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先脱掉西装”
投中网
比起科技,香港或许还是更信仰财技。
让我真正难忘的,就是这种“融不到一块”的感觉。根据活动主办方之一香港投资推广署的介绍,金融科技周过去十年吸引了银行、风投、主权基金等金融机构和投资人,在香港已形成品牌效应。但投资方想投的企业和项目,早已不局限于金融科技,还扩展到了大健康、机器人、高端制造等领域。这也构成了主办方引入内地科技企业的原因。这也是近年来内地代表团最多的一年。可是从现场观感看,由主办方大力引进的内地科技企业,与展会原有的氛围却有些格格不入。甚至部分参展企业,对展会本身也没有太强的认同感。这让我忍不住好奇:“融不到一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香港不相信科技?我尝试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直观也最容易得出的结论,当然是香港的产业结构问题。金融服务业长期以来是香港的支柱产业,但因为本地市场体量小、地租高、硬科技创业风险高,长期以来,科技一直不在香港的产业发展主调上。截至2024年,金融服务业在香港GDP占比超26%,制造业及新型工业相关产业的GDP占比,只有3.8%。而香港金融科技周的举办地就在湾仔,简直是香港金融人的老窝。内地科技企业客场作战,怎能不尬?只是,在2026年还谈香港的产业结构问题,未免也太陈词滥调了。毕竟,香港早就知道自己偏科,从1997年董建华喊出建设香港科学园与数码港,到2015年梁振英成立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再到2022年李家超主张把香港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设立港投公司和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发展科技产业这条路上,香港没少努力。但为什么科创业态归来依然像个“异乡人”?我想,这才是“融不到一块”的底层问题。这个底层问题指向的是:一座城市要生长出科创生态,到底需要什么?显然不会只是资金和技术。不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坐拥5所全球百强大学的香港,理应“吊打”一河之隔的深圳。但情况是,无论是早年的大疆与商汤,还是这几年由港校教授创立、手握融资的科技初创公司们,大部分都选择把总部,又或者是核心业务办公室设在了深圳、上海或者北京。那香港缺的到底是什么?我的同事蒲凡曾经在《为什么现在估值最高的创业公司,还是在中关村》里讨论过,为什么北京中关村能在AI时代表现出这么强的竞争力?结论是,中关村的发展,集齐了土地、政策、产业与人四大要素,以及让这四个要素得以沉淀的,时间。中关村聚集了清华、北大和中科院等顶尖高校,从上世纪80年代起已经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此后几十年,从联想到百度,从字节、小米再到现在的智谱、月之暗面。这里几乎能诞生中国科技产业每一波发展浪潮的代表企业。而一代代人才、技术和资本,也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高度聚集,持续滚动。类似的创业土壤在深圳同样成立,只是核心要素换成了电子制造业产业链,与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反观香港,上世纪80年代后,这片土地一直面临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服务业。所以,这里虽然能产出顶尖的科研成果,却没有能承接中试、试产乃至制造环节的产业体系。同时,香港的创科用地分散在港岛南部、新界大埔,以及与深圳接壤的落马洲河套地区,难以形成完整的产学研联动空间。与香港面临相似挑战的还有广州。尽管拥有比香港更大的制造业腹地,大学城、生物岛、黄埔科学城等区域也形成了一定的产学研体系,但广州过去的产业优势,更多集中在汽车、石化、商贸、消费品等领域。这些产业,与如今作为经济增长主流的AI、半导体、具身智能等硬科技赛道,缺乏深度结合点。核心生产要素的缺失,最终外化为截然不同的产业氛围。在北京中关村里,遍地是渴望创造些新东西的年轻人,创立一个新公司的想法,往往在清北饭堂的一顿便饭间敲定;在深圳西丽,大疆旁边的咖啡店里,挤满了讨论模型迭代、硬件测试进度的创业者,以及寻觅项目的投资人。在广州,大家更加熟悉且在意的,是“做货”,是把货卖出去,再把生意铺得更大。至于香港,这座城市金字塔顶尖的选择,或许已经表明了它的信仰。1998年,全球互联网泡沫正热,李泽楷拿下了肩负“香港硅谷”期望的数码港项目。此后,他买壳、将数码港项目注入,再以此为资本杠杆一举买下香港电讯。18天内,一家几乎空壳的公司,吞下了一家年收入超300亿的百年企业,这也成为当时亚洲史上规模最大的收购战。1998年,全球互联网泡沫正热,李泽楷向香港政府提出数码港构想,拿下了这个肩负“香港硅谷”期望的项目。此后,他买壳,将数码港项目注入,并以此为资本杠杆一举买下香港电讯。一家经营规模有限的公司,就这样吞下了一家年收入超过300亿港元的电信巨头。这也成为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收购案。如今,李泽楷的资本运作版图已经从TMT一路延伸至金融保险。2013年,他耗资21.4亿美元收购荷兰国际集团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泰国的保险业务部门,并将其更名为富卫集团。就在前几天,富卫集团宣布卖出了全球最高保额的人寿保单。比起科技,香港或许还是更信仰财技。结尾写到这里,“融不到一块”的原因其实已经很清晰 —— 一座城市要发展培育出一个优势产业,往往需要几十年的积累与几代人的努力。而产业结构要转型,也需要同样的时间。这显然不是开一场会、办几个活动就能解决的问题。想到产业转向的重重阻力,我的脑海中忍不住响起了那句经典台词:收手吧,阿祖!假如只是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按城市的比较优势来分工,香港大可不必死磕科技,而是深耕一条更务实的路:继续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为大湾区乃至全国的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法律、专业服务和国际化支持。毕竟,通道业务向来在香港的舒适区。但在全球商业叙事全面转向硬科技的当下,向来以“国际都会”自居的香港,显然并不甘心只做一个连接点。在9月发布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里,特区政府确立了五个主要发展目标,其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做好“超级联系人”排在最末位。而排在目标最首位的则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促成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经济结构,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是,香港究竟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我没有答案,困惑的也不只有我。我的思绪回到了9月的外滩大会。香港投资推广署也在这场活动上举办了主题论坛,并组织了一系列交流活动。按照官方说法,这是为了“全方位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国际创科中心的独特优势。”大会的间隙,我遇到了一位刚与香港官方交流完的科技企业员工。“聊下来感觉怎么样?”我寒暄道。“政策确实给得很有诚意。官方非常想让我们这些具身、AI公司去落地。”对方回答道。随后,这位员工流露出了一丝复杂的神情。“可是,香港在硬件方面没有优势啊。就算进到产业园区里,本地的算力基建够我们用吗?”“我们现阶段最多在那做一个面向海外的商贸中转站,这种形态的落地,对香港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和帮助吗?”他疑惑地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