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庄子的心性气质
安徽商报
■私读
《逍遥人间》
◎王景琳 徐匋/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俞耕耘
本书凸显出庄子与先秦诸子的不同,也阐释他何以成为“异数”,超拔而绝尘。这全在于作者以阶层归属、生存位置和心理认知诸方面,把握庄子作为出离者、外位者和反观者的身份。无论儒、墨、兵、法与纵横,都是政治的实际参与者,其学派学说无一例外都直接指向政治实践。所谓道德教化、礼乐秩序、变法改革、刑名之学皆是治理模式。甚至,兵家也始终将用兵,视为内政的配合延伸。可以说,诸子之学大多是社会精英或者说文士阶层匡世的方案竞逐。然而,庄子跳脱这类著述“比武”“竞选”思维。他远离权力中心与社会上层,而以边缘和外位心态,乐于做一个观察家、同情者与批评家。从老子到庄子,道家因为关注人心人欲、天道恒常、性命之理,从而更贴近个体生命。
作者看重庄子对人心的分析,“无己”和“丧我”,才是去私与齐物的关键所在。战国诸子相互攻击诘难,往往正是偏狭聚焦于利害的结果。“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所言,描摹了“热衷于是非之争的文人士子的神态情貌”。然而,小大之辨并非是层级高下的差别,如果认为大就比小优越,就并不符合庄子齐物的核心。无论言论的小大,“听起来振振有词,其实不过是自说自话,并不能得到任何的证实,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研究者能得到庄子本人的首肯吗?如果能得到,就叫“证实”。结果是当然得不到。所以,“知”与“解”不必纠结,谁比谁更优越,没有终极评判。回到战国,那些沉溺于终日论辩“心斗”,求取“小成”与荣华之人,无限内耗生命,为外物奴役,终究扭曲异化,失于生命本质。这类士人对声名的求取,与如今学院里对职称之追求,全然相类。庄子不屑于此,虽有批判,却也无奈同情,心有悲哀。
庄子正视完全“去成心”并不可能,因为人受形而有身。从而,最优解是“坐忘”。它对应虚、静、明的心态,是遗忘己心,而并非去除。反之,则有“不忘以待尽”的结局。这一悲哀与海德格尔所言一生所“烦”,向死而生的命题殊途同归。书中重视庄子的言说策略和理论面向。庄子对于乱世的理解,显然超出社会现象的分析维度。我将其概括为,庄子看重一种“心因”性,偏向以精神现象、生存状态审视政治现实。
作者的眼光在于把“缘督以为经”作为保生、全生、养亲和尽年的策略原则,将“庖丁解牛”之故事譬喻视为一种实操注解,如此可避刑之祸、名之累。“督”为中间路径,解牛的“游刃”也在筋肉之“间”。我想,它暗示游走于缝隙的生存技术。在材与不材之间,以无用之用来保全,悬置了世俗价值的评判体系。“庄子似乎从来不忌惮使用任何在世人眼中卑贱、粗俗、浅陋、污浊的事物来强调保命的意义”。其目的在于用缺、残和畸等特征,质疑世人对“用”和“材”的固有观念。
本质上,庄子从预设前提上,消解了儒道的鸿沟,天人关系既非对立,也不超越,而是齐一。齐一不是合一,而是本就是一,天是自然,人亦是自然,社会现实关系也是自然。
本书重游庄子世界,建构了庄子精神之渊海,呈现庄子的心性气质,我称为诗性哲学的双重性———既立足于人间,又托寓出意象世界。逍遥与无待,只是高蹈寄托,《齐物论》是一个转向,“抨击更多于向往,孤傲更多于憧憬”,到了《人间世》已变为一种悲哀、无解和漠然。这实质表明了叙述心态的不断沉降,是庄子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