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青年作家邓观杰。陈佩芸/摄
繁体版 《废墟的故事》 双喜出版 2021年6月
简体版 《故事的废墟》 宝琴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4月
邓观杰。陈佩芸/摄
本期“文学天下”讲述《废墟的故事》。这是最新的马华文学作品，它的新来自于作者以及素材的诠释。马华作家们持续地创作，试图解决身分、认同与地域问题。严格上说来，年轻世代的写作者“更加努力地悲伤”。
在这本小说集里，青年作家邓观杰试图为国家、民族、地域、家庭与个人等问题提出阶段性的解答，作为青年时期的终结。但“童年，是作家的提款机”始终没变，邓观杰的这台ATM似乎没有提款的上限，源源不绝的情节漫布在每则短篇里。
林培源
邓观杰生于1993年，是马华旅台作家中至为年轻的一位。他凭借文学奖出道：二十岁时获马来西亚华花综文学奖小说家首奖（2013年），后又斩获香港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小说组首奖（2017年）和印刻文学超新星文学奖首奖（2018年）。与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等前辈作家不同，热带雨林、马共历史等马华文学的“标配”在邓观杰的小说中近乎隐匿。也因此，其笔下有关旅台经验和马来小镇（家族）的故事，少了缥缈潮湿之气，多了些明丽、清朗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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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写作第一个十年的结晶，邓观杰首部小说集《废墟的故事》（双喜出版/远流文化，2021年6月）便是上述风格的集中体现。小说集出版后获“《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时隔一年，简体版易名为《故事的废墟》（宝琴文化，2022）在大陆推出，两个书名，构成巧妙对位。
《废墟的故事》收录的八篇小说借鉴互文、拼贴等后现代主义技巧，展现出邓观杰独特的小说感觉和成熟的叙事技艺。作者于后记中称为“七篇半”，或许是因《林语堂的打字机》与《弟弟的游戏》两篇都写到“完美的打字机”（一种可读取人类意念的自动打字机，是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的文学化），在故事创意和情节敷演上存在互文与呼应，可视为“一篇半”。
黄锦树在台版序中捡取“怪物”“写作机器”“废墟”为关键词，指陈邓观杰小说的堂奥。但在我看来，三个关键词不过是形式上的“能指”，其“所指”，主要落在旅台和马来小镇经验的对照、流转及重塑过程。遍布书中的“废墟”，是经验被拆解和复魅之后提炼出来的美学意象。具体到各个篇目，废墟化身为不同的“空间”，如荒废的校舍和堆叠垃圾的宿舍（《废墟的故事》）、粪坑和厕所（《洞里的阿妈》）、荒废的戏院（《Godzilla与小镇的婚丧嫁娶》）、巡回游乐场里的鬼屋（《乐园》）……在此基础上，特定的装置（打字机、电脑、游乐设施等）既统摄了“废墟的故事”，又将故事消解为“废墟”。
最典型莫过于首篇《废墟的故事》，它试图将马来与台湾地区经验打通——和其他篇目（除了《乐园》）一样，这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故事中的“我”赴台北参加英文考试，考前与大学同窗阿蔡重逢。在阿蔡邀请下，二人翻墙跃入废弃的旧宿舍。阿蔡是个写作者，擅长将公共经验转化为小说，他在堆满垃圾的宿舍里写作，是个现实的拾荒者，又是“故事的盗取者”。为了完成“属于我们的伟大的作品”，阿蔡邀请“我”讲一段“侨生的故事”。“我”因而想起在马来读高中时，与同学阿安溜进学校机房玩打字游戏的往事。在那个游戏里，“失败的符号”堆积成残垣断壁，人被淹没在文字的废墟中。就在同一天，小镇发生了女学生被奸杀的命案，学校被迫关闭，成了“一片废墟和荒野”。这是篇嵌套故事。两段故事分别对应（过去的）马来小镇和（现在的）旅台时光，构成小说的“差异与重复”（德勒兹语）。《废墟的故事》语言偏口语化，结构松散，折射出作者对经验与故事关系的暧昧态度：所有的经验最后都贬值、沦为废墟，而小说则从中汇聚升腾，形成云雾。这种态度，或可归为“文学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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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篇《巴黎》开始，作者的文体意识明显增强，故事结构紧凑起来，遣词造句愈发雅致和书面化。关键是，两地经验的流动和对照更为自然贴切，比如《Godzilla与小镇的婚丧嫁娶》一篇，小说动用了现代中国文学常见的“返乡”结构，叙述台湾求学的“我”回马来故乡参加堂弟婚礼的故事。其取巧之处在于将超现实（幻想中的哥斯拉在小镇孵卵）与小镇故事（婆婆的葬礼和堂弟的婚礼）并置，借此敷演出1990年代以降，马来乡土新与旧的冲突（如西式婚礼与传统中式婚丧礼仪）和家族代际的更迭（又一个“废墟与重生”的故事）。类似的“两地书”还有《洞里的阿妈》和《巴黎》，前者写“我”在台北的求学、打工和蜗居厕所的故事，借粪坑和厕所隐喻人的精神境况，颇堪玩味；后者写酒醉的祖父向“我”说起他年轻时（1960年代）到过巴黎，见证五月风暴、甚至与萨特握手。虚实相生，是典型的“不可靠叙事”；而《弟弟的游戏》也采用返乡结构，勾连《林语堂的打字机》，让那台“完美打字机”出现在马来小镇。
在这些篇目中，《林语堂的打字机》一篇至为难得，小说以“我”和“先生”（被囚禁在打字机中的林语堂幽魂）的对话写成，续写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的故事。林语堂与南洋大学的往事浮出水面，堪比黄锦树重写郁达夫与南洋的《南方之死》。
《乐园》以建国父子两代人的不同命运为轴心，书写巡回游乐场由盛至衰的故事。游乐场是英国殖民地的“遗迹”，建国父亲将其中的基督教鬼屋改造为穆斯林的“天路历程”，以此吸引马来人，但最终还是被时代淘汰，沦为废弃物。故事结尾，建国故地重游，此时鬼屋下起热带暴雨（和集子末篇《故事总要开始》里那场大火异曲同工，将与马共历史有关的记忆浇灭或焚烧），建国悲哀地想起自己是个孤儿……以上三篇，是整部小说集最为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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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旅台经历的邓观杰，在流动和迁徙中写出了深具“世界文学”特质的小说，叙述也更加灵动和自在（哪怕摆脱不了反复书写故乡的“迷思”）。在这些故事里，马来西亚和台湾经验相互照亮，彼此成就。带有自传性的个人经验——旅台求学、打工和返乡的年轻人——往往裹在家庭伦理和代际冲突的框架中，由此造就一种小说的“废墟美学”。
阅读邓观杰的小说，免不了将其与大陆年轻一代的写作进行比较。在同代人痴迷于“讲故事”的时候，小说成了一种形而上的比拼：如何将抽象化的观念点石成金，落为动人的细节和真挚的情感，由此传达幽暗的批判、走向深远的境地，是几乎所有写作者都孜孜以求的。
这也是《废墟的故事》提供给我们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