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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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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亚当·斯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

多少学过一点经济学或者看过一些经济类书籍的读者,都知道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听到市场经济这个词就会想起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谈到市场分工为什么能提高生产效率,眼前就会出现他所描述的人们忙忙碌碌“制造图钉”的场景。在任何一本经济思想史的教材或很多经济学家的传记里,人们都会看到亚当·斯密,读到他的思想、他的生平。

如果你已经知道亚当·斯密了,为什么还要看杰西·诺曼的这本《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呢?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再向你推荐这本书呢?

《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杰西·诺曼 著,李烨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 年2月出版。

简单地说,答案就三句话:知道其名不等于了解其人,了解其人不等于理解其理论,理解其理论也不等于领悟现代经济学思想的精髓。

关于前两个理由,即通过这本书更好地了解斯密其人、理解斯密的理论,在此我不想赘述。请仔细阅读本书的前两部分“生平”和“思想”,你会在诺曼费心搜集的资料里和精心组织的文字中找到答案。所有的美好都藏在细节里,好书如好茶,静心品味足矣。

下面我们重点要说的是第三部分“影响”。在第九章开篇,诺曼细数了当前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种种问题,即他称为“裙带资本主义”的各种表现。之后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是他造成了我们目前的不满吗?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斯密与裙带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关?”

这的确是一个“致命的指控”。当然,诺曼在后文中为斯密作了详细而精彩的“无罪辩护”,忠实地履行了一个传记作者维护传主声誉的基本职责。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要解决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不仅不能放弃斯密的经济理论,更要“回到亚当·斯密本人”,重新认识、思考和发扬他完整的社会学思想体系。

那么,什么是“亚当·斯密本人”,什么又是他完整的社会学思想体系呢?在你细读作者的精彩论证之前,请允许我在此简要地介绍一下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希望我的梳理和思考能帮助大家理解原书、理解现代经济思想的精髓。

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为经济学开宗立派算起,之后的150多年中,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偶有发生危机、遭遇战争,但总体上可谓高歌猛进、蓬勃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也是顺风顺水,各个流派虽然偶有争论,但基本上都忙着开枝散叶、广纳门徒。但随着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20世纪30年代世界陷入“大萧条”和二战的深渊。从“大萧条”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思考“市场失灵”的原因,苦苦寻找防止和解决危机的办法。“大萧条”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梦魇,也成了经济学殿堂中的圣杯。

对此,凯恩斯给出的解释是“人们的动物精神”,开出的解药是“政府的需求管理和政策干预”。苏联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则回到了马克思,认为问题的根源是私有制,他们主张的解决方案是“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熊彼特和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回到了亚当·斯密,他们对危机的解释是“毁灭性创新和自发秩序”,给出的保守治疗方案是“尊重市场规律、限制政府干预”。

以这三种代表性思想为坐标,在二战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想谱系的左端是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右端是自由主义者,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主流思想,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思想谱系也有左右之分。以苏联为代表的左端,经济思想主张纯粹的公有制和严格的计划经济,右端则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的波兰和中国等国家,它们主张不同所有制成分的共存,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如果只考虑“经济效率”一个维度,那么在很多人眼中不同的经济思想可以画成一条直线,最右边是强调市场作用的亚当·斯密,以及熊彼特和哈耶克等后世传人,居中者是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最左边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颠覆式变革的马克思。

但问题在于,不论是古典时期的斯密和马克思,还是他们之后的凯恩斯,都不是生活在一维世界里,也不是只关心经济效率的“经济人”。斯密除了《国富论》还写过《道德情操论》和《法理学讲义》,马克思除了《资本论》还写过《共产党宣言》,凯恩斯除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还写过《〈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参与过一战后的谈判和二战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因此,他们既是伟大的经济学家,更是伟大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因此,如果考虑伦理、法制和政治等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我们就需要在“经济效率”之外,增加一个“社会稳定”的维度,站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人”的角度,重新审视下图中这个两维的世界。 这时我们发现,站在左下角“大萧条”的位置,马克思和凯恩斯给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图中虚线表示思想路径)。马克思认为“大萧条”的起因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残酷剥削,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工人阶级有限的购买力与无法消化的资本主义的巨大产出,造成企业倒闭和“大萧条”。凯恩斯则认为“大萧条”起源于人们的动物精神,危机前人们会盲目乐观、过度投资,危机后又会陷入恐慌、需求不足。因此危机之后,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弥补有效需求不足,把经济从衰退的泥潭中拉出来。正常情况下,政府也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有效防止危机的发生。

遵循各自精神导师的指引,二战后的苏联和美国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政策体制。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苏联从消除私有制入手对资本主义制度釜底抽薪,试图通过公有制保证社会公平和稳定,通过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事实证明,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实现了暂时的社会稳定,但是付出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巨大代价,终究不可维持。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开始不断探索(图中上方的实线箭头)。

美国在战后则遵循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实行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受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滞胀,在此背景下,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再度出现自由主义思潮,经济上也逐步放松了政府管制和调控,开始重回自由市场经济(图中下方的实线箭头)。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不仅引发人们对“大萧条”是否会重来的恐慌,也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争论和反思。

在此背景下,诺曼在书中提出:“革新必须从知识和思想开始。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意味着要提高对经济学本质和局限性的认识,经济学从业者要更加谦逊,并停止夸大科学客观性的主张。特别是理性主义者,想把经济学变成一门无关价值的学科的想法是徒劳的。把经济学从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中分离出来的工程即使在理论上也不可能成功。经济学应当利用模型进行洞察教育和交流,而不是为了显摆。”因为“一旦承认信息不完善、人的理性有限、偏好形式和交易成本等现实,我们自认为的自由市场的大部分好处就失去了核心的经济理论依据”。

诺曼认为,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应该“回到亚当·斯密本人”。斯密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生活在一个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价值观的世界里。”也就是说,斯密要解释的是我们作为“社会人”,如何面对和解决道德、政治和经济问题。因此,在斯密看来,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社会学体系来回答上述问题,为此他写了《道德情操论》研究伦理学,写了《法理学讲义》分析政治架构的法理基础,写了《国富论》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国家政策。这三本著作可谓“三位一体”,反映了他对整个社会学体系的全面、系统而深刻的思考。正如诺曼所说,“如果只看斯密思想的一部分,就会忽略其整体的力量和一致性”。

总之,诺曼认为今天的经济学家必须放弃脱离实际、错误狭隘的所谓“理性经济人”理论,像亚当·斯密当年做的那样,关心人们作为“社会人”,在真实世界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把握其他学科的相关性以及规范、价值观、认同和信任在经济解释之内及其之外的重要性”。

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笔者都深以为是,因此乐而提笔为序。序之将终转而掩卷长思,中国的经济学人,又该走什么样的思想之路呢?我们真正理解马克思吗?我们从亚当·斯密、从凯恩斯,从所有西方经济学中,学到的哪些是术?哪些又是道呢?就像中国的复兴之路,是中国人历经万难,自己走出来一样;中国经济学的思想之路,也要遇山开路、遇水搭桥,靠一代又一代中国经济学人的继承、努力和智慧开创出来。

(作者袁志刚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为《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一书序言,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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