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字如人，听法官诉说审判背后的故事

原标题：见字如人，听法官诉说审判背后的故事

原创 朱雯佳 纪实人文频道第二集

《判决书未曾诉说的故事》

本集集中讲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的三位法官：庭长威廉•韦伯、中国法官梅汝璈和菲律宾法官德尔芬•哈那尼拉，展示了他们在东京审判中如何以公正严谨的专业精神，为最终的判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为战后和平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留下了众多史料和记录。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东京审判的11位法官中，有5位法官写下了主体判决书之外的个人意见书，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法官兼庭长威廉•韦伯、菲律宾法官德尔芬•哈那尼拉，以及在以后的相关文字中留下了重要意见和看法的中国法官梅汝璈。

不同意见与法官本人背景、审判运行体制乃至国家关系等密切相关。那么，作为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荼毒的三个国家，来自澳大利亚、中国和菲律宾的这三位法官各自有着怎样的专业背景？在面对28名战犯的时候，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复杂心情？他们的补充意见里写了些什么，又让我们看到了判决背后的哪些故事？

（从左到右）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澳大利亚庭长韦伯和中国法官梅汝璈

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在浩如烟海的档案史料和庭审影像资料中寻找答案。然而东京审判有如一片浩瀚的汪洋，让初涉其中的我有些茫然。所幸的是导演组的研究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帮助，在和专家的数次交流学习后，我收获了长长一串必读书目和海量的视频素材及文档。慢慢抽丝剥茧后，我看到了方向。

庭长韦伯和他的《庭长决议》

东京审判的11名法官中，来自澳大利亚的庭长威廉•韦伯在庭审后曾写下长达637页的个人意见书，也就是《庭长决议》，这份档案的底稿一直被珍藏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档案室里，很少对外展出，更未曾公开出版。

为了能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在与战争纪念馆多次沟通后，摄制组远赴澳大利亚，在档案馆中找到了厚厚一沓尘封的意见书原稿。泛黄的档案上依旧留有庭长韦伯手写的注解和修改的痕迹，翻阅之中，原本遥远的法官形象仿佛离我们更近了些，透过厚厚的卷宗，也让我们得以了解更多关于审判的历史真相。

在东京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中，有7名最终被判绞刑，其中，前首相和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是唯一一个被判死刑的文官，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发生在他的任职期间。但同时，他也是受争议最多的一名战犯，其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身居高位的文官是否需要为战场上的罪行负责。

广田弘毅在审判席

东京审判中，控辩双方究竟是如何针对广田弘毅的战争罪行进行争论的？庭长韦伯又是如何在他的意见书中事无巨细地罗列出广田的犯罪证据的？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在多达10T的庭审影像、600多页的《庭长决议》中寻找答案。

原来，被认为“生性严谨、非常严厉，甚至有些乏味”的韦伯庭长在主体判决书之外，还对最终宣判的25名甲级战犯的罪行做了详实的陈述。而对于文官广田弘毅的战争罪行，他花了整整22页详述了广田任职期间如何采取“国进”政策一步步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经过的，为最终的判决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依据。

而通过对庭审影像资料的搜寻，我也发现了一段声音和画面都还清晰的资料，记录了检察官交叉盘问广田弘毅的助手石射猪太郎的过程。控辩双方的证词显示，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对于南京暴行没有采取制止措施，正是他的“不作为”，才导致了屠杀的愈演愈烈。

影像与文字直指罪犯的罪行，庭长韦伯对于广田弘毅的最终宣判也掷地有声。

中国法官梅汝璈

在翻阅长达1213页的《判决书》时，我被其中占据了约250页的“对华侵略”部分所深深震撼。从入侵满洲到全面侵华，伴随着日军14年侵华过程中的主要暴行，都被一一罗列出来，尤其是其中特别列出的“南京大屠杀”一节，更是细数了日军谋杀、强奸、抢劫等种种残酷暴行。

距今已经八十多年，读到这些文字尚且为之愤慨，更何况是当时刚刚经历了山河破碎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呢？当年，他是带着怎样的心情赴东京担任战后审判的法官的？面对那些对日军侵华的罪行并不太了解的西方法官，他又是怎样以理力争，将日军侵华的真相载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并最终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侵华主犯送上了绞刑台的？

