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广州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70周年、南越王墓发现发掘40周年、南汉二陵考古发掘20周年。记者日前专访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全洪先生。
全洪先生1985年从中山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就进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从事广州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并有机会得麦英豪先生、黄展岳先生等前辈亲身教导，倾力于南越国考古文化和秦汉考古研究，在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南汉二陵等的发掘和研究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几十年来，他始终活跃在考古前线，约访的第二天清早，他就要赶去阳山博物馆进行展陈论证。他说：“尽最大可能，为广州考古以及岭南地区文物工作贡献每一分我能做的力量，是我的责任。我想，这也是我的老师们所希望看到的。”
广州的文物保护成绩有目共睹
“广州的文物保护成绩，在全国城市考古里有目共睹”，刚落座，一进入话题，全洪就自信自豪地说，1983年南越王墓被发掘后，于原址起建博物馆，这在全国都是遥遥领先。
“上世纪90年代，从蕃池、曲流石渠到一号、二号宫殿等的南越国宫署遗迹系列发掘，还有北京路千年古道、南汉二陵、南海神庙等，也都在原址保护。像北京路千年古道，后来成为沈阳、成都、杭州等城市相关遗迹保护利用的‘取经’之地；南海神庙的有关遗址经发掘和保护，很快就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对我们广州的文物保护，都起着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他特别提到，国家文物局对广州的文物保护工作非常赞赏，“早在1998年，就给广州拨款80万元”，此举给到考古工作者以莫大鼓舞。
一馆尽览广州六千年人文历史
在广州，有一座“南汉二陵博物馆”，它很不简单。坐落在广州大学城的它，同时也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中心的所在地，更关键的是——它是一个“一站式尽览”广州六千年人文历史的珍贵展场。
在其“云山珠水间”上下两个展厅，约800件广州考古出土文物，不仅是耀眼藏品，更是一部用真实可信的考古材料呈现先秦时期广州地区人类生活形态及与周邻地区的文化交往互动、秦汉以来2200余年广州城市发展变迁及持续不断海外交往的“历史巨著”。
对此，全洪肯定地说：“南汉二陵博物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考古博物馆。我们的南汉二陵博物馆就是在用出土文物、考古材料来讲述广州历史，虽然它没有被命名为‘考古博物馆’，但它确实在做这个事情。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和王宫展区）也是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它们以遗址和文物展现从秦汉以南越国为主至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的文化面貌，并关注到其不断在同一个地方发展、叠压的态势，从而去探究呈现‘广州原点’两千年未移的重要原因，实在有其独特魅力与作用。”
用全球视野去看广州考古
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历史。
百年来，中国考古人接续奋斗，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发展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
全洪认为，中国的考古就是为了更好地阐释中国历史，它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广州在古代，尤其宋代以前，相关文献记载很少。与汉朝共存的南越政权有九十三年，而在《史记》中不过寥寥两千字，所以，要通过考古发掘，实证广州历史。”
他认为，包括各地的“考古博物馆”及其前身，乃至利用各种方式、通过考古发掘材料去讲述当地历史，“这种做法大家想到一起去了”，随后众人是把这些成果不断地“辐射、交流、推断”，从而把其纳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纳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置于中国史、世界史的研究视野。“所以我们要用这样一种全球视野去看广州的考古。广州的考古，不仅是说在我们这个城市发掘出了什么、说先民的故事，更要把这些研究，放到大时空格局下去探讨。”
我们要往前追溯：何以广州？
全洪表示，经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广州考古已有“三条线”：一是从1953年初至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在老城区附近进行古墓葬的抢救、发掘和清理；二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城市经济发展，城市考古逐渐铺开，对城区内古代城墙、房址、水井等遗存的发掘成为考古工作另一重心；三是在番禺、增城、从化等广州郊外对先秦遗址的发掘。
