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中国嘉德香港2026秋季拍卖会“积时倾心：石渠宝笈著录虞世南《积时帖》”特别专场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槌，虞世南《积时帖》最终以1.7745亿港元成交，成为今秋第一件过亿拍品，这也是史上第一件过亿的唐代书家墨迹。
《积时帖》是虞世南致友人尺牍
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梳理发现，在此之前，本季香港已收官的拍卖场次最高价只有7697.5万港元。虞世南《积时帖》以1.7745亿港元落槌，把本季的最高成交价抬高一倍以上。这次成交，进入中国书法拍卖最高价前十，位列第八。按人民币折合约1.6亿元计算，排在宋代黄庭坚《砥柱铭》（4.368亿元）、东晋王羲之《平安帖》（3.08亿元）、宋末元初赵孟頫《致郭右之二帖卷》（2.674亿元）、元末明初饶介《草书韩愈柳宗元文》（2.501亿港元）、北宋曾巩《局事帖》（2.07亿元）、赵孟頫《般若菠萝蜜多心经》（1.909亿元）、赵孟頫小楷《临黄庭经》（1.817亿元）之后。
在中国信札成交榜上位列第三（摹本不计入），仅次于赵孟頫《致郭右之二帖卷》（2.674亿元）与曾巩《局事帖》（2.07亿元）；若只计单封书信，则仅次于《局事帖》。单封书信第二高价。若只算香港拍场，它也是书法门类的第二高价，仅次于2025年的饶介的作品。《积时帖》也是史上第一件拍卖过亿的唐代书家本人墨迹。
《积时帖》是虞世南致友人的一通行草书札，因开篇“积时倾心”四字得名，曾入明、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1945年长春“小白楼”散佚后，湮没数十年，仅存文献记载。对于《积时帖》的存世，启功先生曾多次追问，“不知尚在人间否。”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国宝沉浮录》则曾断言此帖“毁于小白楼中，故原作不传，只能从宋以来刻帖中见之”。这个结论在湮没80余年后被推翻。它曾在晚明与王羲之《行穰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颜真卿《祭侄文稿》同列一堂，被董其昌亲自品评，董氏的结论是它比《汝南公主墓志铭》“当出其右”。
中国嘉德香港董事及中国书画部总负责人郭彤在落槌后表示，从这件作品的重新发现，到学术梳理、专家鉴定的逐步推进，再到书法爱好者的热切关注，各方合力使这件作品走完了它重现人间的历程。这不仅是一次值得铭记的市场见证，更是学术的进步——对于晋唐法书的鉴藏史与书法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实证。
作品书写气韵轻松圆融，在初唐影响深远
虞世南为唐初四大书家之一，王羲之笔法谱系的重要承继者，存世墨迹屈指可数。上海博物馆藏《汝南公主墓志铭》卷，此前几乎是窥其墨迹的唯一实证。
西安碑林博物馆现存《孔子庙堂碑》则为虞世南唯一存世的书迹刻石，原唐代刻石已经不存，目前所见为宋代翻刻。
“长期以来，我因曾在碑林博物馆工作，对虞世南的楷书《孔子庙堂碑》较为熟悉，但对其草书面貌了解有限。此次消失近七八十年的《积时帖》重新现世，使我们得以窥见虞世南草书的真实风貌，实属难得。”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远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介绍，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于贞观四年所书，是学界没有争议的虞世南代表作品，书体为楷书。这件楷书作品法度谨严，书写气韵却轻松圆融，在初唐影响深远。据史料记载，贞观四年该碑立于国子监之后，“车马填集碑下，捶拓无虚日”，前来观碑、捶拓的人络绎不绝，是每本书法史都必然收录的经典碑刻。“草书作品《积时帖》则承袭‘二王’书风余绪，洒脱放逸，让习惯了其楷书面貌的研究者，得以见识虞世南草书的艺术高度。从艺术价值角度而言，这件作品如今获得的市场定位，与其自身的艺术分量是相匹配的。”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吴晓懿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表示，这件作品是手写墨迹，并非常见的碑刻拓本，有特殊的艺术价值。作品属于私人往来信札，并非为庙堂立碑而书。作者书写时不刻求雍容庄严，重在性情自然流露，呈现闲淡、轻松、从容不受拘束的文人意趣，有如苏轼所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笔意。“这件行（草）书心性自然流淌，艺术造诣极高，可视为唐代行（草）书‘神品’。”
作品争议
《积时帖》是米芾临帖？
上个月，“积时倾心：石渠宝笈著录虞世南《积时帖》重现特展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举行，《积时帖》重现后，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它与米芾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研讨会上讨论非常热烈的议题。因米芾本人在《书史》《宝章待访录》中，曾记录自己借临虞世南《积时帖》的经历，而明末清初已有此争议，董其昌的看法则是：“其斫笔处特为瘦劲，米书以态胜，不办此也。”由此形成的种种线索，使“米芾临本”成为研究这件作品时无法绕开的问题。
艺术史学者罗启伦长期关注“米临本”及明清法帖，他从米芾临摹风格的角度进行观察，发现《积时帖》中确实存在大量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米芾用笔因子。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与个人20年的个案研究，他认为应从米芾书学发展与风格序列重新定位“米临”帖。罗启伦提到，最早提出《积时帖》为米临本的，是清初杨宾。“他已经看过明代的刻帖，认为这几个刻帖包括《积时帖》在内，都是米芾所临。”
罗启伦还提到，《积时帖》写在一张偏生的纸上，与米芾中年期多件作品的用纸非常接近。且《积时帖》以一支偏硬的硬毫写就，所以偏瘦，煞锋下去的锐利幅度非常强，跟米芾《中秋帖》看似软毫写出的丰肥两模两样。
对于《积时帖》为米芾临帖的结论，也得到了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书法传播与教育系主任鲁大东的认同，他特别指出，乾隆三希堂里的王献之《中秋帖》，已被公认为是米芾的临本，但它照样是“三希”之一，并不影响其价值。《积时帖》若是米芾临帖，“买虞得米，不失其礼”，这一定是书法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刘彦湖提到，不用详细比对，《积时帖》有很多米芾特点，但他也指出，这件作品跟已经被认定为米芾的临本，像《大道帖》（传王羲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呈现了不同的面貌。而这些不同，应当是有其来源，这给了当代人更深入认识虞世南的一个契机。
对于研讨会有关《积时帖》是否后人临本的讨论，在吴晓懿看来，“这件作品的真实性有待深入研究，墨迹不同于碑刻那种一笔一画刻意摹仿的二度创作，从字里行间的气息来判断，要摹仿出这件作品的水准，摹写者本身也必须是一流的书法大家。倘若真的是米芾等后人临仿，那也是不可多得的行（草）书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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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梁志钦 管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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