中国法官梅汝璈

带着这些问题，摄制组来到了北京，拜访梅汝璈法官的子女梅小璈和梅小侃老师。凑巧的是，小侃老师在前几天收拾父亲的文件的时候，还新发现了当年父亲在东京审判期间，就判决书分别写给庭长韦伯和其他法官的英文备忘录原件。她与我们分享与回忆，透过这些泛黄的稿纸，所看到的一位心系法庭事务、严谨求实，又心怀天下的法官与父亲的形象。

梅汝璈之女梅小侃与摄制组分享文稿

而透过梅小璈老师所整理的父亲审判期间留下的日记、文稿以及与外交部的往来函电的珍贵档案，梅汝璈作为法官，所深谙的控辩平等、法官中立等原则与他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之间的矛盾与权衡也可见一斑。看到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为收集证据、草拟起诉书昼夜奔忙，不但不能施以援手，还得注意避嫌，心中的焦虑可想而知。

在法庭上，作为华中派遣军指挥官的松井石根极尽所能为自己辩护。梅汝璈在1961年写下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对南京大屠杀的残暴性以及松井石根的审判细节、罪行认定都给出了详实的说明，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法官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对于法庭最终的判决，梅汝璈在其后来的一篇文稿《漫长的审判》中这样写道：

“七个绞刑犯之中便有五个是侵华巨酋。这事已超出了我的希望，内心当然感到再痛快不过。”

“宣判完毕，庭长宣布散庭。我便从此离开了这个呆了两年半的座席。漫漫长夜的东京审判到此也就结束了。那时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在与小璈和小侃老师采访完，听到了许多背后的故事，看到了一卷卷泛黄的手稿档案之后，我也更能理解“如释重负”这四个字的深意。

寻找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的足迹

菲律宾法官德尔芬•哈那尼拉，在11名法官中很少被提及，但是在粗粗了解了他的经历后，我便对这位法官产生了好奇，希望挖掘更多背后的故事。

曾是一名军人的哈那尼拉，在1942年巴丹半岛失守后沦为了战俘，和其他约七万名美菲战俘一起，在日本士兵的押运下，经历了噩梦般的“巴丹死亡行军”，几乎被折磨致死。

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

而就在四年之后，经历死亡行军幸存后的哈那尼拉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那年，他已63岁了。

在整个巴丹死亡行军事件的审理过程中，亲历者哈那尼拉选择了回避。

在东京审判判决书宣读之前, 哈那尼拉根据法庭的证据以及自身的司法经验，撰写了《协同意见书》，表明了他对判决书的补充意见。在这份意见书中，他到底列举了哪些证据，表达了怎样的观点？作为11位法官中仅有的三位来自亚洲的法官之一，又是二战暴行的亲历者，他是怎样以公平公正为尺，践行一名法官的职责的？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寻找对哈那尼拉和菲律宾二战史有深刻研究的专家。然而，深耕这一领域的专家屈指可数，远在菲律宾又加大了联络的难度。摄制组好不容易通过邮件联络上了来自菲律宾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里卡多·何塞，却又在半途失联了将近一个多月。最终得到何塞教授确认回复可以接受采访的邮件之时，大家都雀跃万分。

采访菲律宾教授里卡多·何塞

采访中，何塞教授详根据他多年的研究，为我们细细讲述了哈那尼拉法官个人的经历和他背后的国家在二战中遭受重创的历史，东京审判最终对包括巴丹死亡行军、地狱航船在内的虐俘事件的战罪责任判罚，以及为什么哈那尼拉在他的《协同意见书》中主张“全员极刑”。

菲律宾的拍摄之行，除了听到了何塞教授作为专家对哈那尼拉的法官经历以及东京审判的理性叙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那便是见到了哈那尼拉法官的后人--今年71岁的外孙女萝丝·玛丽并进行了采访。这也是这位老人首次接受中国媒体的拍摄。从一开始的略带局促，到后来话匣子被慢慢打开，侃侃而谈，从她的口中，我们听到了更多哈那尼拉法官之外的故事，也看到了许多难得一见的珍贵老照片。

哈那尼拉外孙女萝丝·玛丽与摄制组分享照片

谈及外公哈那尼拉对于暴行的态度，玛丽说，“他的确会和我们谈论起暴行，但却并非怀着仇恨。”

我想，无论是韦伯庭长、梅汝璈法官，还是哈那尼拉法官，都有着法理与情理之间的权衡。

而从他们所留存给世人的文稿中，我们能看到的，是他们在权衡之后，所选择的以更理性、冷静、公正的方式，“超越自身经历”所作出的回应。当所有这些背后的故事被串联起来的时候，我们得以看到一场更为完整、全面的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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