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许国酬华年：杜祥琬传》，杨黎光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定价：99元
■本报记者 高雅丽
一个光线昏暗的房间，久别重逢的父子相对而坐。没有久别团聚的促膝长谈，只有短短20分钟相聚，任务在身的杜祥琬便要匆匆踏上归程。千言万语堵在心口，泪水在眼眶打转。这是《以身许国酬华年：杜祥琬传》中最戳中人心的一幕。
《以身许国酬华年：杜祥琬传》是中国科协“科学家精神和科学文化出版工程”的重点图书。传记用30余万字讲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格物济时的求索之路。作者杨黎光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用时两年多，从海量碎片化的史料里“淘”出一个“可信可亲可敬”的战略科学家。
杨黎光说，写科学家传记，最难的不是整理学术成就，而是让读者觉得这个人“可亲可敬”。老一辈科学家的伟大，不只在于惊天动地的科研成果，更在于平凡生活中闪烁的人格光芒。在纷然杂陈、支离散落的资料里，杨黎光找寻那些能让人物自己说话的可信细节，希望能恰到好处地打动读者。
“杜，你回国后有什么事可干呢？”
在本书开篇，杨黎光向杜祥琬提了一个问题：“如今让您回顾自己的一生，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是哪几件事？”
杜祥琬沉吟了片刻，缓缓地说：“如果按照一生来讲，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是我在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留学即将毕业的前夕，与一位苏联同学的一番对话。因为在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核科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回国后会参加核武器的试验，反而是这位苏联同学提醒了我。”
1964年10月初，正是镌刻在杜祥琬记忆深处的日子。在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读书的他即将进行毕业答辩。答辩的前几天，一位苏联同学在食堂里问他：“杜，你在这里学习核物理，你回国后有什么事可干呢？”
听闻此言，杜祥琬一下回答不上来。而就在答辩前的那个夜晚，莫斯科电台突然播报：中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第二天一早，那位苏联同学在走廊里远远看见杜祥琬，兴冲冲跑过来握住他的手，说：“杜，祝贺你！我知道你回去有事干了！”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一个国家的重大进步，在海外的留学生身上会产生多么强烈的反响。”杜祥琬说出这句话时，语气中依然带着当年的震撼。
答辩顺利通过，杜祥琬即刻回国。之后，杜祥琬被分配至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投身氢弹研制事业。他走进了青海金银滩、罗布泊戈壁荒漠，在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于敏等前辈带领下，扎根国防科研一线，隐姓埋名参与一次次试验攻坚。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这句话贯穿杜祥琬整个科研生涯。从核武器理论到强激光技术，再到晚年能源与气候战略研究，他一生三次重大跨界转型，每一次转身都是响应时代召唤。
这句誓言贯穿于书中的每一个章节。杨黎光表示，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不朽。在杜祥琬的身上，他看到的正是这种跨越千年的文化回响。他将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在苦难中淬炼出宽厚和自律，在浮躁的世风中守住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纯粹的风骨。
从碎片里“淘金”
2024年，杨黎光接到创作任务时，正在撰写《“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对于“杜祥琬”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写朱光亚的一生时，杨黎光熟悉了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邓稼先、于敏等一代科学家，也熟悉他们当年的奋斗背景。杜祥琬，正是和这一代科学大家一起工作的年轻一辈。
投入工作后，中国科协给了杨黎光一个U盘，里面有所有介绍杜祥琬的相关素材。当他准备把U盘拷到电脑上时，电脑竟报警，提示内存不够。
