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此前也许失去了他自己的道德持守，但我们不能在以丑为美或幸灾乐祸中失去我们的道德持守
近日，网红仲尼（本名黄小沣，职业是Up主、作家）在巴厘岛旅游时溺水身亡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榜首。据报道，仲尼和同为网红的妻子卡琳娜（乌克兰人，职业为模特）7日下午在巴厘岛当地一海滩游泳时，被海浪冲走。之后卡琳娜被救生员救起，仲尼遗体则于次日早上被找到。
↑仲尼夫妇 资料图
博尔赫斯说：“人的死亡如同水消失在水中。”网红仲尼的叵测遭遇，俨然就注解了这句话。下水游泳却溺亡，显然是不幸，再加上事发当天是他生日、携妻子在“浪漫圣地”巴厘岛游玩等情节，似乎更显悲催。
若抛开其身份看，仲尼遭遇的不幸值得同情：每个人都是嵌在家庭结构中，他遭此不测，意味着他的父母失去了一个儿子，妻子失去了一个丈夫，女儿失去了一个父亲。
但从舆论反应看，表达同情的固然不乏其人，顺势扒出他昔日黑料、嘲笑他“活该”的人也有不少。不少人都说他遭遇不幸是“苍天有眼”“恶人天收”“现世报”——因为他之前曾因被人指责欺骗感情、被曝在妻子孕期劈腿、对女儿有不当动作等而深陷舆论漩涡。
问题来了：对于这么一个可能“黑料”一堆的网红离世，网友该幸灾乐祸吗？
如果将网红仲尼换成普通人，那这次事故显然不会激起这么大舆论涟漪，可以涌向逝者的讥讽也会少很多，舆论对那些臧否的评判尺度也很清晰：无论是“死者为大”的伦理，还是“背施无亲，幸灾不仁”的古训，都教育我们要有悲悯心，不能“见人之厄则幸之”。
可现实中没那么多“如果”。网红仲尼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的形象很复杂，其不幸遭遇引发的舆论评价也很复杂，这二者有着强相关性。
可以肯定的是，对舆论评价的评价，注定也会很复杂：不同情网红仲尼的人，会被同情的人斥作“同情心匮乏”；同情网红仲尼的人，也会被不同情的人视作“圣母心泛滥”。两方各执一端，却都是从自身道德感出发，只不过，双方的道德制式并不同频：一方认为不能丧失对生命的敬畏，另一方则认为逝者也不该丧失对他人的敬畏。
这里面，未必有绝对是非，有的是所谓“反道德的道德”和“道德的反道德”的抵牾纠结。对仲尼本人品性的诟病，某种程度上是他为生前的不道德行为进行“舆论偿债”；对那些责难逝者声音的责难，则是在重申“物伤其类”的人文伦理。只要止于人身攻击和人肉网暴的门槛前，那就是正常的舆论反应。
道德感从来都不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的二分法，而是很难脱离具体语境的个人化认知。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正义之心》里就说过：“直觉在先，策略性推理在后。道德直觉几乎于瞬间之内自动弹出，而道德推理开始运作则要晚很多，并且最初的直觉还试图操控后面的论证。”一些网友对仲尼之前疑似欺骗他人感情的不耻，抑或是对他如今遭遇的同情，都是从道德直觉出发，很难说谁对谁错。
穿过舆论喧嚣，最简单的评价思维也许就是：一码归一码，就事去论事。
一方面，逝者仲尼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网红。在看待他溺亡的遭际时，我们不妨先回到“人”的视角去看这起悲剧，不幸就是不幸，并不因为他可能是“渣男”而改变，对此不能失去基本的悲悯。另一方面，大众的道德评价不可能脱离事实地表，何况对不幸的同情并不影响对不道德的谴责。
应了那句话，不要因他的不幸而美化他之前的行为，也不要因为他此前的行为而庆祝他的不幸。他此前也许失去了他自己的道德持守，但我们不能在以丑为美或幸灾乐祸中失去我们的道德持守。
越是看清道德的复杂，越要回归人的纯粹，这是我们的应为之事。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佘宗明
编辑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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