“近十年来虽没有南越王墓、南越王宫这样的‘大明星’被发掘，但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广州先秦考古得以大力发展，人们在不断探索广州地区文明进程，还原‘秦定岭南’之前的岭南地区社会发展面貌。”
记者从他的谈话中理解到，现在所做的广州先秦考古发掘和研究，首要是在心中，有一个“任务感”或称“大课题意识”：
“如此发达、光辉灿烂的南越文化，是怎么来的？它不是凭空而来。虽说其最重要动因，或源自政治因素‘秦定岭南’，但在这个地方，若无之前积淀的（历史人文和软件硬件）基础，怎可能这样迅速、顺利就接受了中原文化？”
“所以我们就要往前追溯——古人为什么会选择广州？”全洪说。
他说，今天的广州之所以成为广州，也就是“蕃禺”之所以成为“蕃禺”，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秦始皇统一中国，“书同文车同轨”，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到了岭南，他必定要选一个郡治，必定会诞生一个“广州”。至于为什么选了今天这个地址，一个可能，是其“负山带海,博敞渺目”（《水经注》），地理位置优胜，另一可能就是东边的台地、如今的黄埔等地，已是原来越人的“势力范围”。
东江中下游，全洪介绍，考古发现表明这里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是越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譬如博罗横岭山墓地、博罗银岗古窑场遗址等，“我们经常讲到的代表着百越文化的几何印纹硬陶即夔纹陶、米字纹陶就在博罗银岗找到生产的窑址”，然后到增城浮扶岭遗址，以及现在广州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区域，都有越人密集生活的地方。
“陂头岭遗址与马头庄、榄园岭、茶岭、甘草岭、沙岭、竹园岭等遗址共同构成了广州东北部区域最密集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的遗址群，充分反映了当时在这一带人口密集，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是距今约4500-35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商时期)珠江三角洲北部南越先民的重要聚落中心”，这是记者此前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黄埔文化集团取得的信息。
“但现在很关键一点是，我们还未找到他们的‘城址’，”全洪表示，“越人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奇妙的，发掘的这些遗址，有墓葬，也有或为石器加工场的一些场所，但始终未发现他们的居所。”
他分享了接下来的一些研究方向：“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他们的生计方式、他们的聚落形态。从现在出土的大量工具来看，其生活方式应为狩猎和采集，属于半农业，还未进入完全的农业生产。”
前辈们为考古事业奉献毕生精力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问道：“您主编的《麦英豪文集（上下）》等，蔚为大观；您在‘考古大家谈’撰写的《忆麦老》文，以及许多文字，感人至深。在此能否分享一下，岭南考古前辈们身教言传给您带来的鼓励和激励？”
从谈及发掘和研究的兴奋状态，全洪转入沉静、沉思的阶段。他看着摆在桌面的深绿色封面《麦英豪文集》，缓缓地说：“岭南地区的考古工作，至少浸润着三代人的心血。中国考古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951年就曾带队到长沙进行考古发掘，很快编辑出版《长沙发掘报告》；黄展岳先生是夏先生的副博士，由于他是福建人，夏先生很早就有意识安排他来做南方考古工作；麦英豪先生1953年被派参加全国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直接得到夏先生面授，也就在那时，他与黄展岳先生结下友谊。后来，麦英豪编写《广州汉墓》一书，一直得到夏先生指导和黄展岳的帮助。1983年南越王墓被发现后，夏先生也委派黄展岳和白荣金两位来广州协助麦英豪进行发掘和报告整理。而我，十分幸运，1985年大学毕业就加入南越王墓出土文物整理小组，跟随麦先生学习，当时黄先生每年也会来广州，因此，我一直有幸能跟随二位先生学习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和利用出土文物研究历史和古人的生活。他们真是非常好的老师，对后学的帮助毫无保留，严谨严厉，无私无求。虽然我们没有师生之名，但我一直是执弟子礼。”
“给你举个例子，我刚参加工作，麦老师就曾用广州话教导我，说要‘唔怕做笨拙仔’，意思是不要怕自己吃亏，老老实实做学问。他还让我学会谦虚，在关键时候给我当头棒喝——上世纪90年代我随麦老师到北京文物出版社编著《西汉南越王墓》，在与编辑沟通中偶有得色，先生就及时发现并严厉批评了我。”
全洪还特别提到麦英豪先生的夫人黎金老师。作为著名的“考古夫妻档”，黎先生是幕后英雄，是麦先生学术成果的永远“第一读者”和批评者，亦亲、亦师、亦友，《广州汉墓》就是他们共同执笔。全洪说：“黎先生也非常无私，我起初怀着尊敬之意常向她请教，后来就再也不敢劳烦她了，为何？因我得知她常为了我一些‘小问题’翻箱倒柜查资料，耗时甚久。她身体不好，严重眼疾，在外人看来，黎先生确实是个纤弱女子，但她的能量非常强大。”
“我一直发自内心地尊重老师们。2016年，麦老仙逝，我们编成《麦英豪文集》，以做纪念，这金灿灿五个字书名”，他看着面前的这部文集，回忆道：“就是麦先生的亲密战友黄展岳先生拟定和题写。前辈们对岭南地区、对南越国的考古研究，奉献了毕生精力，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