到2016年末,李在镕财产已增加到约6.6万亿韩元。

循环出资和交叉控股是韩国财阀企业的最大特征和痼疾之一。通过循环出资结构,财阀家族得以掌控公司。

对此,高举财阀改革大旗的文在寅政府找准痛点,重拳出击,主张将循环出资改为控股公司制。根据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2018年4月的报告,过去一年里财阀企业循环出资的问题解决了85%。这个数字乍一看的确是大有进步,但却治标不治本。

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控股公司制存在一个重大漏洞——财阀家族将因此而着力扩大集团顶端持股公司的股本。

目前,三星、现代总裁个人对各自集团的持股率分别为0.56%、1.74%。已转换为控股公司制的LG,总裁个人对集团的持股率为1.29%,GS是1.43%,SK则不过0.03%。

反观各大财阀对各自子公司持股率:三星为44.87%、现代汽车为48.41%、LG为36.29%、GS为50.29%、SK则高达59.35%。

可见,即使财阀对整个公司的股份持有率降低,仍可通过持有子公司的大量股份获得对集团整体的支配权。因此,循环出资也好,持股公司制也罢,无论哪种公司结构都丝毫不会影响财阀掌门人攫取利益。

文在寅上台三年多来主推财阀改革,然而现实再次证明,三星在韩国的确是难以撼动的存在。文在寅仍未能实现“清算财阀积弊”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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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阀世袭走向终结?

今年5月,李在镕在一封告全民道歉书中宣布,不会让子女继承经营权。这是李在镕首次正式就接班问题表明立场。此前,他曾在2016年12月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随时愿意让贤”。外界将这番话解读为:李在镕认清了现实,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企业生存所必需的是高水平的职业经营。

高丽大学商学院教授李汉相表示,三星需要不断纠正备受诟病的经营问题,按照西方先进的经营模式进行改革。集团最大股东应带领集团改组控股结构,进行集团经营。

在韩国社会,财阀是具有资源垄断地位、超越行政与司法权力、掌控舆论风向的绝无仅有的存在。财阀权力一手遮天,经济力集中,甚至被称作“皇帝经营”。

首先,在“有钱无罪”的歪风下,财阀家族总能获得司法特殊待遇,理由是万年不变的“拯救经济”。

财阀即使被判有罪,之后总会以“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为由而获缓刑或特赦。他们在获得司法特殊照顾后,往往会信誓旦旦地说:“将为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更大规模投资。”

然而,韩国经济因此获得发展了吗?事实证明,赦免财阀与经济增长并没有任何实证的关联性。“有钱无罪”,折射出法律在韩国如何屈服于财权的现实。

其二,韩国媒体受财阀影响之深不得不察。

针对2017年李在镕涉嫌行贿的特检调查,韩国一些保守媒体频频释放“一旦三星经营不善或导致韩国经济危机”这类耸人听闻的言论,舆论充斥着如果三星信誉受到调查影响,韩国经济就“完了”的担忧之声。

可以说,这类担忧如果成真,那么说明问题很大,因为韩国经济的未来竟命悬一线于个别财阀企业身上;如果担忧没有必要,也说明问题很严重,媒体有意夸大事实,财阀对媒体的渗透已破坏了媒体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其三,财阀改革涉及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财阀借其大而不倒的地位“绑架”韩国经济以及社会民生,财阀改革必然牵涉各个利益攸关方,面临多方阻力。进步派政府主张对财阀进行改革,国内保守势力则声称这会引起投资困难,甚至鼓动罢工。结果,总统不得不和财阀总裁见面,请求财阀企业增加投资,创造就业。

最后,笔者认为,韩国财阀体制的积弊属于典型的灰犀牛风险。体量巨大,潜在风险易被忽视,虽然暂时没发生,但可以预见到必然会发生。

近年来,韩国制造业面临竞争力丧失等内生性问题,加之世界经济放缓、中美经贸摩擦、日本对韩出口限制等外部挑战,韩国经济增长低迷,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危机发生概率增大。为防止系统性风险,财阀改革刻不容缓。

然而,财阀处于韩国社会“食物链”的顶端,难有力量可以撼动其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因此对其改革极其困难。

财阀积弊犹如一个黑洞,消耗了许多社会资源,没有人清楚谁将如何被裹挟进黑洞,但也难以抗拒这个靠着惯性运转的体系,直到被其吞噬,或期待某种外力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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