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研发客
监管科学落到审评员每日的工作中，是高效率、高质量地依据科学数据和证据链全面评价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对于其他从业者又意味着什么？
始于2015年的监管改革和科学审评，对于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最直接的成果在于，中国新药审批时限大大缩短，一些品种甚至比美国和欧洲申请更快，批准得更早。例如，我国自主研发的First-in-class药物本维莫德乳膏率先在中国研发并获批上市，早于美国3年。这是CDE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在中国药品监管科学大会谈及监管科学和审评带给CDE其中一个变化时的观点。
监管者在思考什么？
谢松梅介绍说，历经10年临床研发的本维莫德乳膏，在开发和审评过程中，CDE在参考了ICH和欧洲相关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基于疾病特点和该药物作用特征，对申请人临床研发全程进行技术指导，指导开展了中国首个局部药代动力学研究以及充分的探索性研究，包括药物不同剂量浓度、不同体表面积、不同给药次数下的药物剂量-效应关系，以及三臂对照的大样本长期确证性研究，不仅确证了其疗效和安全性，还证明了其与现有一线治疗药物相比的临床价值。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基于本维莫德乳膏完整系统的科学研究证据和临床价值，率先于2019年5月审评审批其在中国上市，中国患者最早获得这一有益治疗手段。美国FDA于2022年5月批准其在美国上市。”谢松梅说。
据谢松梅介绍，本维莫德乳膏已被国内外银屑病临床治疗学指南作为一线用药推荐，直接影响了全球皮肤科领域的用药实践，为全球银屑病患者提供了更好的外用治疗手段。
而阿布昔替尼片、乌帕替尼缓释片、佩索利单抗注射液则是通过全球同步研发、同步获得中国参加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数据获批在中国上市，第一时间为中国患者提供了有效治疗手段。此外还通过临床急需通道，通过接受境外临床数据、种族因素评估及中国数据加快批准了7款新药。“这是过去十年科学监管发展沉淀的结果。”谢松梅说。
中国药品监管科学大会现场
在谢松梅看来，监管科学是一整套体系，法律、法规、规范、技术指导原则均应围绕解决临床需求，遵循药物科学研发规律，才能真正促进药物创新。
“要解决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为患者提供有价值的新药，我们需要紧跟国际前沿进展，不断提升审评能力，通过持续完善技术标准体系，保证受试者在安全的前提下促进药物创新，最终把全球新药第一时间带给中国患者。这是我对科学监管最朴实的理解。”谢松梅说。
关于科学监管，国家药监局的决策者们也在深刻地思考着。国家药监局重新组建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药品监管科学研究的国家药监局徐景和副局长，在本次大会进一步阐述了对中国药品监管科学的认知和观点。
“古希腊哲学家讲：一个新概念的出现，往往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徐景和认为，药品监管科学概念的出现，标志着药品监管创新时代的到来，同时呼唤着协同力量的产生，药品安全治理需要行业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
徐景和说，自2015年药监改革以来，我国药品创新创业快速发展，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与患者巨大的临床需求相比，与发达国家的科学药品监管战略相较，我国药品监管资源、监管力量和经验严重不足。为了大力发展监管科学，药监部门不断提升监管的科学化、法治化、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
而在药物研发技术标准化和国际化方面，国家药监局自2017年加入ICH之后围绕科学监管做了大量工作。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王翔实说，这些是中国药监迈向国际、实现科学监管的重要里程碑事件。
据CDE质量管理处处长温宝书在大会演讲介绍，截至2023年3月，国家药监局实施67个ICH指导原则，同时派出70名专家参与ICH中40个议题组的国际协调工作，对ICH指导原则的起草，内容制定进行技术交流与探讨。“加入ICH最直接的结果是加快创新药品全球同步上市，跨国企业更早将早期研发项目引入中国，同时国产新药出海开发的热情高涨。”温宝书说。
行业里谁是吃螃蟹的人？
在工业界，这些年来对药监政策感受最深的便是一系列鼓励创新政策的出台。
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首席药政官闫小军在药品注册领域深根30年，她见证了中国药监发展的诸多重要里程碑历程。2014年她加入百济神州时，恰逢药审改革背景下一系列创新举措出台的前夕。2015年药监改革，2016年的7月，由百济神州科学家自主研发的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BTK）小分子抑制剂泽布替尼在中国进入临床。2017年1月，泽布替尼全球Ⅲ期注册性临床试验启动。
闫小军回忆说，在美国，从递交泽布替尼的NDA到获得上市批准，技术审评及所有的临床核查、生产核查等是平行进行的。在中国，2020年颁布的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行基于风险的审评、检查和检验模式，将原来的审评、核查和检验由“串联”改成“并联”。
百济神州的第三个自主研发产品百汇泽（帕米帕利）成为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后的第一个被受理的1类新药。改革后NDA批准的速度大大加快，不到10个月即获得上市批准，比泽布替尼的上市批准时间缩短了一倍还多。
“这些都是监管科学鲜活的案例和实际的成果，而且令企业实实在在地获益，为广大患者更快地提供创新治疗选择。”闫小军说。
同样，药审改革和监管科学也惠及各家研发单位。例如，徕博科在中国创立25年，已经在中国承接了约2500项创新药临床试验。徕博科亚太区中心实验室及生物分析总经理金凡感受到，如果不是药监药审科学、现代化飞速的发展，公司的业务不会有如此良好的局面。
学术界与行业协会怎么看待？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副所长姚晨教授对监管科学最大的印象，是中国生物统计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他记得2005年在美国介绍中国的生物统计时，与会人员惊讶地问他，中国药品审评也有生物统计指导原则吗？曾经中国以仿制药审评为主，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药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没有统计学全程介入，这造成了试验数据科学性和真实性的缺失和偏移。
在国内院校和外企制药生物统计学专家的努力下，中国的生物统计从无到有，药审中心也于2010年底组建了生物统计部门，2016年与临床药理专业合在一起成立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负责新药（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品）等上市申请（NDA）的统计学审评。同时制定了多项与生物统计相关、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指南，生物统计学在部分院校也成为二级学科，培养了大批生物统计学人才。2019年，围绕监管、工业界、学术机构设立与统计相关的三方委员会也应运而生。
为了使药品监管决策和审评审批流程更加科学高效、客观公正和公开透明，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张伟会长建议药品监管部门按照GXP的原则，加快制定和实施GRP（即Good review/registration/regulation Practice），建立和完善质量保证体系，有效保障监管工作质量，提高审评审批效率。“我们拭目以待。”张伟说。
（本文感谢所有讲者斧正）
关于欧美日监管科学历程和进展
“监管科学”一词，最早由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阿尔文·马丁·温伯格（Alvin M. Weinberg）于1972年提出。随后，该理念被FDA的前任局长Margaret A. Hamburg女士在本世纪初通过发布一系列FDA科学监管关键路径白皮书，并设置监管科学与创新卓越中心，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监管科学后来在欧洲药监局和日本药监局盛行，随后也来到了中国。徐景和告诉研发客，监管科学是以监管活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提升监管工作质量与效率为目标，以监管工具、标准和方法创新为重点的一门新科学。推进药品监管科学，能加快实现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迈进，更好的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