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网》吴微
一场7.57亿元的旧改诉讼，以及正在发起的对恒大地产集团的破产清算申请，将广州农商银行（01551.HK）处置存量风险的紧迫性与决心双双摆到了台前。
图片来源：天眼查
2026年8月17日，广州农商银行华夏支行诉广州市时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时岭公司”）等5家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开庭。该案涉及贷款本金为6.76亿元、利息暂计0.81亿元，合计涉案金额为7.57亿元。
此次诉讼中，广州农商银行不仅要求原借款人及原担保方承担责任，还将参与旧改项目承接的地方国企旗下公司列为被告，并主张其构成“债务加入”。目前案件尚未有最终判决。
不过，比诉讼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案件背后广州农商银行的经营数据。
2025年，广州农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53.90亿元，同比下降2.79%，已连续第四年下滑；实现归母净利润21.22亿元，同比增长1.98%。与此同时，该行不良贷款余额升至130.99亿元，不良率升至1.86%，拨备覆盖率则降至161.85%。
收入承压、资产质量分化、拨备安全垫变薄，叠加新管理层持续推进风险出清和业务转型，广州农商银行正在经历一场不轻松的“换挡”。
7.57亿元旧改诉讼，争议焦点在哪里？
广州农商银行这笔贷款纠纷源于广州黄埔区岗贝村、双井村旧改项目。
2020年，时代中国相关主体以时岭公司作为项目承接主体，向广州农商银行华夏支行申请约6.76亿元旧改前期借款。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调整，时代中国资金链承压，并于2022年申请退出广州部分旧改项目。2023年，黄埔区属国资平台接手相关项目。
问题也随之而来。
原债务人和担保方的偿债能力已经明显下降，而国资接盘后，历史贷款到底由谁承担，成为银行和接盘方之间的争议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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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农商银行此次起诉时岭公司、景业投资、时代控股，同时将广州科慧投资有限公司、科学城（广州）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列入被告，主张后两者对相关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银行的主要依据，是接盘协议中有关承接原有银行贷款本息的约定。
但国资接盘旧改项目，是否就意味着同时接下原房企的全部历史债务，并非简单的商业判断，而需要由司法层面作出认定。
因此，这起诉讼目前更适合被理解为一场围绕旧改历史债务责任边界的追索。案件最终结果如何，仍需等待法院裁判。
但对于广州农商银行来说，更现实的问题在于，该行但历史风险仍在持续释放。
地产风险逐步出清，个贷又成新压力
受地产行业调整影响，过去几年，广州农商银行已经明显加快了不良资产的处置。
除了上述旧改项目的纠纷追索，广州农商银行对昔日头部房企的风险出清也在近日迎来关键节点。
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21日消息，广州农商银行华夏支行以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恒大地产集团进行破产清算，该申请已获法院依法裁定受理。
作为恒大体系内最具标志性的主体，恒大地产集团走向破产清算，不仅意味着其庞大债务的清算按下了“加速键”，更折射出广州农商银行在处置大额涉房不良资产时的策略转变。该行不再被动等待展期，而是通过破产清算等司法途径，固化债务规模，谋求在复杂的债权分配中依法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2023年至2025年，广州农商银行就已通过AMC等渠道持续批量转让不良资产，叠加近期的司法诉讼与破产清算申请，该行房地产贷款不良率已由高位大幅下降至0.84%，公司贷款不良率也降至1.2%。从这一点看，房地产和大额对公风险正在得到一定程度的压降。
但与此同时，广州农商银行新的风险正在零售端显现。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
2025年末，广州农商银行个人贷款不良率升至4.12%，同比上升1.23个百分点；个人不良贷款余额达到80.21亿元，占全行不良贷款总额的61.24%。
这意味着，过去困扰广州农商银行的主要是房地产、大客户等“大额集中风险”正在出清，但个人经营贷、消费贷及按揭等零售业务，正在成为该行资产质量的新压力来源。
这背后，与广州农商银行过去的业务结构改变不无关系。
在早期扩张阶段，广州农商银行较为依赖房地产、城市更新、传统商贸以及大客户授信。随着房地产周期逆转，高收益地产和大额信贷资产加速出清；与此同时，该行又开始增加普惠小微、涉农、绿色和科技金融投放。
问题是，新旧资产切换存在明显的时间差。
2021年，广州农商银行营业收入还达到234.8亿元，到2025年已经降至153.90亿元，四年缩水约34.5%。同期净息差从约2%降至1.08%，2025年贷款及垫款总额还同比下降1.97%。
也就是说，过去支撑利润的高收益资产正在减少，而低风险、低利率的新资产尚未完全接棒。
这也是广州农商银行营收连续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广州农商银行归母净利润仍实现小幅增长，主要得益于信用减值损失减少。全年广州农商银行信用减值损失计提额为72.76亿元，同比减少4.93亿元。换言之，广州农商银行利润没有明显下滑，并不意味着该行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已经恢复。
与此同时，广州农商银行拨备覆盖率从2024年末继续下降至161.85%，虽然仍高于150%的监管最低要求，但安全垫已经明显变薄。对于一家不良率重新上升的银行而言，广州农商银行的这一变化无疑值得市场关注。
新管理层“排雷”之后，新动能能否真正接上？
为了逆转广州农商银此前的激进扩张与内控瑕疵，近年来该行管理层经历了较大变化。
现任董事长蔡建于2020年末出任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行长邓晓云则于2023年接任。
新管理层到位后，广州农商银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经营思路开始从“做大规模”转向“先解决风险，再调整结构”。
其核心动作可以概括为两步。
第一步，是加快“排雷”。近年来，广州农商银行持续通过不良资产转让、核销等方式处理历史包袱，重点压降房地产和大额对公风险。同时，逐步降低对单一大客户的依赖，将更多资源投向5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微企业、涉农行业、科技公司和绿色金融。
第二步，是重构业务模式。在传统息差空间不断收窄的背景下，广州农商银开始加大财富管理、代销、支付结算等轻资本业务布局。2025年该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达到6.84亿元，同比增长21.84%，增速明显高于整体营收。与此同时，该行客户存款总额达到1.01万亿，同比增长2.94%，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广州农商银这样的布局逻辑十分明确，即减少对房地产和“大户”的依赖，重新利用农商行的本地化优势，做深中小微和普惠客群，同时寻找财富管理、科技金融等新的增长点。
但转型也存在风险。
大额资产容易带来规模和收益，中小微业务则更加考验客户筛选、贷后管理和数字化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贷款不良率已经达到4.12%的情况下，广州农商银行未来不仅要解决历史房地产风险，还需要防止零售风险的进一步积累。
图片来源：公司年报
目前来看，广州农商银行正通过主动调整零售资产结构来控制风险，这也直接导致该行零售业务的营收规模及占比出现了明显的收缩。
当前，7.57亿元诉讼与对恒大地产申请破产清算并非广州农商银行当前经营问题的全部，却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一边是旧改、地产等历史包袱仍在通过诉讼、破产重整等司法强力手段加速出清；另一边是个贷不良率上升、息差持续收窄，新业务尚处于培育期。
对广州农商银行而言，真正的考验已经不是能否“把旧雷排掉”，而是排雷之后，能否建立一套风险更低、收益更稳定的新盈利模式。
短期来看，这个过程注定伴随着营收和利润的压力；从更长周期看，转型能否真正落地，最终还是要回到资产质量、净息差和资本回报率这些最基本的经营指标上。
换句话说，广州农商银行正在告别过去，但新的增长故事，还需要时间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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