他只好在U盘上一篇一篇看，才发现里面是海量资料。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提供了“杜祥琬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全部资料，包括口述历史、传记文章、往来信件、新闻报道、同事回忆等。这些成为他写作的基本事实来源，但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资料非常多，也非常繁杂、零碎。
他拿纸笔一点一点摘抄，再敲进电脑。“最后纸铺开来，有十几米长。”就是靠这十几米的手写笔记，杨黎光把杜祥琬的一生“顺”了下来。
在他的脑海里，杜祥琬的一生经历逐渐形成一幅幅画面：抗战烽火中的颠沛、开封双龙巷里的成长、莫斯科大雪中的留学岁月、金银滩和罗布泊的氢弹试验场、“文化大革命”期间与老父亲20分钟的相会、与毛剑琴在特殊年代的相爱……一直到后来追光而行、转战能源，成为气候科普传播“大使”。
这时，杨黎光还未和杜祥琬谋面。2025年5月，初稿完成后，他带着打印稿去见杜祥琬。那天，他乘早晨6点多的航班从深圳飞北京，一路上特别忐忑。
当天下午，在中国工程院旁边的一间办公室，两人见面了。杜祥琬翻了一会儿稿子，抬起头，说了一句话：“我们从没见过面，你怎么这么了解我？”
杨黎光说：“那一刻，我的石头落地了。至少我写‘像’了。”他发现，杜祥琬只在书稿上修改了几个细节。接下来，他补充采访了一个下午。晚上9点多，他伏在赶回深圳的飞机小桌板上，在笔记本电脑里把当天获得的珍贵细节，一点一点补充到书稿中。
让读者觉得科学家“可信可亲可敬”
在杨黎光看来，如何把科学家写得“可信可亲可敬”，是写作科学家传记最难的地方。
他说：“我不是在沙里淘金，是铜里淘金。资料已经积成铜了，要在里面淘金。”而“淘金”的关键，是要解决“可亲可敬”和“可信”的问题。“我们现在把好多英雄写得不可信了，好像天生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杜祥琬的一生，有太多可写的“大事件”，但杨黎光发现了一些小细节。1969年，杜祥琬所在的单位接到上级指示，要从北京塔院搬迁至坐落于四川绵阳市梓潼县长卿山一带的“902基地”，也就是今天的“两弹城”，而且要“进山、分散、进洞”。
当时，杜祥琬打包全部家当，连同户口一起迁至绵阳。火车行至郑州，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回家看望老父亲。火车停在铁轨上，他冒险回家，预计火车不会马上走。
那条路他特别熟，他穿过去，看到熟悉的楼，走廊里很静，推开门，老父亲背坐着。桌上是一口烧奶的锅，锅底已经结了焦壳。
杨黎光说，写到这里，情感铺垫已经接近顶峰，但“不能渲染”。正是这种克制，让20分钟的相见有了千钧之力。
另一个细节，是毛剑琴随杜祥琬回郑州老家看望老人。她发现父亲坐的藤椅扶手已经磨破了，藤条翻出来，扎手。她没有声张，一个人坐在那里，一点一点把扶手缠好。
最让杨黎光揪心的，是杜祥琬母亲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母亲下葬后没有墓碑，没有记载。后来家人去找当地农民，靠一双尼龙袜辨认出母亲的尸骨。
他发现，杜祥琬讲这些事时表面很平静，内心却是起伏的。后来，他在书里写出了杜祥琬心中的那份愧疚：“我没能保护好我的母亲。”
杨黎光说：“这些细节太容易被忽略了，写传记的时候一句话带过很容易。但你把它细细勾勒出来，读者心里产生的情感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书中，杨黎光用铺垫和细节，把那些没说出口的情感一字一句写进书里。杨黎光说：“这些老一辈科学家身上有一种共同的气质：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但他们自己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
完成核武器科研攻坚后，人到中年的杜祥琬出任“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投身我国强激光技术研究。当强激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他再一次选择跨界，步入能源战略、气候变化领域，从守护大国重器的国防科研人，转身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的建言者、气候科普的传播大使。
杜祥琬始终心系后辈人才成长。他将四川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的100万元奖金捐赠出去，支持激光科研事业；自己日常生活省吃俭用，筹措100万元设立基金，捐赠给母校开封高中，用于数学物理学科人才培养，把个人所得化作托举青年成长的阶梯。
杨黎光感慨：“杜祥琬的事迹和精神不是他个人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是我们国家的。我把这种精神从历史中挖掘出来，擦亮，让它带着温度传递给下一代。”
当第一本样书翻到最后一页，杨黎光书房的窗外已是暮色四合。杨黎光表示，自己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深沉的精神洗礼。在这个愈发喧嚣、现实与物质交织的时代，杜祥琬就像一块历经岁月打磨的璞玉，静静地散发着温润而坚韧的光芒。
这光芒照见了一位战略科学家的人生，也照见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