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春堡:让技术发展节奏与人的发展相协调
(来源:环球网资讯)
来源:环球时报
行业、地区、群体之间的差距,不会随技术浪潮到来而自动消失。决定技术红利流向的,是技术扩散的速度与社会承接能力之间能否有效匹配。科技发展以人为本,技术的价值终究要以是否增进人的福祉来衡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中推进的。行业、地区、群体之间的差距,不会随着技术浪潮的到来而自动消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尤其是人工智能(AI)的深度应用,正在以新的方式重新定义“不平衡”的内涵,也对科技与人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
“不平衡”有了新内涵
过去我们谈论“不平衡”,主要指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历史积累的差异;而今天正在浮现的“智能鸿沟”,性质明显不同。它不只是“有没有网络”“用不用手机”的接入差距,更多是由算力、算法、数据、技能和治理能力共同构成的系统性不平等。
相关数据显示,就全球范围而言,高收入国家拥有高性能计算系统的绝大多数份额,数据中心容量方面非洲占比不足2%;在生成式AI的使用率方面,微软相关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下半年,全球北方为24.7%,全球南方仅为14.1%。
在中国国内,这种分化同样某种程度上以具体而微的形式存在:CNNIC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为53.7%,仍有近半数老年人在数字入口面前处于“不会用、不敢用、不愿用”的状态。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测算,我国AI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供需比例达1∶10。这些现象表明,技术扩散的自发趋势与社会公平的公共要求之间存在张力。这也决定了,“科技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不只是一个道德倡议,更是一个治理命题,必须转化为系统性的治理行动。
治理行动要真正有效,前提是看清协调的难点所在。技术本身不会自动产生普惠效应,真正决定技术红利流向的,是技术扩散的速度与一个社会承接、消化、校正这种速度的能力之间能否形成有效匹配。难点则在于二者遵循着不同的时间尺度:技术扩散速度往往受资本节奏和竞争节奏驱动;制度承接能力则取决于审议节奏和预算节奏。让技术迭代、发展、普及的节奏同人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不是让技术“停下来”“等一等”,而是让两种不同的节奏找到可耦合的接口。
以人为本的三个落脚点
以人为本,首先意味着发展的主体是人。AI等技术的研发、部署和扩散,有其产业节奏和资本节奏,但“能否做到”和“以什么节奏做、向谁倾斜”是不同的问题。
无论是“技术万能论”还是“技术恐惧论”,两种论调都回避了真正要紧的判断,即技术应用的速度和覆盖面,应当与就业承载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相协调。这不是给技术设限,而是防止技术在“效率优先”的单向轨道上盲目加速。我们希望的是,每当技术前进一步,都能有人接得住、有人跟得上、有人从中受益。
以人为本,还意味着把“普惠”从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中国的相关实践经验值得世界各国认真对待。在适老化领域,截至2025年年底,“一键呼入人工客服”尊老专线已累计服务超6.5亿人次,3092家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站和APP完成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在乡村,AI助理正进入基层治理、数字平台,连接分散农户,技术以“下沉”的方式改变公共服务的可达性。技术的自然扩散遵循“谁先适应谁先受益”的竞争逻辑,而中国的上述实践主动建构起“谁最需要就先适配谁”的公共逻辑。前者会放大既有差距,后者才可能缩小差距。
就业是以人为本最不能回避的检验尺度。AI对就业的影响,不是简单的“替代”或“创造”可以概括的。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受技术变革等多重因素影响,到2030年全球约9200万个岗位将被替代,同时将创造约1.7亿个新岗位,净增约7800万个。
不过,总量净增不等于结构无痛,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弥合替代与承接在时间、空间和技能上的错位。这中间的“缓冲带”由三个具体维度构成:一是时间维度,劳动者从退出旧岗位到进入新岗位之间,有没有足够短的转换周期和足够低的转换成本;二是能力维度,教育培训体系能不能把“被替代者”转化为“新岗位承接者”,而不是把再就业压力简单推给个人;三是保障维度,社会保护制度能不能覆盖处于转换过渡期的劳动者。
当前,AI就业冲击尚未充分反映在宏观数据上,这恰恰意味着制度布局还有一个难得的窗口期。把就业影响评估前置、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护制度,都是以人为本在分配正义层面的具体兑现。
抓住窗口期,走向人的全面发展
在这个珍贵的窗口期,更需要解决当下矛盾的同时从长计议。应对AI取代人力,不能只在工业时代的就业框架内做存量调整,而要探索人机协作、协同共生的新型劳动形态,逐步引导劳动者更多转向创作、创意、创新、创造以及文化传承、公共服务等更契合人的发展特质的领域。让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就业提质同向而行,让劳动者成为智能化变革的参与者、共享者。这也正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深意所在——投资于算力、模型、基础设施,同时投资于人的教育、技能、健康和选择能力,二者不可偏废。
归根到底,科技发展以人为本,指向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技术研发、产业变革与广泛应用,不能只算技术账、经济账,更要算清社会账、民生账。技术的价值,终究要以是否增进人的福祉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最终不是由它拥有多少算力、部署了多少模型来定义的,而是由它能否让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能力的人都在技术变革中保有发展的机会和尊严来定义的。
科技进步拓展无限可能。但可能性向谁展开、以何种方式展开,则是取决于人能否在技术浪潮中始终守住“人”的尺度。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实中持续向前推进的必然要求,也是让技术红利真正惠及每一个人的制度自觉。让技术发展节奏与人的发展相协调,说到底,就是让人的主体性不被速度裹挟,不被效率遮蔽,而是在每一项技术落地、每一项制度设计中得到具体的安放。(作者是未来学问题学者)