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捷
■本报记者 赵广立
2023年夏天，美国普渡大学授予沈捷“杰出教授”称号，以示对他在普渡大学数学系21年教授生涯的高度认可。然而，这个足以令人名利双收的称号，在沈捷身上只停留了不到一个月。2023年8月底，他应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以下简称东方理工）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之邀，全职加入该校，出任数学科学学院院长。
“身边的同事、朋友，好多人不理解我这个决定。”沈捷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说，“其实我想回国的念头已经有十多年了。”
在接近退休的年龄回归祖国，沈捷丝毫不担心有人说他“回来养老了”。
和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同班同学张益唐不同，沈捷的研究方向是应用数学。选择加入东方理工这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他是想继续沿着应用数学与交叉学科的方向“再创业”。至于能干多久，他还不觉得老，“咱们走着瞧”。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对沈捷的专访。
未来工作值得期待
《中国科学报》：普渡大学授予你“杰出教授”称号没多久你就回国了，不觉得可惜吗？
沈捷：所以我的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特别是普渡大学的同事更不理解。因为“杰出教授”是普渡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不仅有一个好听的称呼，还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更高的学术自由度。
《中国科学报》：你不是宁波人或者浙江人，为什么选择加入东方理工？
沈捷：我觉得在这所大学的工作值得期待。
《中国科学报》：这是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理念、管理方法都很新。
沈捷：是的，这一点是促使我下最后决心的最大因素。在回国前，我还有点担心不一定能适应国内环境，但东方理工的微环境可能比较适合我。
这类新型高校风格上与国际接轨，学术氛围更适合我这种在海外待了比较久的人。人事关系也比较简单。另外，这里有很好的机会，我可以从头创建一个数学学院，当然也有很多挑战。
不畏“回国养老”说辞，能干多久“走着瞧”
《中国科学报》：在这个年纪回国，不担心有人会说你“回国养老”吗？
沈捷：我不担心。在美国我早就是终身教授了，而不是我在美国没工作了才回来。我反而担心，回来会不会被退休年龄限制住。
《中国科学报》：有没有想过要在东方理工工作多久？
沈捷：我也不知道，至少现在没觉得自己老了。反正走着瞧吧，以我现在的身体，肯定能干5年以上。
《中国科学报》：你在普渡大学工作了许多年，现在又来到东方理工建立数学学院，有没有“再创业”的感觉？
沈捷：有一点儿。我们做数学的还好，不用建实验室，而是要招聘优秀人才，把科研和教学体系架构起来。
《中国科学报》：建立数学学院，你有什么样的规划或想法？
沈捷：因为我们是“理工大学”，所以要在保持传统数学学科的重要方向之外，侧重开展一些交叉研究，这样能很好地利用东方理工在工科和信息学科方面的优势。
现在工科和信息学科等有很强烈的愿望和数学家合作。因此，我们第一步是先壮大应用数学队伍，然后试着在交叉合作中寻找一些突破。当然基础数学研究也非常重要。归根结底，一个好的数学学院要兼顾基础和应用研究。
《中国科学报》：壮大队伍需要人，尤其是优秀数学人才。你准备怎么吸引他们？
沈捷：好的人才哪里都缺、哪里都想要，所以招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里提供与国际一流学校接轨的待遇和启动经费，工作环境也是一流的，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笑）这有点像做广告了。
《中国科学报》：所以招人是面向全球的？
沈捷：对，我们选人不分国籍，主打一个国际化，而且大部分课程用英文授课，所以欢迎在国外有过教育和工作经历的优秀人才。
基础数学与应用数学有区别，但“没有谁比谁高级”
《中国科学报》：你是研究计算数学的。普通人应怎样理解计算数学？
沈捷：计算数学的范畴挺大的。简单来讲，大部分工程和科学的难题最后都可能归结于求解方程组或者优化目标函数。我们需要构造算法，从而用计算机提供答案。
现在许多工程和科学领域的专家教授不再做实验，而是做计算模拟。这和我们很相似，只不过我们更关注如何构造一种算法去解决大量问题，他们更注重利用计算机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有很大的“交叉合作”空间。
《中国科学报》：这里不得不提一句你在北大的同班同学张益唐教授。同样是数学家，他做的是“纯数学”，没有那么多“应用”。这可以理解为，你和他做的不是一种数学吗？
沈捷：完全不一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
张益唐研究的是一些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经典数学猜想问题。这些问题完全不需要应用场景，或者说可能没有任何实际应用。这是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的最大区别。
当然，并不是说数学基础研究“无用”——这是一定要清楚区分的。只能说，数学基础研究不以应用为目的。反过来，我们做应用数学研究的一定要瞄准应用场景。如果我做的研究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就不必做了。
《中国科学报》：如果我们讲科学贡献的话，应用和基础哪类数学家贡献更大？
沈捷：我认为都非常重要。纯数学和应用数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学科，没有谁比谁更重要、更高级。
《中国科学报》：在社会上，人们好像更崇拜那种做出或者正在做世界性难题的数学家。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
沈捷：纯数学有许多数百年未解的著名难题，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突破，像张益唐，就会引起全球轰动。应用数学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学科，要解决的难题一直在变，一般没有这种轰动效应。但是也要看到，做纯数学的可能穷其一生都难以取得突破，做应用数学就没有这个烦恼，每天都可以进步。
《中国科学报》：张益唐在取得重大突破前一直默默无闻，不过，这其实是符合数学研究规律的吧？
沈捷：是的。当然也不是说纯数学研究“非1即0”，而是每前进一步都是成果和贡献。
曾在张益唐落魄时施以援手，一直相信他定能成功
《中国科学报》：作为张益唐的同窗好友，我了解到你曾经尽力帮助过他。
沈捷：我们是很好的同学关系。我一直相信他一定可以成为卓越的数学家。所以当他需要的时候，我当然尽可能提供帮助。
在北大的时候，他是出类拔萃的。不仅是成绩，还有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展现出来的天赋与能力，比其他同学高出一个层次。我觉得命运对他很不公平，但我一直对他抱有希望。所以当我听到他终于成功的消息，并不感到意外，只是特别为他高兴。
《中国科学报》：是不是像他这样的数学天才，就需要磨炼？
沈捷：我不这样认为。数学天才也可以很顺利，有太多人生来就非常聪明，一生非常顺利。但张益唐不是，他非常聪明，但博士毕业后非常不顺。
《中国科学报》：他有这样遭遇的原因是什么？
沈捷：原因有很多，我觉得，选错方向、找错导师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中国科学报》：相比他，你幸运得多。你的导师、法国科学院院士Roger Temam先生是什么样的人？
沈捷：一位典型的数学家，性格比较安静，不太善于交往，但非常有才、非常聪明。
《中国科学报》：你觉得在哪些方面受他影响比较大？
沈捷：工作方式。他对学术很严谨，指导学生也很有一套，迄今他指导毕业的博士生约有130位，应该是数学领域拥有博士毕业生最多的导师。
《中国科学报》：他指导学生的秘诀是什么？
沈捷：他一般不指定学生具体做什么，但会指出一个大致方向，让学生有充分自由的发挥空间，然后会在学生需要的时候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他学识非常渊博，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他都能给出一些建议和参考文献，为解决问题提供一些线索或者启发。
《中国科学报》：你后来带学生的方式是不是也有所师承？
沈捷：有点类似。学生来了不是给他一个固定题目，做完了就可毕业，而是希望培养的学生有好的科学素养和品位。Roger Temam为人真诚厚道，这是一种智慧，我一直在学习这种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