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影响大国兴衰的实例研究长期被学术界忽视。本报告回顾与梳理国际关系学界对传染病变量的认知演进进程，总结历史上传染病影响大国兴衰的三大规律，梳理三种影响大国兴衰的传染病类型，挖掘传染病作为大国兴衰新变量的传导逻辑与历史规律。
●14世纪黑死病造成1/3当时欧洲人口的死亡、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超过5000万-1亿人口的死亡，被视为“极端年代”（霍布斯鲍姆语）的20世纪，传染病致死的人数是战争死亡人数的14倍。大流行病（Pandemic）对国家发展与民众生活的冲击力，常常超过一场战争、一次金融危机。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战争的威胁感下降，传染病的冲击力凸显。1990年全球4997万人死亡，其中传染病死亡人数达1669万（占34.4%），战争死亡32.2万（占0.64%）。 这样的鲜明反差引起了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的注意，开始探讨传染病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国际安全的理论逻辑。
●人类历史进程，传染病毒是不可忽视的变量。通过“微寄生”失衡，影响到人类与“巨寄生”之间的平衡关系，产生领袖伤亡、族群迁移、政体建崩、产业转型、科技进步、民族盛衰、战争胜败、社会荣枯、文化兴灭与文明演进等历史变局。这正是传染病与大国兴衰的基本逻辑链条。
●传染病与大国兴衰有三层历史规律假设。规律一：传染病在热带易爆发的自然特征，抑制了大国在传染病易发区域的成长。规律二：大流行病一旦失控，会极大削减人口，导致社会内乱、国力衰落甚至大国崩溃的结局。相反，大流行病应对得当，则将顺利促进本国的可持续崛起。规律三：大流行病极可能危及大国领导人的性命，增加大国兴衰的变数。
●传染病对大国兴衰的影响可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快速毁灭型，即传染病的蔓延在短期内令大国盛极而衰甚至崩溃，如雅典帝国、阿兹特克帝国；二是长期干扰型，即传染病导致国家发展长期处在困境、停滞直到全面衰败，如罗马帝国；三是推动变革型，即传染病的冲击倒逼全民深刻反思，进而促成巨大的国家转型与社会变革，如20世纪初的美国。
●艾滋病、鼠疫、霍乱、结核病等传染病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增长速度仍相当快速。1945年至1993年，仅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就夺走了1.5亿人的生命，是同期战争死亡人数（2300万人）的近5倍。所有过早死亡人群的50%以上，都与艾滋病、肺炎、结核病、腹泻病、疟疾和麻疹等六类传染病相关。 1998年3亿人感染疟疾，110万人死亡。2000年肺结核夺走170万人生命。更糟糕的是，1973年以来，人类新发现了30多种传染病毒，且病毒变异并产生抗药性的周期远远超出人类研制抗生素的速度。 这些传染病严重影响了二战结束后新独立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国力提升，对传统强国、现存霸权国的国家安全也造成巨大威胁。
●低收入国家前七位死因有五类都是传染病，占死亡总数的63%。传染病高发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被极大地削弱，还会引发频繁的社会暴力事件、政治动荡、经济政策失效、军事派系冲突甚至种族灭绝事件。所谓“国家崛起”在传染病高发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新冠疫情的防疫失效暴露了美国公共卫生防疫能力的漏洞与国家能力的不足，削弱了美国领导世界的软实力，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 这再次印证了全球化时代传染病仍有可能导致大国衰落的历史规律。
●新冠疫情再次提醒现存霸权国美国与最大崛起国中国，病毒是两国共同的敌人。未来传染病对中美两国的长期威胁，远大于战争。对于霸权国家而言，国家实力的维护不只是保证经济、军事、软实力不被崛起国家的超越，更重要的是，维护本国人口与国家安全能抵御大流行病的冲击。中美两国的竞争不在于谁打压了谁，而是比拼“谁更能解决本国的问题”，传染病的防疫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未来30年，全球将有3亿人死于耐药性病毒，耐药性病毒将成为人类“第一杀手”。 这逼迫国际社会尤其是各个大国，应该主动采取有效措施，综合运用法律、财政、行政、税收、科技、外交等手段解决未来巨大威胁，完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
●健康投资在一代人时间里可获得超过成本9-20倍的收益。 健康的国民群体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必要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的重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